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里的故事

　　2011年的热播电视连续剧《旗袍》，吸引了全国很多观众的眼球。我有幸在剧中扮演国民党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这一角色。

　　该剧云集了当今影视界中大腕儿级的明星演员：王志文、李幼斌及刘佩琦、马苏、祖峰等。此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社会地位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需多言，单就《旗袍》一剧拍摄中的一些花絮、事件、传言和自己的感受，做一个叙述以飨读者。

　　一、临危受命

　　2010年的2月28日，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而且是星期天。早上七点钟刚过，手机以极大音量传递着震荡的声响。我突然下意识地感觉到，好像是谁有重要的事情。否则绝不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有这样不解“风情”之人，在一个不该打电话的时间打过来。

　　手机上显示的名字，是电视连续剧《东方》剧组中的一位副导演，也是业界一位资深的老大姐。我马上睡意全无，翻身一跃按动话机绿键。

　　互问安好之后，老大姐就直奔主题，问我现在能否有档期接拍新的剧目。我略一思忖还没来得及捋清自己的时间头绪，老大姐就又说：“吴老师，请您帮忙了，时间太紧张，您是老演员了，知道救场如救火。无论如何，您也要帮这个忙。”这样一位老大姐，语言又如此之恳切，事情一定很棘手。

　　“您客气了，李老师有什么事您说。”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其实，当时搁谁都得有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人家有难事嘛。

　　老大姐真不愧是业界的高手，寥寥数语就让你有欲罢不能的心理追求，马上就点燃你接受此事的欲望，甚至有比她还着急的内心感受。她首先传递的信息，是让你能清晰地知道你将要与谁合作，你将要扮演的角色是谁，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以至后来到了剧组，我才知道要拍的电视剧的名字。

　　我告诉老大姐说：“我现在正在电视剧《解放大西南》剧组中，现在人在北京。”

　　老大姐欣然应允没问题，如果时间上有冲突，一定以我这边为主。而且说我的个人资料都给老板等人看过，没问题，只要答应出演就OK。又相互交流N个与拍摄相关的问题之后，有些回答虽说是模棱两可，也可以理解，她又不是老板，可我还是做了认真的询问。

　　老大姐说：“剧组备选的三个扮演戴笠的演员，都因各种原因已经pass了，您绝对没问题。我最后再跟老板确定一下，您准备出发就行了。”

　　九点刚过，老大姐又打来电话，一切OK，要求我务必在当天（2月28日）赶到剧组的所在地——横店影视城。3月1日全剧开机（那年2月是平月就二十八天），也就是明天早晨八点钟，剧组正式开机，开机就是戴笠与丁默群（王志文扮演）的重场戏。

　　哎呀！这可有点违背艺术的创作规律。我心里有些犯嘀咕，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不把他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人物个性的把握、面临大事件的决断、怎么来呈现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我心里一下子有些悬空。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我学的都是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创作规律，一定要有体验和感觉。准备一天的时间，就要去演这样一个人人共知的人物，这可不是一般的冒险，险冒得太大啦。而且这一天的时间还不是专心地准备戏，是要奔波在一千五百公里的路途当中。“没关系，网上有些资料，你把它下载了，路上看看。您是老演员了，没问题。”老大姐鼓励着我说。

　　有些事情当你委决不下的时候，鼓动就是一针强心剂。另外再加上和大腕儿要合作的一种跃跃欲试的心理，这种跃跃欲试不是因为有大腕儿演员的兴奋，而是一种比试的心理在作祟。

　　我居然没有马上答应立即前往，这倒不是咱有多大的身份还要端端架子，真不是。是咱还没有和现有剧组商量，这不光是做人做事的规矩问题，那可是有合同约束的，真要是耽误这边的事那是同样的道理。

　　我赶快与《解放大西南》剧组的副导电话商量，都是哥们儿，回答也挺干脆，只要不耽误这边的拍戏时间就行。

　　通过汽车、飞机、汽车的一路奔驰，于当天晚八时四十分，终于到达横店影视城的别墅宾馆——《旗袍》剧组的驻扎地。

　　与制片人匆忙见面后，老大姐是一手端着为我留的剧组晚间盒饭，一手拿着四页纸，五号字两场戏的剧本，全是戴笠和丁默群的二人戏。副导演助理是一个小伙子，马上将3月1日的工作通知单送到，上面清楚地标明：戴笠七时三十分化妆，八时三十分去现场。

　　好嘛，还没开始工作，就体会出了什么叫民营企业的效率、时间与金钱的关系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要拍的剧名叫《旗袍》，全剧咋回事？谁和谁咋回事？结局是咋回事？我都不知道。编剧、导演、出品方、剧本是多少集也一概不知。

　　就凭着手里这不满四张纸的对话，和平时自己各方面的积累，连夜开始了对戴笠这个人物的创作准备。

　　没有任何的参照去推敲历史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定位，也没有电脑可供查询，也不可能去详尽地分析人物，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只能先把人物的台词背下来，根据语言去推敲人物的心理和规定情境。

　　午夜十二点，人物语言、台词、与对手的对话基本搞定，可此时心里反而更没底了。因为剧中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心理变化、外部表现、语言节奏、语速变化、语言的潜台词，怎么来把握？简单地说，规定情景都弄不明白，这戏怎么演？特别是剧中人物语言中涉及到的事件、人物根本没法明白，就更不用说如何来艺术地处理这些情节了，悬而未决的问号一大堆。

　　午夜一点，我给老大姐打了一个电话，问了N个足以使历史学家脑残的问题。老大姐很有耐心地听着，一句话都没说。等我所有问题说完之后，她说：“吴老师，明早我得告诉老板，请您来真请对了。您能把导演没考虑的问题都考虑全了。您就看着把握吧。我还没您知道的多哪！”

　　我当时是无暇辨别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也没弄清是鼓励还是讽刺。但我心里还是有点儿没谱。因为谁都知道王志文是个什么样的演员，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就是教台词的老师，加上这些年来镜头前的磨炼，人家演绎了多少角色，那种熟练程度就如同我们每天喝酒、吃饭、睡觉一样，轻松自如信手拈来。

　　嗨！不想了，箭在弦上，没办法只能豁出去了。只有努力前行才是出路，明早一搏，奋力拿下这一关。不敢说卖卖老，这些年虽说咱不在一线上了，还真没有哪个角色难住咱，也考验一下咱的功底，睡觉！

　　二、小试牛刀

　　翌日一早，试服装、化妆、造型之后，化妆组组长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别说，他化完妆这头发一定型，跟照片上一对比，形象上还是挺像的。”

　　妥！就借着化妆师的一句“还挺像的”——我也就鼓足了勇气，就凭咱——四十来年的艺术生涯啊，那啥，咱怕啥？谁不知道电视剧组是咋回事呀——上！

　　我到现场的时候，前面的一场戏还没拍完。是戴笠的直接手下，上海站站长丁关锋将丁默群骗至重庆后的一场戏。这都是因为我这个“戴笠”的缘故，因为早上需要一点准备时间，所以才安排这样一场戏垫在前面。紧接着就是戴笠与丁默群的两场重头戏。

　　换场景，挪机位，“丁默群”出来休息，正与我碰个面对面。我马上主动与王志文打招呼：“您好，王老师——”

　　看来时间已久，王老师见人太多，有些恍惚——

　　“您是——？”

　　“二十年了，那时您住308，我在206房间——”

　　“哦——？！您是说在中戏的时候——来来，坐坐——您是演戴笠、戴老板——快给戴老板上一杯茶。”王志文对他的助理说。

　　“戴笠准备，下面就是你和王老师的戏。”现场制片已在催促。

　　导演一声预备——开始！有人高喊一声：“戴局长到！”

　　只听现场有人催促说：“戴笠，上。”我那时已无暇体会是戴笠还是我自己，在前呼后拥的大小特务簇拥中快步走进了软禁丁默群的客厅。也许是与明星演对手戏格外重视，反正我内心对人物准备得很充分、自信。但也可能是有些绷得过紧，刚开口一句话：“默群兄，恕我姗姗来迟——”

　　“停！”导演在外边来了一个高声棒喝。

　　导演说我话剧味过浓，戏也有些过，要求都往回收敛一些。

　　当时我的想法是，导演说的可能对，因为我作为话剧演员出身，就是在同行中声音也是卓尔不群，比别人淳厚有力，可能稍不注意，就显得过重了。再加上又是刚开始拍戏，难免会露出话剧表演的痕迹。咱虚心接受，演戏最怕的是不够，过了往回收收还是好办的。可是导演在对戴笠人物的解释和尺度把握上，和我的认识有些不太统一。就在准备重新开始前，导演又说：“戴笠应该再放开一些，进来之后要四处看看——”

　　我想了一下，心里说：戴笠是个老谋深算、谈笑风声中杀人的刽子手、老牌特务头子，绝不是一般情报处长、特务队长式的小人物，要那样简单化、脸谱化的来处理、把握戴笠这个人物将有失偏颇。我知道导演要的是什么样子，可我不能那样去演。但又不能不顾及导演的面子，只好先表示接受，在表演中自己掌握分寸吧。所以后来剧中呈现出来的戴笠，在有些处理和人物把握上，我自己是很不满意的。

　　没办法，咱初来乍到，除了自己认识自己，全是生面孔，还是悠着点吧，这才刚刚开始，别弄得太僵了后边不好工作。对导演的话我保持沉默，表演上自己想着收敛了一些，尽量往导演的要求上靠一靠。后来导演也有让步，同意我的理解，那场戏基本上都是一条条过去了。接下来的一场戏情况有些不妙，因为我毕竟是刚拿到剧本时间不长（那两页纸就算是剧本啦），台词有些不熟，在拍摄中因台词说错停了下来，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是同期声拍戏。这就意味着，演员必须严格按照剧本的台词说话，否则对手之间不好接戏。这对演员的记忆力、台词功夫是个考验。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讲也算不得什么事，别说导演和剧中有要求，就是没有，演员在分析剧本、人物、台词后，也是要背下来的。问题是那得时间充裕，我这哪儿和哪儿还都不知道呢。

　　导演倒还是挺客气地说：“演员台词行不行，不行换下一场。”

　　千万别！我知道只要我说个不行，那一天的拍摄日程全耽搁了，就意味着不论我有什么理由，时间也都是因为我而耽误了，老板当然会不高兴，这咱可担当不起。

　　我马上说：“行，没问题。”

　　“戴笠，你这场戏的上场任务是什么？”导演突然又来了这么一句，声音足以让在场的人员听得清清楚楚。

　　哟，玩上专业啦？我可不是应届毕业生，咱可不怕这个。别说咱正在专业表演院校教着表演班，就是刚一入门学表演那天，咱学的可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在中国那可是正宗的表演学派，我的老师可是斯坦尼的大弟子、丹钦科的得意门生，咱跟老师学得也不差，也是那啥——

　　出于礼貌吧，我将人物的上场任务、规定情景、事件变化，像背教科书一样回答完毕。看来导演对我的回答也还满意，或是无话可说，略一沉思之后说：“各部门——准备。”

　　“预备——开始！”导演的声音刚一落，各部门同时动作着，我调整着自己的情绪，刚刚走进表演区，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声音：“停！”

　　声音不大，但绝对达到了那种威严得不容置疑的程度，比导演的口吻有过之而无不及。包括导演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一怔。因为导演刚喊完开始，戴笠走进客厅，什么都没做呢，就有人敢喊停。

　　此时，就见扮演丁默群的王志文，不慌不忙地走到我扮演的戴笠跟前，看都没看导演和众人说：“你们都先停下来，化妆、服装都过来。”

　　现场众人此时都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地看着“丁默群”。只见他抬手掸了掸“戴笠”的衣服又说：“你们看看这是戴局长、戴老板，身上的衣服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线头和白毛毛？化妆你过来，把戴老板的妆修一修，脸上已经出油了。”

　　此时的拍摄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现场化妆、服装人员的手上。也好像所有人员的目光，都想再看看“丁默群”的神态，可又不敢直视。余光中的问号是，下一步他还会做什么或者挑谁的错？

　　我感觉得到，可能有人也会在暗自问，演戴笠的这个人和王志文是什么关系，或者是说，演戴笠的这个人是谁？

　　每个人心里具体怎么猜测我无法弄准确，但效果之强烈马上就反馈了出来。拍前一场戏的时候，摄像助理还用手抓着我的左胳膊，在镜头前拽着说：“戴笠再往左边点儿站。”大有一把将我拎过去的感觉（这在演员进入角色后绝对是一种野蛮的、与艺术创作格格不入的行为），而现在一下子换成了：“老师，请您再往前走一步行吗？”

　　此时我站在屋子正中央，也是所有人视线的焦点，“丁默群”已退到一侧准备入戏。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心里那个爽啊，情绪很快稳定了下来。享受着工作人员的服务之余，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大半径的范围扫描了一下，才发现除了屋子里的人，门外、窗口还拥挤着很多双眼睛。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都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还以为是看王志文拍戏，吸引过来的看客、粉丝。这个因素肯定是有的。

　　不满四页纸的戏，在中午前后全部拍完了，虽不知效果如何，从王志文老师的认同感觉上看，还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差得太多他也不会通过，导演也是看他的态度如何而决定每一条戏是过还是不过。所以我内心也是带着一种轻松，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这时，现场副导演过来说：“老师，我跟您对一对下一场的词儿。”

　　“什么，下一场的词儿？”我头有点大，“还有下一场？”我问副导。回答是肯定的，副导说：“不但有下一场，而且是两场。”

　　“今天不就是这两场戏吗？”我有些不满地说。

　　“这怎么可能，你没看见通知单吗？”副导也很奇怪地说。

　　“没有啊！”我说。

　　“老师，早晨您来的时候，是我把修改的通知单和又加的两场戏剧本给您的呀！”一位剧组人员说。

　　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刚到现场时是有人给了我几张纸，可当时忙着准备戏，以为是明天的通知或补充修改的剧本，根本连看都没看就放在墙上的衣兜里。为了不给工作人员带来麻烦，我很快答应说：“给我了，对不起，还没来得及看。”

　　赶快拿出来一看，当时真有点傻。又是四页纸的剧本，这可是现场同期声！

　　导演又问了：“行不行？”

　　我说：“行、行，给我十分钟时间行吗？”

　　人有时在关键时刻，真有超乎想象的能力，也许是比平时精神更加高度集中的缘故，也就是十分钟刚过。

　　导演又问：“可以了吗？”

　　这时候还有不可以吗？“可以！”我说。“好！各部门准备。”导演马上下令。我记得那是一场有丁默群的老婆在场的戏，细心的观众也许能感觉到，在那场戏里戴笠有几次眼睛是看着地面在说话。这是后来摄影师跟我说：“老师，刚才那一条，您的头再抬高一些就好了。”

　　我说：“剧本在我脚下呢，高了能看着吗？”摄影才恍然大悟地：“哦！我说呢，您怎么总是往下看呢。”

　　不管怎么着，初战告捷，四场戏按计划当天拿下。剧组满意，老板满意，我自己有点不满意，那就是艺术的遗憾了。其实，每个演员都会有这种遗憾的，要不怎么说影视剧是遗憾的艺术呢。因为它不会像舞台剧那样，今天不好，明天再改，永远不会有第二次。

　　老板满意是用行动证明的，当晚请我吃饭，作陪的有老大姐和老板给我介绍的他的一个哥们儿。

　　回到房间后，同屋的演员说：“老哥，今天的戏真棒！台词、声音、语言、节奏都到位。你经住考验了，老板们都很满意。”

　　“老板们？”我有些莫名其妙。

　　“你不知道哇？”

　　“不知道。老板们都来了？”

　　“那你以为呢？屋里屋外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是干吗呢，就是来看你戴笠演得怎么样。因为之前都不熟悉你，不光是老板们，还有电视台的呢！”同屋“哥们儿”不无夸张地说。

　　哦？看来是无形当中对我又进行了一次考验。不过说老实话，对于戴笠这个人物的把握我还是很有自信的，所以当时导演那种解释我接受不了。但是出于彼此生疏，也就互谅一步，共同探讨吧。在人物理解上有不同见解，这在艺术创作上也是正常的事。说到导演，人还是蛮不错的，后来一聊还是校友，都是中戏表演、导演系的后学者。

　　虽然很多时候在戏剧艺术创作上，人们都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但当有具体人物存在，有历史、事实背景的角色的时候，去创作和把握这个人物，还是有一个统一性，或者说是标准来遵循的，因为他的历史、事件、人物、行为是有共性认识和依据存在的。

　　“老哥，你跟王志文以前认识啊？”

　　“嗯，就算认识吧，怎么啦？”

　　“没事。不过今天他这么一弄，你老兄的身价可是大增。”

　　“是吗，有这么大效果？”

　　“当然啦，你在里面拍戏不知道，外面好些人都问，这人是谁呀？以前怎么没见过？跟你说吧，连老板们和电视台的人都犯傻。行，昨晚你老兄一来，我就说你行！”

　　“过奖、过奖。王志文老师那是抬举咱。”我嘴上在敷衍着，可心里还是很感激王老师的出手相助。不管外边的人谣传也好，传说也罢，说王志文如何如何，作为一个专业演员，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职业的，从这一点上就值得很多人来学习。

　　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不好说或不能说，别人替你说了，而且是为了艺术的效果，那就谁也说不出别的来，真的感谢王老师的捧场。

　　“不过今天你坚持戴笠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把握我认为是对的。刚才和我老婆电话里还说，她也认为你是对的。我老婆是我们市话剧团的团长，哪天有时间还要和你见一面呢。”

　　“替我谢谢你夫人，感谢支持。”

　　三、大腕之争

　　所谓的大腕之争，就是王志文和李幼斌在电视剧《旗袍》拍摄中的故事。

　　当时，关于王志文和李幼斌在《旗袍》剧组中俩人“掐”起来了的传说版本甚多。有的说是因为王志文耍大牌，不“尿”李幼斌，让李幼斌天天早上给他垫戏。有的说俩人争大腕儿，谁也不服谁，这才掐起来，李幼斌都“气”得住院了。反正我听到的和问过我的人不少，而且是五花八门，在圈内和坊间更是议论纷纷。

　　真实点推测，王志文和李幼斌二位明星知不知道这事都未必。就是知道，在我知道和看到的过程里也没那么复杂。其实很简单的事情，我看是被传言扩大化了。有些人就是这样：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嘛！

　　王志文是上海人，但上学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也在北京。并且他是内向型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本来就不愿意、或不喜欢和别人交流，至于腕儿的大小，也不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那是通过自己逐年的努力、业绩、塑造的人物形象被观众认同，被社会认同和制片方宣传的需要，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有一说一，用事实说话嘛。像电视片《南行记》，那是他的起点，到电视剧《过把瘾》一举成名。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成了众多影视迷的偶像，粉丝拥趸成群。

　　李幼斌我不是太熟，同为东北那疙瘩的话剧演员，好像是八十年代，东三省话剧会演时认识。紧接着看了他一些银幕形象，记忆最深的是当年他扮演的一位年轻的税务官，好像还是和我们剧院电视剧部合作的。从那以后，扶摇直上到《亮剑》、《闯关东》红得发紫，一直都是上升期。事情有时候就是巧合，李幼斌是北方人，可上学偏偏在上海戏剧学院。李幼斌性格比较开朗，平时不是很健谈，为人比较仗义。

　　李幼斌和王志文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能喝酒或者说是喜欢喝酒。

　　王志文喝酒是南方人的特点，一个人或少数人喝，注重情趣。当然喝酒的人，总不会是一种样子，喝美了的时候，又是一种状态。我是说就总体而言。

　　李幼斌喝酒更多的时候是喜欢人多，豪爽、痛快，性情中人的表现。当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性格，而且饮酒中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典型的北方汉子。

　　其实王志文和李幼斌的关系一直还是不错的，否则，制片方和他们本人也不会往一块凑了。

　　从1998年二人在《刑警本色》中的合作开始，还是很好的。如果说这次两人产生了一点矛盾的话，这个误会点的起因，也应该是在《旗袍》的制片方。当然制片方也不是有意制造什么热点，只能说是一种巧合，或是说无奈。

　　因为王志文做事是很严谨的，他的工作合同中就明确写明每天工作时间多少是固定的。开工时间，几点收工，基本是不变的，开工时间不能太早，收工时间不能太晚，特殊情况例外。这样做是很对的，否则无法保证休息。李幼斌也是如此，那么多的戏，天天如此，不把时间调整、把握好，谁受得了哇！

　　李幼斌的合同怎么约定的没听说过，我猜想北方人的特点，可能比较框架式，方方面面要求得不是那么严格。

　　可能问题就在这儿产生了，早晨我化妆的时候，碰到过李幼斌老师，而且是在我去的时候，他就基本化完妆了。这在大明星中是不多见的，一般明星都是最后出现，大家等的都是明星最后上车，他一上车马上出发。

　　而王志文老师基本是这拨化完妆，他才化妆。这样，前边的演员能拍一两场戏的时间，王志文也就到现场了。所以，刚开始拍戏的几天，他出现了，早起拍戏的演员就得停下来，而改成拍有王志文的戏。有那么几天，其中没有王志文和李幼斌同场的戏。李幼斌也没有什么强烈反应，也就迁就了。

　　用老百姓话讲，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多事儿的人哪儿都有，就有人提醒了李幼斌。

　　那天李幼斌去找老板谈事儿，老板就住在我的对门，好像就谈到了这方面的事儿。不是我好事儿，是因为两边的门都开着，但具体怎么说的我可没用心去偷听。

　　紧接着是李幼斌晚上请朋友们喝酒，我那天正好回北京，同屋的演员去了，因为他在这之前与李幼斌在别的剧组合作过。

　　我再回到剧组的时候，李幼斌已经住院去了。据我同屋的演员说：李幼斌在喝酒时有些不高兴，喝得多了点，引起了胃肠炎，再加上心情不痛快，病情又不见好转，从横店医院住到了杭州医院。可能总共是不到十天的时间，但李幼斌的合约是七十天。王志文的是八十天，谁的也耽误不起，这才引起了“掐架、闹事儿”之说。其实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闲得打“牙祭”罢了。

　　要说真是大明星的人，不见得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年接触了一些大腕儿级的明星，其实他们平时都是很随和、谦虚的。

　　你像陈佩斯老师，我有幸与他在舞台剧《雷人晚餐》中合作，排戏、演出近两年的时间。人家那才是大家风范，从不耍大牌不说，而是一向以平民的形象示人，所以大家都说他是平民明星。脚上总是那双都漏脚趾的老北京布鞋，真没那么多事儿。

　　四、非常感受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接触电视剧，并参与了一些自己编剧、导演、主演电视剧的拍摄工作。后来远离了这个圈子一段时间，近几年才回来。

　　我真正参加民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的电视剧制作就是《旗袍》。据我了解，长城影视公司的前身也是国企性质，在2000年时转轨演变成了民营资本企业。现在的老板赵氏家族的老大——赵锐勇，以前做过县市级广播局的副局长，能写能干，懂得专业。我与他见过几面，交情不深，感觉身上有些文气，挺睿智、敏捷。一般长城公司的剧，都是他总编剧。十年来能这么迅速地成长，我还真没弄清楚，是机遇加命运使得他成功，还是他真有独到之处。

　　咱们来看看他剧组成员的构成，除他之外多数是从农民到农民的农民艺术工作者。制片人，也就是请我吃饭的老板，“老大”的弟弟赵锐钧，一个地道的农民，他整天说话就是骂骂咧咧，不是让这个人活着出不了横店，就是要把那个人的腿敲断。我给他总结的是文盲加流氓的经营管理方式。哎，就这样也有很多人去迎合，而且还是比较有名的演员、或者说是所谓的腕儿。实际很好理解，就为了多挣点散碎银两而点头哈腰地装孙子呗！

　　你到那个统筹的房间去看一下，满屋烟气腾腾不说，抠着脚丫子在喝酒的，肯定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可没有瞧不起农民的意思，真正的农民厚道、朴实，可能不讲究繁文缛节的礼数，但是人家古朴、真实。这些是什么农民，是染过的、又褪了色的农民，狡猾得很。比如，你想要调整一下拍摄日程的事，还得有所表示，否则没门儿。当然这也跟有些人是出于感激，或为了自己方便利用他而主动去谄媚有关。

　　再到那个什么财务制片屋里看看，杯盘狼藉不说，看不出是住人的地方还是仓库，屋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睡觉用具、摄影器材、水果、盒饭都混在一起。那些吃食装上盘子就往导演、主演屋里送，一般人还吃不着。找他签个字，明明就是经他审核后，再交给出纳贴好粘牢，老板签过字，他再登个记的事，你说你还装啥？不行，得等。等到他实在没事干啦，才问你：“这是你的？”这不是废话，不是我的我报得着吗？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剧组开饭，在外景地咱就不说了，条件有限，多大腕儿也得将就，有个凳子就是豪华，有个小桌就是爷。能跟导演一样吃从车上拿来的小灶盒饭，就是大腕儿。这咱不眼气，“级别不够”嘛。

　　咱说的是住在宾馆里，不去现场的演员，一日三餐那叫一个不痛快。哎，吃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发放盒饭那位监管人的那个劲儿，还叫什么生活制片，真叫你哭笑不得。我没在监狱生活过，我看到过表现解放前的电影里的犯人生活，除了时间、地点不对，有时我真有点时空混乱的感觉。就那个所谓负责生活制片的人，身上的衣服、脸、手几乎就跟每天送汤的那个桶一样，黑乎乎的花里胡哨嘎巴扯叶。整天手插在衣服里像怀里边揣着个什么东西似的，托着他瘦骨嶙峋身体里的那个胃。平时说话你听不见他有多大声音，可是一到开饭的时候，就变了，变得又尖又细，往走廊的一头一站开口一声：“开——饭——了！”他这一喊全楼回荡，他喊得那个“开”字，发的是“坑”音，“饭”和“粪”的音分不清是哪一个，就是最后一个了（liao）字，往上一挑，冷不丁的还吓人一跳。我每次听到他喊的都是“坑——粪——了！”当地农民怎么说话我不清楚，可这位搞艺术的农民兄弟我建议还是先把“饭”和“粪”弄清楚了，要不然别人不好办，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为和动作。也许是熟能生巧，这哥们儿可能喊得时间长了，就这一嗓的音域高度绝对可以达到专业级的水平，在灯光有些昏暗，平时静悄悄的宾馆走廊里，真有喊犯人开饭的意境。

　　这位老兄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是敬业，还是被老板养成了职业习惯，每天喊完后，都是叼上一支烟卷，不离左右地看着他的饭盒箱子。碰上刚来的人或不熟悉的人，要是谁拿两个饭盒，他就会问：“给谁拿的？”听着就是：给“贼”拿的。有熟悉一点面孔的可能是顾忌点面子，当时他不问，而是稍过一会儿，他会到那个人的房间去，找一个借口看看同屋的另一个人是不是在屋。哎呦！真让人受不了，真是分不清楚是在做贼还是在防贼。

　　虽说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可天天如此啊，可想而知那种不是正常人的行为，对正常人的精神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快、甚至是痛苦的感觉。当全剧组我第一个“杀青”离开的时候，我内心的感觉真就像是从监狱刑满释放出来、重新获得自由一样。面对着一群无知的“农民”，交流起来都很费劲的人，可就是他们在管着你、要求你、监督你，指使着你去搞表演艺术的创作，去塑造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你能做到吗？能做好吗？所以中国的电视剧有很多都是越来越没法看。有些剧组我是不敢去，也不想去，咱不是啥大腕儿，啥也不是，可受不了那种非文化的“文化氛围”。

　　民营文化企业的经营很不容易，可能长城公司应该要好一些，因为从发展的年限，制作品牌的成功，同行的认同、影响力，从诸多方面说，都应该是更高一些的层次。这样才能在文化企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取得更好、更快、更可信的信誉和精品成就。绝不能事前说一样，事后做一样，让做具体工作的从业人员难看、难办，或者失去信誉。我在北京未去横店之前，老大姐也是出于急切，答应的一些事情，到具体落实时就出现了很多不能兑现的问题。例如：说好的七天时间拍完戏，到那儿成了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是你的戏份要拍七天的量，而不是连续七天就能结束。玩这种文字游戏，你能咋办？只好让步。再比如：三天以上没戏的演员可以离开剧组，但你得自费往返，到你戏份时你得立马回来，耽误就要罚款多少，责任如何。这种不公平、不平等的条款还都要写进合同。弄得老大姐非常难堪，咱又不好再坚持，最后老大姐还得走“曲线救国”的路数，想办法去变通自己的承诺。当然有的事情是无法变通的，只好自己认了。

　　就为我回北京拍《解放大西南》，剧组在航空纪念馆拍杀青戏的时候，弄得我与老大姐之间都不是很愉快。老板说了，去可以，这边有戏得马上回来，往返路费得自己负责。我脾气急点，本来说好的事嘛。当时我就告诉老大姐转告老板，我不会自己出路费回来拍戏的，就自己买票走了。弄得老大姐也很被动，以为我不回来了，急得团团转，还找了《解放大西南》剧组的制片人，又找了《东方》剧组的制片人来找我，弄得满城风雨，给我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最后还是老大姐左右逢源地去解决，钱还是你老板出嘛，何必呢？

　　从《旗袍》剧组，我知道了剧组对演员在劳务合同上采取打包的方法。也就是从那时起，好像全国的剧组都开始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合同方式。大腕出高价，一般角色利用你要求上戏演角色的心理，低价压你。然后对外大力宣传，投资多大，大腕儿每集多少多少万元。

　　其实我看未必，就说王志文和李幼斌二位大腕儿，吃饭时赵老板说：“每人是三十万元一集，他们俩就是两千万，全剧我要投资四千万。”我不怀疑二位腕儿级演员够这个价，但他能出这个价吗？出这个价他能说这个价吗？我到剧组时剧本才写完二十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隐藏的奸诈。实际上每集剧本都被刻意加长成一集半的量，最后完成是二十八集剧本，拍完成片剪出来的播出片是四十七集。这怎么可能是三十万一集呢？最起码当时是没有依据来计算的。所以当今的电影、电视剧的劳务费是越炒越高，实际上是跟非良性的循环有关系，而且这种状况谁都不太好接受。

　　吴秀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