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错地方也有罪

　　1969年1月，我和四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上海“下乡”来到安徽的濉溪县（今属淮北市）白沙公社王楼大队吴楼生产队插队。1970年的春节过后，我比其他上海知青提前回到了我所下乡的生产队。回到生产队后我发现我原先住的房子被调换了，换到了仓库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与我住得最近的邻居叫吴长弓，是一位很有特点的五旬老人。一来他是18岁结婚，19岁有儿子的；他的儿子也是18岁结婚，19岁有儿子的；而他的孙子比我小两岁，今年16岁了，与结婚的年龄不远了。二来他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其他的农民都生几个孩子，而他只有一个孩子；而他的儿子也只有一个孩子。全家三代人只有五个人。三来他好喝酒，而且是酒喝多了就睡觉，酒喝少了就会胡说八道。

　　初夏的一个中午，喝酒喝得有些迷糊的吴长弓来到自己房屋的后墙处小便。此时，有三四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也正在这里小便。吴长弓见状就说道：“来，让叔看看你们谁能将尿尿（射）得高？”小男孩们听到后，便用尽气力将小便朝墙的高处尿去。吴长弓见状后很高兴地“嘿嘿”几声，自己小便完后转身回家睡觉去了。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来了几个生产大队“文攻武卫”组织（类似如今的治安组织）的人，冲进吴长弓的家中，将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吴长弓一把揪起，并大声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快跟我们到大队去交代罪行！”就这样，突然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吴长弓，稀里糊涂地被抓到大队的“文攻武卫”组织的办公室去了。

　　好端端的吴长弓咋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呢？大家都感到很纳闷，就连住在生产队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也是一头雾水。吴长弓的家人在生产队队长的陪同下，赶紧来到大队的“文攻武卫”办公室。然而，办公室一位值班的人员并没有说出实情，只是说明天上午将把吴长弓押回队里批斗。

　　第二天上午，大队“文攻武卫”组织的几个人将吴长弓押回队里进行批斗。我看到吴长弓仅仅只过了一个晚上，人就变得更加苍老了，看上去简直就像60多岁的老人。大队“文攻武卫”的负责人在“批斗会”上说出了吴长弓的“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原来，吴长弓唆使几个小男孩“看谁尿得高”的时候，大字不识的吴长弓哪里晓得，自家后墙上不知是谁用石灰水写了一幅“毛主席万岁”大字标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用小便尿“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当然是“反革命”的行为。有位政治觉悟很高的农民看到后直接向大队“文攻武卫”组织报告了，所以吴长弓才会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抓了起来。

　　在“批斗会”上，我和所有参会人员表面上都义愤填膺地不断高呼一些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吴长弓！”“吴长弓必须老实交代！”等等。因为此时此刻你不努力跟着喊口号，人家就会怀疑你与吴长弓“穿一条裤子”，那就麻烦大了。而平时能说会道的吴长弓在这个“批斗会”上翻来覆去只会说：“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个多小时后，“批斗会”结束，吴长弓仍是五花大绑地被押回了大队的“文攻武卫”组织的办公室。

　　其实，参会的大多农民心中都清楚，吴长弓绝非是什么“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只是吃了“好胡扯”和“睁眼瞎”的亏。所以，“批斗会”结束后，住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队长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农民一起到大队去“保”吴长弓。好在吴长弓几代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加上这次又是酒后的无心胡言，再加上队里又去那么多人“保”他，“文攻武卫”组织的负责人总算格外开恩，将吴长弓“按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放了出来。

　　通过这一次严重的打击，吴长弓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酒不喝了，话也少了。从我的内心来讲，我也不认为“小便事件”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但尽管他家距我住的地方很近，却也不便去看他。我只是在因招工即将离开生产队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吴长弓家中去看望他。吴长弓见我去看他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还是对我说了心里话：“小陈啊，我太冤了，我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呢？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下中农，是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和救了我家，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当时，年轻的我无言可答，我只是安慰他：“想开些，说不定以后会平反的。”

　　当年的10月份，我被招工进了城。大约是两年后的一天，我回到原先“下乡”的生产队去“探亲”，看到的吴长弓已是卧床不起。回到城里不久，我就听说吴长弓去世了——他到底没有等到自己“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这件奇特的“小便冤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文/陈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