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年复一年必然中的意外_国外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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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字:年夜饭,圣诞节,拜年
  • 发布时间:2016-01-28 14:46

  一个人在英国生活久了,过年就变成了一件需要记挂却不再值得期待的事。新年当然也有一个替代品,冬天里的人们需要喜庆的气氛对抗寒冷。到了11月中,街上便挂满了彩灯,12月后节日气氛渐浓,白胡子老头和鹿的形象开始充盈于大街小巷。到了圣诞节那天火车停运,大多数商店都关门,校园里变得空空荡荡的,中国同学们却大多都在。圣诞假期太短暂,来不及回国,想出去旅游又四处关门,有的人还要准备圣诞节过后的考试,在圣诞节那天一群人只好聚在宿舍楼空荡荡的厨房里,把所有能找来的桌子并在一起,等间距摆上几个电磁炉,围绕着电磁炉的是在中国超市买来的羊肉片、粉丝、土豆片、白菜,点缀以前两天从超市囤积来的啤酒。围坐在长桌前的每个人面前,根据家乡口味,碗里或是麻酱韭菜花酱豆腐,或是香油蒜泥味精。

  在空荡荡的大学里,摆上长桌吃一顿火锅,难免吃出一些仪式感来,中国同学们觥筹交错之际,不乏忽然痛哭流涕的伤心人,孤男寡女之间也难免会暗生情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盘盘羊肉见底宣告了圣诞夜宴的结束,人们便彼此三三两两,以各种组合回去休息了。漫长的冬季终于在圣诞节之后一天的Boxing day达到高潮,这才是同学们倾巢出动去伦敦扫货的日子,在英国没有“双11”和“双12”的刺激,全靠这一天的疯狂来弥补。这一天在伦敦的牛津街、摄政街,大街小巷,同学们寻找着打折包包。这天过去,一年算是有了交代,全新的一年就来了。

  但中国新年还在前面等着呢。到了2月初,已经是英格兰草长莺飞的时节,实在是没有了节日气息,但是这一天毕竟不比寻常,学校里的中国学生社团必定是早早地行动起来,组织中国同学包饺子乃是应有之义,大动作是四处筹钱,包下市政厅一晚办一场新年联欢会。晚会上多半会请来不懂汉语的市长出席,一胖一瘦两位相声演员登台表演,讲些日本人爱看色情电影、印度人不讲卫生之类的段子——反正外国人也听不懂。当年我也曾经为本校的中国新年联欢晚会写过主持人台词,写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朱军和董卿的形象,围绕着“这个feel倍儿爽”和“留学生与祖国心连心”两个主题,笔下的台词写得自然是既恢宏又乡土,可惜这份稿子早已下落不明了。

  印象中英格兰的春节是一个草长莺飞的春日早晨,推着自行车出门正准备去实验室,我忽然想起今天过年,国内已经是下午临近晚上,一家人肯定已经围坐在一起包上饺子,老人孩子围在电视机旁边期盼等会儿看到正版的朱军和董卿。我赶紧掏出手机给国内所有记得电话号码的亲戚们一一打电话问候,过程短暂又热烈。几分钟后打完电话,我继续心情平静地骑车赶往实验室。在实验室里遇到中国同学,彼此点头示意,并不会提到今天是大年三十,但是感觉彼此会比平时更多了一份亲近似的。

  若是还能记得,当天深夜12点正是国内大年初一早上,这才是真正需要打电话拜年的时候,再一次和亲人们电话拜年,年关便过去了。每当想起新年,伴随在我回忆里的,总有一个破旧的自行车,气息清新的草地,橘红色的卧室墙壁——这只是我多年海外生活的雪泥鸿爪,大概更多的新年早已经被淡忘了吧!

  江湖不会老,老的是江湖中的儿女。我狼狈地毕业,然后更加狼狈地回国,有两三年的时间都和国内同步,过年时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和家人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看朱军和董卿了,日子这样过着不觉时光流逝。等到我再回英国,已经不再是留学生,离开了大学城,换到浮华且光怪陆离的伦敦生活,过年要北上了。

  岳父是上一辈的留学生,80年代到英国,也是两眼一抹黑,而后读书工作,便留了下来,和他一同留下的是岳母和后来网上人称“苏小姐”的女儿。当年岳父读书的苏格兰小城里没有什么中餐口味,初来乍到一家人又都不会做饭,四川人的乡愁里列着各式川菜。岳父读书时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当地一家赌场为了招揽中国赌徒,连做了一个星期的中餐自助餐,面对全城人开放,有整只的龙虾可以享用,于是当年的岳父每天出了实验室便赶赴赌场赴宴,消灭了好几只龙虾以慰藉思乡之情——“当时吃得脸色发黄,大概是蛋白质摄入过量了”。30多年后,岳父对我回忆说。

  初到英国的岳母也苦苦想念着家乡菜。快到新年时,苏格兰小城里并没有几个中国人,丝毫没有节日气氛,于是愈发怀念起国内的猪头肉。路过一家肉店时,她看到里边放着的一个用作装饰的猪头,走进店里,岳母无意中说出了一句日后大红大紫的电影台词:“老板,这个猪头卖不卖?”肉店老板没想到进来的这位中国女士有此一问,这个忠厚的苏格兰人回答说:“这个猪头是刚进货时留下的,店里从来没卖过猪头,你喜欢就拿去吧。”

  于是当年只有20多岁的我岳母,拎着一个猪头,在苏格兰小城的众目睽睽之下一路走回宿舍。把猪头放进宿舍厨房的水池里,丈母娘感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那猪头都如深渊般凝视着她,感觉不寒而栗。她不明白,明明是在国内几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到了国外为何要经历这么多折磨。“后来我还是把它做成卤猪头肉了。”多年以后,丈母娘云淡风轻地对我说。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岳父岳母家吃年夜饭。提前请了几天假和苏小姐来到英格兰中部的岳父岳母家。岳母掌勺岳父打下手,两人着实在厨房里忙活了两天,奶奶姥姥年事已高,在另一个房间里看着江苏卫视循环播放的“非诚勿扰”,对每个新上台的男嘉宾都要兴致勃勃地点评两句。我有点手足无措地去厨房里假装要帮忙,他们正在做烧白,这道高难度的菜我插不上手,于是便守在灶台前默默地做蛋饺,无意中看一眼水池,里面有一个猪头正凝视着我。

  几个小时以后,一桌纯正四川口味的饭菜摆上了桌。岳父岳母都是成都人,在国外长大的苏小姐说的也是一口成都话,我倒都听得懂。桌上唯一有国外风味的便是一瓶法国红酒,桌上饭菜倒是在北方长大的我大多第一次见,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烧白这道菜很隆重,是专门用来招待姑爷的。

  席间岳母对我讲起那个初到英国时因为思乡引发的关于猪头的故事。“那后来呢?”我问她。“后来我三天两头就去那家肉店问老板要猪头。有一天,那个老板对我说:‘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可别生气啊,您这样的一个女士,要这么多猪头干什么?是要拿去当花肥吗?’知道我是要吃以后,店主就不再白送了,每个猪头要象征性地收一英镑。后来猪头越来越贵,我们现在买的这个猪头,还要去店里提前预订才买得到呢。”

  大年初一早上赖床,等我下楼去厨房里帮忙时已经快到中午,岳父岳母在准备着晚上的四川火锅,厨房水池里的那个猪头已经不见了。到了下午岳母领着我和苏小姐出门。“我去买猪头的这家肉铺老板一直问我猪头可怎么吃,我这次给他们拿点尝尝。”听到这话我也心里好奇,英国人的食谱向来狭窄,往往只吃小时吃惯了的几种食物,大多数英国人从来不碰动物内脏,超市里的鸡心、鸡肝也是我到了英国几年之后才出现的,大概多是被中国人买回去涮了火锅。到了肉铺里丈母娘递上川味卤猪头肉,肉铺里一个小伙子听到之后吓得躲到后面不敢出来,倒是年长的店主拿了一块放进嘴里,然后笑眯眯地说:“以后猪头要涨价了。”晚上的火锅宴过后,我和苏小姐陪老太太们打麻将,岳父岳母在一边唱卡拉OK,耳边传来的都是老歌,“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这是我们的选择”。

  一夜过后,大年初二,我和苏小姐重新南下,回到伦敦,一个中国新年便在匆忙中结束了。或许在伦敦的中国城里还有些许的年味,但人们关心的东西被迅速切换成了客户、并购、上市、英超和啤酒,人们谈论着英镑的汇率和四月里复活节的度假计划,人们展望着世界经济前景。

  在国内的大学里,准备着开学的大学生们考托福、考雅思、考GRE,憧憬着海外生活;在伦敦、在牛津、在剑桥,中国学生们一边在实验室里任劳任怨地工作,一边偷偷议论着什么时候才能毕业,就业市场是否景气。过年已经简化成一个个轮回中用以结绳记事的节点,而跳出了这轮回,让人心头悸动的,唯有这年夜饭的香气。

  文 苗千 插图 范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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