那些年,我们这样过春节

  • 来源:南风窗
  • 关键字:春节
  • 发布时间:2016-01-27 17:49

  不能说过去就是好的,但至少有一点,过去我们在心灵上是更加宁静的。

  我庆幸自己是个80后,曾经过过真正的春节。

  那时我们有一整套流程,每年都要用心走一遍。这套流程全国各地各有特色甚至大相径庭,但重视与诚敬之心,是一致的。它代代相传,于是具备了历史的应然性,但又并不给人们一种不舒服的约束感,所以这套流程总体上让人感觉温暖而快乐。

  这就是习俗。

  我怀念它的同时,也承认习俗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日经济基础已经改变,很难勉强习俗原样停留。

  当时的经济基础,概括起来大概是两点,一是短缺,二是农业社会微弱的人口流动性。

  有记载的农业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绵延2000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短缺的,这种状况,在80后这一代成长起来后戛然而止,中国步入了历史上中国人最陌生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是,“真正”的春节也随之变得陌生,一去不返。

  不能说过去就是好的,但至少有一点,过去我们在心灵上是更加宁静的。

  “祖宗回来了”

  在过去,农业是一种经验主义知识体系,耕作的好坏基于人对“天”的认识水平,而认识水平主要依靠天人相处的时间,这便决定了我们要“敬天法祖”,所以人会“越老越值钱”,祖宗总比我们高明。

  所以,标志着“过年”正式开始的,是年三十上午早餐前要完成一件大事—祭祖。

  家家户户养着至少一头猪,到过年前杀了,就有了一个猪头,加上新杀的鸡鸭,一瓶米酒,还有几块腐竹和几扎粉丝,在民间来说,就是祭祖的“太牢”了。

  一家之主是祭祖的领头者,原来是我爷爷,后来我爸爸和叔叔分家之后,成了两家,他们兄弟就要各自当头,具“太牢”两份,摆在一处开阔的高地。先用黄纸点火,引燃香烛,插好之后,家长倒酒,举杯对着西方祝告,同时邀请列祖列宗回家享受丰盛的祭仪。

  祭祖是在强调一种核心的伦理秩序,人们相信无论后人还是先人,都在同一个信念时空里共存着,各司其职。列祖列宗享受后人孝敬,也要履行他们在肉体消亡之后仍然继续的义务:每一位家长都会在祝告时要求他们看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读书”。

  我是生长于粤北韶关的一个县的客家人。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般都居住在丘陵地带,因为作为外来者不可能占到更好的地方。丘陵贫瘠,天宇狭小,土地有限,农业条件差,更遑论商旅往来,所以人们不求致富,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能够通过读书走向广阔天地,“光耀门楣”。

  所以客家人重视教育,而且他们从来都坚信教育是公平的。

  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考上的是中国顶尖学府,这在乡村舆论当中很了不起,但这个成绩跟我本身的智商关系不大,而是列祖列宗保佑之功,即便个人努力也是他们驱使的结果。之后我的堂妹、弟弟都上了很好的大学,我们返乡见到乡亲,都说是因为我们祭祖心诚,祖宗福荫后代了。

  本文要讲到的习俗当中,唯有祭祖目前仍一以贯之,大家丝毫不敢大意。整个村子已成空村,人们都在县城或外地生活,但一到三十早上,必定在太阳初升之际派遣代表赶回来了。

  家长祝告完毕,就放鞭炮,孩子们躲得远远的,响过之后,又都拢在一处,对着西天作揖。

  在元宵节以前,如果发现有蚂蚱出现在厨房,家庭主妇们一般都会很虔诚地抓起来,放到一盘最好的菜上面去。我就见我母亲这样做过,她说,这是“祖宗回来了”。

  春联的意义

  吃过早餐,就该贴春联了。

  春联一般是从市面上一两块钱一幅买来的,除了上下联和横批,还要在门楣上贴四五张小小的祝福语,像个小屁股帘。贴春联一点也不能马虎,因为没有胶水,当天早上在制作早餐的同时就会用红薯淀粉熬成浆糊。

  一到过年就是我外祖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曾是小学校长,《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都读得滚瓜烂熟,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在村子里是响当当的“文化人”。他在门前的街道上摆开案板,铺纸研墨,有时翻古书现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大多数时候则自己创作。围观者的到来让他得意,写完给人读一遍,解释一下含义,看到别人听得一愣一愣,他脸上颇为满足,顺便还要讲讲自己的英雄史。

  外祖父的创作,让他家的春联与别人家的显著不同。买来的春联,年年内容都是一样的:“炮竹声声辞旧岁,喜气洋洋庆新年”,“春到平安宅,福临吉祥家”,“春风得意财源广,平安富贵家业兴”、“展鸿图得心应手,创大业马到成功”……这些都是联中经典,但又都是“俗联”,年年岁岁,千篇一律。甚至连书法的字体也一样,用笔都是圆润、肥胖,我把它称为“春联体”或“喜庆体”。

  这种共同性,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生态和价值观,以及维护这种共同生态和价值观的韧性。

  “俗联”虽俗,在内容上几乎都是以“家”、“门”、“户”作为立意基础的,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主义的痕迹。事实上中国的传统节日的形成,都是基于弱流动性之下的集体共存需要。所以今天当人们把一切传统节日都搞成一种消费狂欢节,强调个人享受和盘算的时候,这种节日就会显得相当怪异。

  今天我的乡亲们都在县城生活,各自进入了相对的陌生人社会,他们也不再贴春联,这跟共同生态已经消失有关。贴上去,嫌变旧之后很难撕干净。

  新衣情结

  过年,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至少要有一套新衣,从头到脚,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年关年关”,不从负债意义上去理解的话,一个肩扛着家庭责任的人,能不能够给每个家庭成员买一套过年新衣,是我们的“年关”的重要内涵。

  现在回想儿时,对于新衣,我奶奶甚至比我们还着急。除了每个儿子要给她置办一套新衣之外,每个嫁出去的女儿也有此责任,因为过年的新衣能不能到位,直接指向一个中国传统核心价值—“孝”。对于老人,这是一种在传统社群之中生活的脸面问题。之所以说“置办”而不是买,是因为社会曾经短缺到凭票买布,之后再送到裁缝店去剪裁成衣。

  小孩就是一人一套,由父母购置。偶尔有亲戚生活稍微宽裕一点,他们会突然给你一个惊喜,就是额外的幸福,是一件自己快乐同时羡煞旁人的事情。我还记得大概是1990年,小舅舅在过年前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买了一双“波鞋”(运动鞋),我们在舅舅家取了之后,一人一根木棍,一头一只鞋子,挑着回了自己家。

  再贫穷的家庭也不会少了孩子的新衣,区别只在于购买时间的早晚,贫困的,就晚几天,因为到了年三十,价格就会大跌。我的父母一般会在过年前一周买回来,但不到时间不能穿,忍不住天天去看,拿出来往身上比一比。

  大年三十这天,中午饭吃过就开始烧热水,洗澡。既是除夕,就要有一个仪式,把身上过去一年的风尘除去。把新衣都穿戴整齐之后,大家就会走到村子里人多的地方晃荡一圈,无论老幼,全部一身新衣,互相品评着对方,询问着价格和质料。

  这种“盛况”,已经久违超过20载。90年代中期以后,物质上富足多了,街头巷尾也已经见不到“中国蓝”的布衣以及衣服上的补丁,所以人们对于过年的新衣也就不再讲究,或者说根本没有这个念头了。

  前几年,我还坚持要我的父母过年前一定要去买一套新衣服,可惜后来也不了了之。

  炮竹迎新

  现在人们过年,过得“忘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而且大部分时候已经“不这样”了。比如放鞭炮,这是过年最核心的含义,传说认为,“年”是一头猛兽,毁坏庄稼,带来禽畜瘟疫,总之一切农业社会不好的事情,大概都跟它有关,放鞭炮是为了把它吓跑。

  这谈不上迷信,整个民族的许多文化丛和价值观,都是以传说作为逻辑原点的,它构筑了与经济社会背景相契合的思维方式。

  我们那放鞭炮,最集中的时间是除夕夜24时,也就是大年初一零时,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我们叫做“开门”。这一刻把所有的门都敞开,让不好的东西出去,好的祥瑞进来。零点前早已把鞭炮挂好,只待零时,一起点火,万炮齐鸣,整个乡村世界没入一片巨响之中。我们那没有院子,村子的街道是一条条长长的平行线,各家各户成年的男性们在硝烟和爆炸中活蹦乱跳地点火,像是一场竞赛。

  一挂挂的鞭炮燃尽之后,总有一部分是哑火的,掉在地上,它们就是给孩子们的礼物。拎着一个袋子,沿街拾过去,谁的多,谁的大,次日早上拿出来见分晓。有时候捡起来的瞬间炸掉,也成为一种好玩的经历。那时的孩子们还会自制玩具,比如从废弃的自行车链条上拆卸下来一个个“8”字形的环,组合起来变成枪管,制作火药手枪,过年收获的鞭炮,就是一年里的弹药资源。那东西太危险,我没有玩过,但调皮的男孩就常常“窝藏”火药。

  “开门”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但那时的孩子没有电子产品可玩,白天都是活蹦乱跳,大人们叫“飞马走石”,到了晚上就十分困倦。想参加“开门”,但总熬不到那一刻就睡了,用我父亲的说法是,“拿牙签把上下眼皮撑开你也过不了10点钟”。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了,奶奶就会过来掀被子,说再不起床,鞭炮都全让人拾完了,这才心急火燎地穿衣服。

  从初一到初五

  除夕晚上一夜都要亮着灯,加上要等“开门”,所以乡亲们主要的节目还是看春节晚会。一个村子里,只有几家人有电视机,这几家人家里就变成了聚会场所,像录像厅一样热闹。实在挤不下这么多人,一部份就站在窗外往里看。

  有些人在除夕当日还在忙农活,但初一这天则铁定除了喂养禽畜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干,穿着一身新衣,也舍不得下地。所以这一天是一年中最安闲祥和的一天,哪怕一身债务的人,也敢于到处晃荡,没有人会说起借债还钱这种对彼此都晦气的事情。

  这种所有人都没有负担,或者无视所有负担的轻松感,就是心灵宁静的最好体现。

  离我们家大约十几公里的地方还有个习俗:初一这天只能吃素。我们闻听之后都很惊讶,过个年图什么?因为油水缺乏是普遍情况,过年的时候菜肴一般都是选最好的招呼,但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一样心甘情愿地坚守。

  初二是妇女们回娘家的日子,所以这一天乡村社会里出现了很奇特的一个普遍景象:每家每户除了老人,剩下就是刚过来探望老人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而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都去了别人家了。当然也有儿子打光棍或女儿没嫁出去的,是个例外。

  这种成员调换,对于孩子们而言非常期待,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对你格外亲热。派利是主要是在这一天,从亲戚们手中接过他们的祝福和叮嘱,主要的叮嘱也是“好好读书”。

  初三和初四,就各家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有选择地走亲戚,提着自制的油炸、汽蒸的零食上门去,然后又提一袋几乎一模一样的回来。

  因为市场上、荷包里都短缺,那时很少购买年货,除了一点水果和瓜子,其它零食都是每家每户自制的,种类也是一样,不同的是手巧和手拙的媳妇做出来的口感差别很大。比如自制的米饼,有的酥松香脆,很受欢迎,有的就坚硬如石,无人问津。我叔叔有一次形容他大姨子制作的米饼“扔得死狗”(能把狗砸死),引来婶婶的不满。

  孩子们的快乐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过年不用干农活。在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看来,那时候五六岁的孩子就要下地干农活“很不人道”,但以前这是普遍的现实,学校一年还要在寒暑分别放一次“农忙假”,让读书的孩子回去帮助家里春种秋收。农业人口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从小跟着实践,就是生存技艺的传承方式。

  所以一到初五,就能感觉到整个村子的某种失落情绪,因为这一天意味着“年”过去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大人们开始打扫门前的鞭炮碎片。,初一到初四都不准打扫,因为看上去红红火火讨人喜欢,但初五则必须打扫了,因为这叫“送穷”,把穷的原因都送出去,尽管自己并不知道原因。

  “送穷”意味着流程的结束。全村的鞭炮碎片被集中堆到一堆,点火引燃,然后再用一挂鞭炮相送。有时过年下小雨,火堆可以冒着青烟烧上几天,偶尔还听到“噼啪”的炸响,炸得人心里无穷失落。

  在这个县里,今日的“流程”,主要变成了年轻人没日没夜地赌博,不分时候地不归家,归家也是低头玩手机,留得老人孤单惆怅。我的一位堂伯父说,人是回来了,魂儿没回来。

  相比起来,当年穷虽难“送”,人心富足。

  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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