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记忆遗产 名至而实归——读陈训先《潮汕先侨与侨批文化》

  • 来源:时代潮人
  • 关键字:陈训先,潮汕先侨与侨批文化
  • 发布时间:2014-11-15 13:10

  近日读刚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训先的《潮汕先侨与侨批文化》一书,颇有感触。因为在去年6月,这小小的侨批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笔者作为潮汕文化研究一员散兵,几乎是全程见证潮汕侨批文化从收藏到研究,到申遗成功的整个过程,也曾经参与过侨批文化研究。

  对于潮汕侨批,民国时期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已经把其列为实业志中的四大商业行业之一,对侨批业的起因、沿革、业务运作、各地商号等,作了较为翔实的缕述和统计;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潮汕地方文化研究起步之后,最早运用文化发生学——“文化源多层次说”的新理念关注和研究侨批文化地方学者,正是陈训先入收本书的《论侨批的起源》一文,这是潮汕改革开放后研究侨批文化的开山之作,文章对侨批作了颇为准确的定义:“作为一种行业,侨批是出国谋生的潮人寄回唐山(家乡)赡养胞亲和禀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谓‘汇款与家书联襟’的民间寄汇;作为一种文化,侨批是一种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文递播为外象,以心心交感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的综合性、流动型的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该文从“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变”、“潮人‘智’潜能的优化组合”和“潮人‘商’思想的灵活实用”三个方面,对潮汕侨批作了深入的阐述。在该书的另一篇文章《清代潮帮侨批业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的贡献》中,作者又论述“侨批业是一项比‘洋务运动’更早的‘金融通洋活动’”,“近现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该始于侨批的‘金融通洋活动’。因为‘洋务运动’毕竟以失败而告终,而侨批的‘金融通洋活动’却以胜利的大笑融入世界的经济大潮,使东南沿海诸商埠成为‘天子之南库’,对国家、地方的金融业所做出的历史功绩是无可估量的”。这些都是非常新颖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更为可贵的是,该书作者不仅仅是对潮汕侨批有深入的研究,对于潮汕先侨的研究,也是作者颇为用力之所在,收入本书的多篇文章,如有关爱国侨领蚁光炎的研究,关于陈黉利、谢易初等著名侨领及其家族的研究,甚至像对于亦盗亦商的林道乾的研究,泰国郑信王的研究,都是既有翔实的史料钩沉与梳理,又有作者独特视角的力作。还有对潮人通商、出洋的重要发祥地的粤东樟林古港,作者在《樟林古港三题》一文中,给予地理功能乃至经济文化功能的准确定位:“得天独厚的‘河海交汇之港’”、“粤东著名的‘通洋总汇’”和“粤东对外移民拓殖与文化交汇的重要基地”,并进行深入阐述,这样的定位与阐述,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独到,发前人所未发的。

  正是基于该书作者对华侨与侨批文化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因而早在1994年4月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三次理事会上,该书作者就已向理事会提出“征集侨批原件,以丰富馆藏和作为研究之用,并提供可以率先征集的线索,澄海收藏家邹金盛藏有数千侨批原件。该提议得到理事会的支持,理事长刘峰当场拍板,这是潮汕历史文化中心征集侨批工作的滥觞。尤其应当指出,这项工作是在省政协吴南生主席的一直倡导和支持下进行的。他登高一呼,进展很快,并逐渐形成侨批文化研究的热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分别于2004年、2007年、2010年,多次组织召开“侨批文化学术研讨会”,可以说,一定程度地形成了潮汕侨批文化研究的热潮,侨批文化研究甚至成为一门显学。这些,都是跟本书作者陈训先最初的动议和研究分不开的。作者收入本书的论文,也有多篇是参加这些研讨活动的文章。

  侨批和侨批业,除了已经有较多研究的地域文化、传统道德之类的独特价值外,应该还具有海外移民史拓殖史、跨国金融汇兑史、跨国邮政史、跨国物资交换、跨国交通史、自身行业发展等多方面的的经济史、文化史研究价值。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已经从一些方面加以开掘,取得了颇为可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饶宗颐教授指出的“可与徽州学的契据、契约文书‘媲美’,价值相等”的论断,对于侨批历史文化价值的定位,对于潮汕侨批的收集与研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笔者在参加第二届侨批文化研讨会的文章中曾提到,“侨批不仅可与徽商的契据契约文书媲美,侨批业同样可与被称为‘中国银行之父’的晋商的‘钱庄’、‘票号’媲美,尽管规模和范围远不及晋商的钱庄、票号,但从地域经济史的角度看,侨批业却是有独特的特色的”。现在看来,如果再往深一层说,清后期晋商的钱庄、票号曾经追求汇通天下,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实现,况且其所谓“天下”,仍仅限于本国;侨批业却是跨国而且是跨多国的。以此角度来说,本书作者上述的“金融通洋活动”的概括,已经接触到侨批业的本质特征,是难能可贵的。而侨批之所以顺利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除了各方面的努力之外,从实质的方面来看,应该是由于其在跨国经济史、文化史上的独特价值所决定的,是名至而实归的。

  当然,依笔者看,侨批的成功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并不是意味着已经尘埃落定,功德圆满,而是意味着我们必须立足于更高的起点、更高的平台,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跨国经济史、文化史上的多学科、多行业的独特价值作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使其无愧于这个称号。这个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文/吴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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