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塘合作社的民主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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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字:南塘合作社,民主,权力
  • 发布时间:2012-05-16 11:09

  告倒村支书和村主任不是农民维权的终结,如果权力没有制衡、议事缺乏理性和规则,距离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目的就有很长的距离。

  “避免变成自己曾经反对过的人”是安徽阜阳维权农民杨云标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当过村干部,又成立农民合作社,就是为了用村民自治的方法进行乡村的建设。但是根深蒂固的乡土规则、宗族传统、村民意识交织在一起让这条路并不容易。4年前,他把美国流行的议事规范“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入了乡村,让村民真正有公平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也学习冷静理智的就事论事,而到今年夏天,这个项目将进入第二个阶段,建立章程对合作社的权力进行分配和制衡。

  合作社前传:维权到乡建

  杨云标有着同这个空荡、宁静的安徽农村不相称的忙碌。“五一”假期刚过,他就要到阜阳市内联系做合作社纪念碑的事儿。他告诉记者,从维权到现在兴农合作社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加入合作社的社员已经不知道当初合作社产生的原因,所以想建一个纪念碑让大家记住合作社的历史。他还要去挑选第二天合作社社员徒步拓展活动的奖品、手头上近期的事情还包括联系好北京的农民工合唱团晚会的场地。

  他是10年前的维权农民明星,经历极具传播性,在西安学习法律,回乡准备律师考试时偶然间开始了反对乱收费、村干部贪污和报复告状村民的维权道路。2000年秋天,他的上访信被安徽省的一位副省长批示,有关部门派下调查组,南塘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出挪用、贪污7万多元而集体免职。“真正出名是在这之后,家里的门就快推不开了,每天来三五拨人找我帮忙,我忙不过来,有时候只能安慰一下,给些建议。”杨云标告诉记者,当时他还是个不到30岁的热血青年,在这个情况下就跟两个镇上的7个村、30多个维权农民一起成立了维权协会,还订立了“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的章程。

  帮助别人维权的同时,杨云标开始参加自己村的重建。“我们村的书记和村长也换过好几次,每次上来还是一个样,我们就决定自己来当。”杨云标说。2001年春天南塘村换届选举,杨云标的竞选搭档、村里最早站出来维权的唐殿林高票当选村主任,年轻的杨云标被选为村文书。但是,现实和想象中差距很大,杨云标发现村干部的职位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告诉记者,乡里修桥每个村民收20块钱,有经验的村民估计5块钱就够了,只有最敢说话、家族势力又大的村支书才向上讨价还价。杨云标开始理解原来村干部的行为了。而更常见的情况是村干部忙于完成上面布置的计划生育、各种检查、动员通知事务,很少有闲暇来考虑和实施自己对村庄的设想。

  杨云标向外面寻求乡村建设的思路,他到北京参加“中国乡村建设论坛”。“长期的维权行为让我们活得很紧张,压力非常大。一心想着的就是维权,眼里的世界非常单纯,只能看到贪官污吏,农村其他东西眼睛里面没有。那次会议上讨论农村教育、农村文化、宗族文化什么的,让我思路开阔了。”从北京回来,杨云标的目标也变成了“从哭着维权转变成笑着乡建”,维权协会转型为兴农合作社。杨云标的维权搭档唐殿林继续担任村干部,完成村里的日常行政事务,而杨云标从村干部班子里脱离出来,做文艺队、老年协会,寻找致富项目,做乡村建设的增量。

  民间乡村建设开始很顺利,合作社副理事长刘士勤告诉记者,最早成立的文艺队因为在庙会、市集和婚丧嫁娶的集会中演节目,在附近乡镇的威望很高。他自己当了30多年的村支书就是因为文艺队加入到合作社中来的。2007年国家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兴农合作社领到了001号合作社注册登记证书。兴农合作社还吸引了关心农民问题的大学生志愿者、媒体、学者的关注。文艺队的负责人王秀华告诉记者,2007年“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也来到村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省里的领导。对这些艰难告了很多年状的农民来说,见到北京的专家和省里的干部是他们的一个高峰。

  危机:资金和内耗

  参观考察的外人一走,合作社面对着棘手的危机。文艺队始终没有排练的场地。“最开始在村委会排练,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村委会不让我们在那里了,我们只好租了一个村民的房子,没待多久村民的儿子结婚收了回去,又搬到我四哥家排练,可是我四哥腿骨折了,嫂子找人算命说是因为人多,吹拉弹唱破坏了风水,也不让我们在她家练了。”杨云标告诉记者,合作社只好下决心建一栋自己的办公场所,他们没有钱,只能由社员集资。他们邀请热心乡村建设的建筑设计师谢英俊设计,用少量的水泥,大量的钢、木头、竹子、稻糠、泥巴修建,造价低了几万元。

  建大楼是合作社自力更生的最大一笔投资,虽然兴农合作社名声在外,可是能得到的外援非常少。杨云标告诉记者,他们是维权出身,跟地方政府关系微妙,许多援助项目就在这些微妙中失掉了。“做文艺队的时候,我们找过区里的文化局。他们每年花钱做农村文化活动都做不起来,听说我们自发地做很高兴,愿意给我们一些资金。到了我们乡,听说我们是一群维权农民,就不敢资助了。”杨云标说。英国救助儿童会在阜阳做项目也考察过兴农合作社。“第一天去到我们村看了一下,立刻就说第二天要开一个会具体讨论一下怎么合作。结果第二天就不来了,后来说是因为乡政府的原因。”

  只依靠文艺队和老年协会的活动无法让合作社发展下去,杨云标必须要找到经济方面的项目。最接近的一次是扶持全世界贫困农户养殖致富的小母牛项目。为了能够得到这个项目,合作社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小母牛项目针对的是小社区,合作社就把社员分成了11个互助组,选出组长、文书管理日常的事务,而就在此前不久,杨云标提出的这个权力下放的改革遭到了合作社元老们的反对,为了得到小母牛计划,元老们这一次做了让步。小母牛项目的工作人员也来到村里对骨干进行过培训,一直负责合作社小母牛项目的刘士勤告诉记者,除了项目组的培训,他还额外到每个互助组去讲过课。2007年的整个冬天,兴农合作社都在为小母牛项目忙碌着。看见有扶贫项目的支持,不少村民新加入了合作社。但这又是一次失之交臂,小母牛项目因为金融危机筹资困难,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四川赈灾,加之兴农合作社所在乡政府的不支持,最终没有批准兴农合作社的项目,“就像是夹了一块肥肉,快到嘴边掉在地上一样的沮丧”。杨云标告诉记者,他的个人信誉和合作社的生存都受到了空前的质疑,项目申请失败之后有五六十户社员退出了合作社。

  除了外部的压制,骨干之间的内耗也威胁到合作社的生存。“在维权的压力之下不会去争什么位置,那个位置意味着危险,可是外部压力没有了,人的想法就变了,觉得那个位置意味着掌握更多的资源,虽然当时我们穷得一干二净。”杨云标说。副理事长张勇是杨云标的竞争者。杨云标告诉记者,张勇是因事辞职回乡的公务员,参与维权是他重新回到农村公共事务的唯一机会。当时杨云标还是一个只会讲法律、政策的毛头小伙子,而阅历丰富又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张勇则熟知谈判策略,哪些干部是维权农民要争取的,说话时候要软一些。杨云标是维权协会里的符号,外界因为他而知道维权协会,张勇则经常扮演调兵遣将的角色。成立合作社之后,张勇不甘于副理事长的位置。

  “他一定要负责合作社里最重要的事情,初期是文艺队后来是建楼。而且他做事情的时候,所有人都只能为他服务,建楼的同时老刘在做小母牛项目,那个项目时间很紧,可如果有人跟着老刘去做,他就会发脾气,不干了。”杨云标告诉记者,比工作纠纷更棘手的是所谓的乡村智慧。“他对谁有意见就捣乱。比如说文艺队两个重要的演员突然不来排练了,后来了解是因为他去出主意给大家下马威。我们评奖突然有人来大吵大闹说不公平,因为他去跟人说他投了这个人的票,可是谁谁就是反对。”杨云标告诉记者,合作社骨干有了不好的风气,用这种糟糕的乡村智慧表达自己的意见,当面不提出来,背后做动作,找到机会就吵架。在2008年5月份,杨云标接触到“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前,合作社到了从维权时代开始最为低谷的时期。

  抽象的药方:“罗伯特议事规则”

  把“罗伯特议事规则”介绍给杨云标,对于作家和民间公益人士寇延丁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她告诉记者,在兴农合作社急需项目凝聚社员的时候把议事规则引入合作社,既表明外部资源对杨云标的支持,也是合作社治理的需要。而对于“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讲,也找到了一个在中国推广的合适土壤和时机。《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文版的翻译者袁天鹏告诉记者,在兴农合作社之前,只有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出于职业上的认同和理解应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召开合伙人会议。

  袁天鹏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大学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罗伯特议事规则”,他在国内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出国后对学生自治团体有天然的敏感。“最开始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学生议会主席,他既保持中立又很威严。他们的议会我也看不懂,有的议题当场就表决了,有的拖很久,很复杂。”袁天鹏告诉记者,为了搞清楚美国人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他申请加入了学生议会。议会发给他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虽然像“motion”这样的单词是他认识的,但是因为完全不懂这个游戏,放在规则的语境里是什么意思,他看不明白。

  对“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熟悉是在学生议会开会的过程中。袁天鹏告诉记者,跟他当过的北邮学生会主席不同,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的主席更像一个会议主持人,他无权对议案做决定,甚至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多数时候只分配发言权和执行会议程序。学生议员的发言没有先后顺序,一个议员举手发言之后,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再发言。开会讨论的内容由一个议员提出,如果再有一个议员表示可以讨论,这个议案就进入到会议程序,否则就没有辩论机会。“美国人很重视规则,他们要花很多时间来研究章程。而且我也喜欢这种氛围。我是后去的,一个外国人什么都不懂,也可以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

  美国学生议会的经历本来像求学中的插曲一样告一段落。回国后袁天鹏创业开了公司。“三个股东中一个是跟其他两个人都熟的中间人,会议上大家不表态,会下两个人,两个人的勾兑,任何决策都是单线传播,股东之间的矛盾从来不摆在桌面上谈。”袁天鹏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形让生意做得很难受,他想起了美国大学里开会的氛围,把《罗伯特议事规则》找出来详细研究。“股东沟通的障碍不是我们几个人性格的问题,社会上普遍存在小事情开大会、大事情开小会、真正解决的事情不开会的现象。”袁天鹏说。

  袁天鹏最开始研究“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目的是想通过严格的程序从技术上提高开会的效率,但是资料一路查下来,他发现孙中山1917年写的《民权初步》当中就大量参考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袁天鹏理解这种议事规则不但是一种严密的技术,更是用精心设计的动议、辩论、表决程序保证在竞争环境里的公正平衡和参与各方的正当利益。联系到中国的现实,袁天鹏觉得“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有推广的市场。“它不仅仅是一种开会制度,而是体现了社会价值,我总结有四个方向可以用到:业主委员会、股份制公司、NGO和农民自治组织。”

  第一期项目:技术与系统之争

  务实的杨云标纠结于致富项目和骨干内耗,寇延丁最早的推荐并没有吸引他的注意。“聊了几次之后,心态放松下来才想到‘罗伯特议事规则’可以解决合作社会议里需要改善的问题。”杨云标告诉记者,从维权时代开会的时间就很长,好多人都吸烟,在烟熏火燎之中的环境很焦虑。乡村文化很有意思,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关系特别好,一个人就不会直接反对另一个人,就会很含蓄地不表态。还有的人实际有观点也不表态,怕得罪人。一个简单的事情,放在民主的环境里就变得那么复杂。杨云标希望引进“罗伯特议事规则”可以解决合作社会议的三大问题:跑题、野蛮争论和一言堂。

  长在城市又到美国留学的袁天鹏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他告诉记者,除了推广议事规则到农村的愿望,头脑里对可操作性和效果一片空白,实地到了兴农合作社开始跟杨云标合作心里的落差非常大。袁天鹏拿出来的是一个有50多条的精简版议事规则,杨云标不同意这个方案。“议事规则的语言是高度抽象的。抽象才能概括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在合作社里首先社员不愿意去看,别说他读不懂,读得懂也不会看。”杨云标告诉记者,他要求兴农合作社的版本内容要少,要通俗。可一旦语言通俗,涵盖的范围就窄了,议事规则本来是一个系统,过于单薄就沦为一种技术,这又是袁天鹏不能接受的情况。

  合作双方对项目的预期不在一个层面上,辩论妥协的结果是按照提出动议、陈述、辩论和修正的程序,逐字逐句地把50多条的精简版扣出删无可删、语言通俗的15条。针对跑题的现象,合作社的议事规则规定开会议事的基本单元是有可操作性的行动建议,发言不能偏离当前的议题,一个动议表决之后才能开始另一个,主持人要打断跑题的发言。对一言堂,合作社议事规则用发言时间和次数保证每个人发言的权利,每人每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两分钟,同一个动议不超过两次,意见相反的双方轮流得到发言的机会。针对时有发生争吵的现象,议事规则规定发言先举手,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只能对主持人发言,参会者之间不能直接辩论,不能人身攻击或质疑他人动机、习惯或者偏好,只能就事论事。

  这不是避重就轻,有丰富乡村工作经验的杨云标告诉记者,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才是议事规则在乡村推广的捷径。为了让社员有兴趣学习,杨云标要把袁天鹏的抽象语言用当地农民容易懂的方式翻译出来,文字的版本也要编演成生动的小品。“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名称对农民来说很拗口、记不住,议事规则乡村版就谐音改名为“萝卜白菜规则”。为了便于记忆,项目组的人还把规则编成了顺口溜,用黄梅调唱出来成了文艺队的一个新节目。培训的时间只有3天,项目组先把合作社开会时候三大问题演了一遍,引导社员们讨论认识到这些现象是低效率的、不对的。然后把乡村版规则的精髓设置成问题让大家思考和回答,再讲解具体的操作方法,大量的时间是模拟演练。

  乡村版议事规则特别规定了会议主持人的权限,跟美国学生议会主席类似,“主持人”依据规则裁判并执行程序,但是不能发表意见,也不能总结别人的发言。主持人发言必须先授权他人临时主持,直到当前动议表决结束。在合作社里大部分会议都是杨云标主持的,他是合作社的主心骨,开会他不表态同合作社多年的习惯和实际操作性上不相符,直到现在这一条在合作社会议里很少用到。杨云标告诉记者,他的顾虑并不是出于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曾经做过抗争性维权组织历史宿命的课题,要想避免成为自己反对的那种人就必须在组织实行民主商议。但是对合作社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改变还有些不成熟。

  杨云标给合作社定的节奏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让社员做到不跑题,让每个人有公平发言的机会和权利,发言冷静理智、就事论事。他告诉记者,自己很羡慕来合作社的香港义工,他们没有人把民主挂在嘴边天天讲,但是做事情一定先同别人商量,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教养。他希望合作社的社员也把最基本的几条规则变成行为习惯,起码已经退出合作社的张勇那种糟糕的“乡村智慧”就不会再有用武之地。

  第二期项目:权力的制衡和分配

  杨云标既是被要求中立的会议主持人又是合作社主心骨的矛盾将在第二期的项目里解决。第二期的项目要制订出合作社的章程,就像美国大学里的学生议会花很多时间来研究章程一样,合作社也要用它来为权力画出界限。袁天鹏告诉记者,他设想用一个新添的执行长职位来化解杨云标身份上的矛盾。章程里要规定出哪些事情是由理事长决定的,哪些事情必须要有理事会来决定,哪些事情是执行长决定的。理事长将来可能就像学生议会里的主席,没有单独决策的权力,执行长类似于军队里的长官,在执行上有决策权力。也有可能在过渡期间,杨云标兼任理事长和执行长,但是行使职权的时候身份必须分清楚,再往下走理事长和执行长就要分开。

  把议事规则推荐给杨云标的寇延丁对第二期相对谨慎,她告诉记者,议事规则是工具,合作社的社员要在这个框架里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他们项目组不会带着一个起草好的范本去开会表决通过,一切内容都必须从合作社社员自身的诉求出发。

  终日在合作社琐屑事务中工作的杨云标有更具体的需要,他说:“不能泛民主化,要把权力和职责分开,哪些问题需要开会讨论,哪些是职责范围内必须做的事情。第二个是哪些人对哪些事情可以参与意见,我们合作社一直实行一事一议,委派人做事情时无关紧要的人也来参加讨论,大家都想花最少的钱做最好的事情,条件定得非常苛刻,能把人逼死,如果让他自己做,他肯定不会定这样的方案。所以,一定要让跟事情有利害关系的人参加会议,提出的建议才能够负责任。”

  第二期项目计划在今年的夏秋之交进行,杨云标觉得时间很紧迫。与小母牛项目不同,议事规则项目与合作社的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致富的冲动很急迫,有一段时间每次开会发言最后的焦点都集中在这儿。”杨云标告诉记者,社员对议事规则的习惯养成是潜移默化的事情,他的日常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给合作社找经济项目上。“我们开会把社员的谋生技能列出来,只有种养业,然后发动大家到周围调查,所有从事种养的包括地方大户在内都是赔钱。现实情况是我们没有致富的技能,社员们赚钱的冲动才冷却一些。我们又到周围去调研第二产业,略有些人做得好,又调查了第三产业,赚钱的人最多。”

  从最低谷到现在,兴农合作社主要做了两个经济项目。当地人特别爱喝白酒,开会时候就有人提议办起一个酒厂,没有白酒生产许可证,就只在社员内部销售。因为全是用粮食酿造,质量和信誉好于市场上的其他酒,合作社的白酒销路不错。去年开始,合作社办起了资金互助组,把资金留在合作社内部,再方便社员贷款从事种养生产。农民贷款不容易,资金互助组的项目吸引了不少农民新加入合作社。杨云标还拉来办生态养牛场的钱文胜这样地方上有经济实力的人参加合作社。“合作社是维权农民出身,是村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没有充裕的资金。大户不但可以注入资金,而且也增加了资金互助组的信誉,他们都有经商的经验,能给合作社的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5月3日,合作社组织了一次徒步拓展活动,从阜阳的西湖风景区走到市内,全长十几公里。合作社里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正值壮年的社员基本都是这些在家乡有产业的大户,他们推掉手边的生意,很早就等在合作社大楼前,还借出自己的车做后勤。加入合作社不单是为了资金互助组的生意投资,合作社现代化的运作方式、开会方式也吸引着这些大户的参与。杨云标告诉记者,去年刚加入的磨合期,酒厂经理唐志和对合作社一事一议的开会很不习惯,在家和在生意里一直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经过了几个月两个人再探讨心得,他觉得养成跟家里人商量做决策的习惯也挺好的。也因为经常参加会议,大户们对合作社的事务都很熟悉,也把它当成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第二期项目中,这些有阅历和经验的人会是参与讨论章程的社员里重要的部分。

  记者 杨璐

  摄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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