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价值美学:徐腾访谈

  • 来源:建筑创作
  • 关键字:空间价值,英国,福斯特
  • 发布时间:2015-03-26 15:38

  编者按:2014年7月18日下午,在北京侨福芳草地商业办公综合楼,《建筑创作》杂志主编王舒展、编辑童佳旎对“侨福芳草地”项目主创建筑师徐腾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采访。采访用英语进行,贯穿了四类命题:“IDA综汇建筑的基因”、“个人倾向”、“偶然与必然”,以及“双重身份”。这四类命题将成为本次采访的主要线索,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侨福芳草地”项目设计的始末、建筑师徐腾的成长历程以及他所领导的IDA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价值观。

  徐腾职业生涯的前20年是在英国福斯特事务所度过的,之后创立了综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DA),至今已有10年。在职业生涯的30年中,他总共参与完成了3个重要作品: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和侨福芳草地商业办公综合体。在此次采访中,“福斯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IDA初创时,公司管理模式和设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和延续福斯特事务所的方式。徐腾怎样在IDA公司中加入独特的基因,使它从福斯特事务所汲取营养的同时,获得属于IDA自身的品牌特质?

  AC建筑创作(以下简称AC):当年毕业后,您为什么选择加入到福斯特事务所?

  徐腾(以下简称WS):我在伦敦念大学的时间是70年代,那时,福斯特已经相当有知名度了,他的事务所已经完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项目。他的建筑以理性、先进、现代、高度综合却很简约而著称。我非常欣赏福斯特的这种设计语言,他将“极简”推到极致同时又非常实用。1980年,我完成了建筑联盟学院(AA)的课程回到香港度暑假,并没有任何找工作的打算。这时,一位日本的朋友到香港来拜访福斯特在香港新建立的办公室,我俩是同在彼得·库克导师课题组的同学。接着,又有几位同组同学加入了福斯特事务所,而我的日本朋友也已加入福斯特事务所的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楼项目组。通过他的介绍,我接到了香港福斯特负责人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事务所聊聊,我便应约而去。这次面谈就像闲聊一下,非常随性、轻松、带着点典型英国式的微妙。就这样,我们谈定了去事务所工作的事情。第二天,我便开始参与设计汇丰银行附属楼了。我从没想到在一次随性的见面后,我此后20年便一直在这个事务所工作。

  AC:加入福斯特事务所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WS:1981年5月,汇丰银行附属楼设计完成了。我的打算是能够加入到几个主楼设计团队中去。那时,所有的设计都是在伦敦办公室完成的,所以我想最好是去伦敦待上几年,然后等开始施工的时候跟随这个项目回香港。但当我到了那儿,却发现计划落空了,因为这栋楼所有有意思的部分都已经有人负责了。我只能做些边边角角的工作,比如厕所、楼梯,这些都是给刚毕业学生做的细碎工作。好在这时另一个负责人给了我新的项目机会,就是斯坦斯特德机场。这是一个新项目,整个办公室只有3人参与。我想,机场项目会成为我履历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类型。从1981年6月加入项目组,直到1991年4月项目结束,就这样,一个项目整整十年。通过它,我学会怎样去处理规划、协调空间、结构和设备系统。事实上它奠定了我作为机场设计专家的职业生涯。直到现在做机场设计时,我仍用斯坦斯特德机场作为参考案例和标准。

  这10年中,我经历了许多跌宕起伏。坦白说,有那么几次,我真的在认真考虑是否该离开福斯特事务所了。公司里难免会有一些公司政治,使我有些动摇。当我刚到伦敦办公室时,这里只有不到40人;当汇丰项目团队搬到了香港办公室,这里仅剩下不到30人了。这本来就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办公室,不仅很难进入,而且留下来更要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众所周知,福斯特事务所解雇员工是常事,而且他们总是选择在星期五发解雇通知。那时,我已经经历了四、五个“黑色星期五”,我都幸运的留下来了。所以我并不怀疑自己的表现。我在斯坦斯特德项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是客户、英国机场管理局和项目团队之间的联络人,同时也是航站楼项目建筑师及施工期间的驻场建筑师。我知道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这将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可以体验一个项目的全过程,从概念设计到施工完成,这些经验也将有助于我今后的设计。因此,我还是下定决心继续留在项目上,留在福斯特事务所。

  AC:香港国际机场是您在亚洲实践的起点,这是一次事业上的转机吗?

  WS:当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结束的时候,香港机场才刚刚开始规划。记得是1990年的12月,我回到了香港看望我的父母。正好我家的一位世交,是当时民航局的负责人。他告诉我新航站楼招标这个事,问我是否感兴趣参加。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络,后来,他发给我了一份传真告诉我预审期是在1991年年初。在那个时期,福斯特事务所对这个项目,可能连报名的兴趣都没有。但是我想,如果我能为事务所赢得这个项目,这或许是证明我能力的唯一机会,并且在这个项目的团队中,我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我和诺曼沟通了我的想法后,他欣然同意了,并且让我去组织一个工作团队。这时我在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项目时与英国机场管理局合作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由此我成功的说服了英国机场管理局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决定使我们在与其他团队竞争中稳操胜卷。我们入围了,25个团队中只有7个团队胜出。当我们通过资格预审后,诺曼让我去组织一个设计团队参加竞赛。我在公司仓库里成立了专案设计组,避开了其他竞争顾问的视线。竞赛的截止日期在1991年圣诞节前。诺曼和我前去参加专家会审,之后有大量的沟通工作要进行。从那时起,直到三月,我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来回伦敦和香港两地一次。3月2日,香港机场管理局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出席第二天在香港举办的福斯特事务所团队(团队的全称是莫特团队)中标新闻发布会,当时我还在伦敦。之后,我回到伦敦打包所有的行李和家当,2个星期后,我便返回到香港正式启动项目。我是该项目的负责人,被机场管理局称作首席建筑师。当时我37岁,度过了我在福斯特事务所最好的时光。

  AC:那为什么又选择离开福斯特事务所创立综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DA)?

  WS:香港国际机场项目开始于1992年,并在1998年开始动工。1999年的时候,香港发生金融危机,建筑业十分萧条。在那个时间段,福斯特正好完成了所有在香港的项目,公司决定关闭香港办公室。我认为亚洲才是我将来发展的重点,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开始我人生的新阶段。

  我向事务所的执行董事提出了我的计划。出乎意料的是他热忱的为我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我记得他的金句:“如果你可以自己做,就不要与人合伙。”因为有了合伙人,当失败的时候便很难独善其身了。所以我带着福斯特事务所同事们的祝福,同时也在事务所的帮助之下建立了综汇建筑。福斯特事务所允许我们使用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一年,并且委托我们在接下来的2年内完成机场剩余的后期部分设计。这对于任何刚起步的公司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AC:在IDA的创业初期一定经历很多困境,是如何接到侨福项目委托的?

  WS:对于一个新公司来说有许多的挑战,我们必须小心计算风险、节约预算。通过做一些并不需要设计资源的事情,公司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收入。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赢得了第一个竞赛,为住房委员会设计的一个展览馆。这个项目赢得了许多奖项。这是我们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室内设计项目。从那以后我们的委托都是建筑设计项目了。我在福斯特事务所20年来积攒的经验和技巧终于派上了用处。

  侨福芳草地商业办公综合体是我们的第一个建筑委托项目。但是它并不是从合同开始的。起初,黄建华先生让我为他起草一份设计任务书。我猜想他是要委托给福斯特事务所,因为当年我是在福斯特事务所认识他的,当时我正在设计香港机场。我们最初的概念是在2000年的圣诞节提出的。实际上从最初的构思到十年后最终建成,房子的概念始终没有改变。黄先生直到一年以后才给我正式委托,但是一次只给一个阶段工作的委托,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对于任何一个年轻的公司来说,能够建成这样一个项目真的是梦寐以求的事。因此,我要坚持下去,绝不轻言放弃。在那些年中,我听到许多怀疑的声音,甚至包括一些业内的朋友们,他们说这样一个创新的项目永远不会建成。但我有信心,客户亦如是。因此,我们非常幸运,共同的理念支撑了建筑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去坚持这个概念,去实现这个愿景。在2010年,该工程历时10年终于完成,所以总结我职业生涯的3个10年:前10年是斯坦斯特德机场;第二个10年是香港机场;最后一个10年是“侨福芳草地”。

  AC:我想知道您怎么定义自己和福斯特之间的关系?

  WS: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与机场的项目有着很深的渊源。在1999年时,我参与了福斯特事务所几乎每一个机场的设计:伦敦希思罗机场第五航站楼、老挝航站楼、上海浦东第一航站楼、广州白云机场等等。自从香港机场中标后,我和诺曼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香港机场投标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十分亲近。正如你所知,投标的过程十分激烈。在我们设计的过程中不断有来自于机场管理部门的技术问题的咨询。我必须在会审的时候,准确地回答所有的问题。诺曼当然不会对所有的细节都了解,我在那儿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我老板的面子。我知道他非常赞赏

  这点,他曾经写过一封私人感谢信给我的父亲。对于他这个地位的男士来说这是一项非常绅士的举动。

  我和福斯特事务所的关系在2003年做北京第三航站楼投标的时候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我们从属于不同的团队竞争同一个项目。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我们的竞争关系,直到我们都出现在最后的入围名单里。双方的设计都被呈递给当时的国家总理,最后组委会选择了福斯特的设计。我想这件事情甚至改变了他们对我的印象,我们突然就变成了竞争对手,互相追赶对方。随着时光流逝,我仍然跟福斯特事务所的同事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的设计仍然有许多值得我尊敬的地方。福斯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导师。

  AC:IDA在哪些方面延续了福斯特事务所的工作方法,又在哪些方面是IDA特有的?

  WS:当初创IDA时,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业模式作为参考。自我毕业以来,我只为一家公司服务过。因此所有的实践经验都来自于福斯特模式。当我们自身遇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人、项目、技术还是管理,遇到有所相似的地方,我都会问自己:“福斯特会怎么做?”这就像是在我的记忆库里有一个弹跳板,我可以在里面寻找答案和参照。但是在做设计的时候我又会保持清醒,不要变成福斯特的复制品。毕竟我们需要成为一家成熟的公司,我们的作品必须带有自身的印记。推导设计时,我们运用的是与福斯特事务所相似的模式—理智、分析、价值主导。但是我们的解决方法更加适应于东方的文化背景。在设计中,我们尝试引入来自传统中国建筑的元素,比如塑造空间以获得自然采光和通风的平衡。我们都受过西式教育,所以我们的建筑表达方式是基于现代主义原则上的。我希望我们的设计融合了现代美学、科技革新和东方元素。在“侨福芳草地”的设计中,你就能看到这些要点的结合,它们有力的塑造了建筑造型和空间。

  但是,我想我们和福斯特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设计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这是我们自创的模式。IDA立足于中国香港。我们和客户的关系是一种非抗衡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会采取迂回的方式说服对方,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我们与黄建华先生很好的合作了15年,在此期间,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福斯特的身上,他们很有可能会与客户争执,并且冒着很大的风险完全放弃这个项目。有时候有些敏感的问题,将会改变建筑的特质,这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或者寻求最佳的迂回方式。建筑是一门艺术,但是我们为谁设计建筑呢?我们可能并不喜欢客户所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当一个建筑设计完成时,它的存在必须是有目的的,它是一个建筑宣言呢,还是实用的存在呢?福斯特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有着良好的品牌信誉。相对而言,IDA是一个比较年轻、热忱的公司。我们会更加的灵活、弹性地处理我们与客户间的关系。在做设计的过程中,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式,令我们的工作拥有独特的综合性并最终具有可识别性。这种可识别性并不是指我们所做的建筑有某种独特的风格,而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也许有一天,当我们成为一个著名事务所的时候,我们会有截然不同的方式。这不可预知。

  AC:那么十年后的IDA会是怎么样的?

  WS:当我初创IDA的时候,有一个30年的计划。在头10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塑品牌,去打造一些少而精品的建筑。在下一个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我们业务的范围,保证每个项目都是独特而高质量的。我们现在在第二个十年了,拥有了一些选择权去承接项目。我们希望大家了解我们,是因为我们能为建筑赋予的价值。对我们来说,这并不仅仅是建筑造型上的事,这是建筑各组成部分所凝聚的智慧。如果我的客户告诉我:“你的设计给予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这对我而言是最高的赞美。

  AC:昨天在您和亚伯先生的聊天中提到,如果说IDA的风格像谁,您更希望像伦佐·皮亚诺而不是福斯特。未来IDA会有怎样的建筑个性?

  WS:我想你希望我能够描述我们将来的作品。事实上,我并不能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我之所以选择伦佐·皮亚诺而不是福斯特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伦佐·皮亚诺更加细腻,他的作品更像是一个手工作品而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产品。举个例子,在提巴欧文化中心中我喜欢他处理地域性问题的方式。地域文化、居民、材料,他将这些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并运用工业的手段创造了一个建筑外壳。这个建筑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我发现完成后的建筑十分美丽浪漫,心生向往。反之,福斯特的建筑之美却是以一种清教徒的方式,精雕细琢、纯粹、高效、但是带着清冷。就像是沃金的迈凯伦总部。这两个都是杰出的建筑作品。我非常欣赏他们设计中的复杂性。福斯特受到了一部分客户的倾爱。但是我想伦佐的设计更加具有包容性。他的作品风格多变,不受拘束,但是具有可识别性,因为它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大脑。我猜想伦佐应该能够更加放松的来做一个设计。我从未见过他,我只是从他的建筑中做一些猜测。

  这就是我们将来的方向吗?我也不知道。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现有的项目中去不断的的实践,比如,菲律宾宿务国际机场。我们在设计航站楼的时候,希望当地的工厂,主要是家具和手工制造商能够参与到这个设计当中,丰富建筑的肌理。机场是一个高技术建筑。我希望在这样一个高技建筑中容纳一些手工艺的痕迹,赋予其独特的场所感。

  徐腾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学习的时代大约是70年代后期,那个时期的建筑学有很多倾向和选择:比如,有的人秉持柯布西耶风格的倾向,像纽约五人组;有的人则反对现代主义风格,比如罗伯特·文丘里等;也有人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比如出现了将工业新技术结合到建筑设计里的倾向。而福斯特就属于后者。除此之外,以他为代表的建筑师,以高效、低成本的项目运营与设计方式,孵化出了第一代大型商业建筑事务所的雏形。徐腾为何在那么多的倾向和选择中决定追随福斯特,难道这真的仅仅是一种机缘巧合,而没有他的主动判断吗?AC:当时您为何去建筑联盟学院(AA)求学?

  WS:在去AA之前,我对建筑一无所知。然而AA没有告诉我建筑是什么,而是给我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发现。在AA学院里面有12个工作室,每个工作室有自己的一套建筑理论。在第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任意选择喜欢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室负责人都是知名的建筑师,像是彼得·库克、雷姆·库哈斯、伯纳德·屈米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独特而强烈的建筑观。对于一个来自传统本科生院的我来说,AA是一个启示。她是一个孕育多元化思想的温床。在那里,没有什么对错,只有不同观点的碰撞。这就是AA学院的伟大之处。

  在我本科学习中,教育的内容比较实际。直到大三毕业之前,我一直都做的很好。我的导师是莱昂·克里尔[1]的弟子,所以所有的设计都必须要参考西方历史元素。这对于我一个亚洲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要不是我最后的评审老师詹姆斯·高尔,我想我应该无法顺利毕业。是他建议我去AA学习深造。

  半年之后,屈米离开AA赴任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奈杰尔·科茨[3]接手了这个工作室,并且用他自己的建筑理论执教课题组,他的方式在AA当时是非常有争议的,它打破所有的建筑惯例。在这最后6个月,我不准备改变我在AA学会的任何东西去适应工作室的新方向。我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项目,奈杰尔不想给我通过。好在评图外审时,遇到了当时的外审教授,詹姆斯·斯特林。他外审考核时,在整个课题组中只给了我一人通过。这件事在AA引起了风暴,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外审教授给整个课题组的学生不及格。詹姆斯·高尔和詹姆斯·斯特林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在很多年后,当我去香港大学做外审评委时,我会给我相信有潜力的学生第二次机会。

  AC:所以,福斯特务实的工作方式是与您的设计倾向是相符的。

  WS:从AA出来,我知道我可以以实践为切入点来做设计。福斯特也是这样。他陈述方案的时候,从来不从理论的方面出发,而是用一种相对简单、务实的方式,因而很难质疑他的逻辑。我去福斯特事务所是因其能以极简的手法创造出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建筑,而并非受到高技派风格的吸引。虽然高技派是大家给福斯特贴上的标签,但是我更为欣赏是其设计过程,而非设计结果。简洁优雅的设计,实际上却是通过大量的努力才得以实现:每一栋福斯特事务所的作品中的轻盈与精巧,都需要极高的专业度,以及各技术专业的综合配合。

  AC:哪位导师的设计方法对您日后的设计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WS:自我离开AA以后,屈米对我的影响和启发一直延续到我的实践之中。他的理论是关于人的行为所塑造的场所:建筑是人类行为的催化剂,而人类的活动定义了空间,并且丰富了空间层次。建筑师的角色是激发那些赋予空间意义的活动。当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无论是机场建筑或商业建筑,这些想法都根植于我的潜意识里。

  比如,斯坦斯特德机场和香港机场的平面都是根据乘客从地面到飞机上的流线布局的。这种流线布局被设计在一个大空间里,只是通过不同的事件区隔。在斯坦斯特德机场之前,大多数的机场被分隔成几个不同的空间,有些空间层高较低,乘客与建筑外部、以及其他流线没有视觉上的联系。而在大空间里,乘客们能够看到自己下一步要到哪里去,要做什么,他们会感到放松,同时鼓励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停留在机场,机场才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商场设计中,顾客也可以获得类似的心理暗示。容易理解的平面布局、良好的流线、视觉的通透、景观的流畅都是优秀商业建筑的基本设计策略。管理人的行为已经成为空间设计策略中久经考验的良方。这个想法也同样适用于其它各种建筑类型。不同的设计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套理论合理地运用到不同的设计当中。

  所以你能够看到设计的模式和它的发展方向。福斯特事务所的模式和AA的教育都为我提供了养分。我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AC:多年后,在您用PPT阐述侨福的时候,您提到很多解决问题的对策:比如因为要解决日照的问题,所以限定了建筑高度,产生了斜屋顶形式;因为要应对北京的空气污染并获得室内的公共空间,所以设计了环保罩的形式……假如抛弃这些客观条件和要求的限制,您自己考虑设计的最原初想法从哪里来?

  WS:这就得说到伯纳德·屈米的影响了。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长春的项目。在这个设计中没有任何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我们设计了一个塔楼,它的核心筒与主楼脱离开。在两个垂直要素之间的横向连接空间中,我们布置了餐厅,阳台和空中花园等。传统的塔楼有一个极大的缺点,交通的核心筒破坏了整个楼层空间的完整性。这对于底层的零售商业来说,尤为不利。但是当将核心筒空间移走后,整层空间就会变得统一而完整。当你要去较高的楼层时,可以使用电梯或自动扶梯。一旦意识到这种塔楼的优点,整个设计就不再是设计一个塔楼还是两个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垂直流线和水平流线的问题。我们给人们的行为赋予场所,构成动线,人们由此在空间中穿游。不论从建筑内部或者外部,人们的活动都能被清晰的洞见。我们要让建筑具有生命力,所以我们要确保,活动行为产生的地方就是人们最想要到达的地方!

  在这个项目中,零售商场面积约90,000平方米,将需要9层楼的面积来实现。占地面积小,但楼层却很高的零售商场对设计师来说任务艰巨,是一场噩梦。我们建议,将一些餐饮从主要商业空间搬到高层的空中花园里,因为大部分的餐饮店并不是随机地点,而是目的地,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被放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能知道它们的位置就可以了。咖啡厅是随机地点,人们会关心它们的位置,它们需要有策略的选址,交通应该便捷。因此去除餐饮店的面积后,零售面积降低到一个更易于管理的约50,000平方米左右,涵盖了4个楼层。所有这些方法都是非常理性的分析过程。它们是塑造建筑的基本原则。

  我们针对不同的项目背景会用不同的设计方法。在“侨福芳草地”中,我们为周边居民让出充足的日照,并且最大化的将阳光引入中庭。起初如何满足相邻建筑的日照要求有诸多的限制条件,但这也是一个机会,使我们设计出别样的空间。设计的多样性不在于你每次把建筑设计成什么样,而是你如何应对约束和创造性的找到解决方法。我们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察: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工业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像“侨福”这样的房子很快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侨福”的设计过程有许多的特殊性:比如它得到了开发商的鼎力支持;它建造的时机恰好在2008奥运年,“侨福”项目的材料供应商借机在中国建厂,这一举措大幅降低了项目的成本;而十年的机场设计经验又使徐腾在处理“侨福”的建筑技术问题上驾轻就熟。为什么“侨福”并没有成为一种可以被推广的趋势?难道它真的有某种偶然性,或者它是一种幸运的结果?

  AC:建筑师总是感叹,没有遇到好的客户。您是否认同“侨福”这个作品实际上有它的某种偶然性,或者它是否是一种幸运的结果?

  WS:在许多人看来,我能够有这样的客户是非常幸运的。甚至马岩松也这么跟我说。人们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过去的经历。我想这与运气无关。这个项目历时10年时间。期间,有太多次、太多人对我说这个项目不可能实现,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我至亲的朋友。消极总是比希望多,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不论是我,还是黄建华,都从来没有建造这样一栋建筑的经验。侨福集团开发的其他建筑产业和“芳草地”相比,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香港阳明山庄是一组17层高的住宅楼群。设计手法十分古典,非常“纽约式”的那种。实际上黄建华对于怎样运营商场的经验,和我是一样的,我们都对此毫无概念。所以“侨福芳草地”绝不是一个偶然,它绝不是一朝一夕间忽然冒出来的。

  AC:说说您的职业生涯中那些重要的时刻吧?

  WS:在设计香港机场之前我在福斯特伦敦事务所已经工作10年了。在那段时间里有许多次徘徊,考虑是否应该继续留在那里。1989年,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做他在温哥华事务所的合伙人。安娜(徐腾的夫人)和我真的开始考虑这个机会。一天晚上,我们坐下来分析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有三个选择:第一,继续留在福斯特事务所,在我现在的职位上继续做下去;第二,去温哥华这个梦幻的国家,做一个合伙人;第三,改变第一个选择,我能给福斯特事务所带来些什么,这样也许就可以将被动的现状转变为有利条件。

  机会真的来了,就在1989年,我们在香港过圣诞节,我遇到了民航部门的负责人,知道了有关香港机场B航站楼的项目机会。当时一瞬间,我就否定了第一个选择。我想这次机会有可能改变一切。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我与安娜站在赤鱲角前做了这个决定,那时的赤鱲角还是一片荒郊野地,只有海水和岛屿。我决定回到香港,做这个机场设计,让所思所想真的发生。这次放手一搏与我的个性和经历有关,就像十年前,我孤注一掷地选择继续坚持做“芳草地”的设计一样。

  在这十年中,虽然我们常常遇到逾期付款,但我们仍然选择坚持,因为我们想要做成这件事,向世界证明我们可以。这与个人信念有关。30年的职业生涯,3个项目,每个都历时10年之久。我认为,这样积累的经验比30年做许多个项目来得更有价值。

  AC:很多年轻建筑师总是更愿意做方案设计,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看到自己的业绩,而不是参与到后期的漫长的施工图过程中。

  WS:我想告诉年轻的建筑师,千万不要对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项目望而却步。因为十几年的艰苦生活会在日后的经历中证明它的价值,实际上在这样的项目中工作你会涉猎一个建筑师所要了解的方方面面。这样,在日后的设计中,才可以真正随心所欲地做你想要做的事、解决遇到的问题,因为知识都已经储备在口袋里了。

  如果只做概念方案,那么很可能将来你就只能一直做方案。即使有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想去做,也会觉得崩溃。所以我一直对公司里的年轻建筑师们说:“不要因为在画厕所,就不想干了”,因为这也是你需要理解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你未来就一直画厕所,这只是职业培训的一个开始,你需要去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建筑师的训练需要那么多年,不仅仅是在学校,还要在工作中。这样,你才能获取到足够的知识和技术去做各种项目,大到机场,小到住宅。

  AC:小住宅应该会更具挑战性。

  WS:其实设计小住宅就与设计机场是一样的。设计机场的时候,有一个大团队来支持。而小住宅的设计费无法雇到一个团队,所以需要建筑师本人独当一面。你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知道如何把他对公共和私密空间的要求通过设计手法表现出来,同时在客户要求与自己的设计标准之间寻求平衡。你需要知道建筑的每个细节是怎么做的,包括厨房、卫生间、人体工程学设计、空间布局、新型的材料、设备系统等。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建筑所需要的技术。你需要快速完整地将概念变成真实的东西。AC: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并不是一句陈词滥调。这件事似乎暗示了,建筑师的职业素养是好建筑诞生的决定性因素。

  WS: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但是,一开始有谁能看出这是一个机会呢?突然有一天,有个陌生人来找你做一个不可思议的项目,你会接受吗?项目没有完整的委托给你,汇报完一个阶段后,你还会继续吗?你很可能会拒绝这个一生一次的机会。“芳草地”就类似于这种情况,我当时决定继续做下去,实际上是在“赌”未来。

  其实,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我,否则我会在很久以前就升职了。如果真是那样,当然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也不会独立创业。我可能会心满意足地待在福斯特事务所里,我又何须离开?

  当我的境遇发生了变化,它改变了我想问题的角度。这不是一时一瞬的骤变,而是思想的渐变。我渐渐成为了现在的我。所以我很感激机遇。但是,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耐心呆在一家公司工作十年,直到最终才厚积薄发?你可以问问90%的建筑师,我不认为你会说有。

  AC:您刚才提到了与客户沟通的方式。在与黄建华沟通中,难免会有分歧,有哪些最初的设想最后被放弃?还有哪些最终被坚持了?有哪些是他的建议,最后却给了您额外的惊喜?

  WS:好。每个决定都是经过精心推敲的决策。当我们最初提出概念方案时,我们希望弱化外表皮,使它并不突显。然而,客户却希望看到一个强而有力的形象。我没有当场试图说服客户。我在脑子里想象,如果把牙签放在纸模型外面,会是什么样子?突然,我便意识到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他其实是觉得建筑内部空间的精彩程度还不足以支持表皮弱化的立面。弱化建筑表皮,实际上就意味着建筑所有的内部空间都变成辨识性特征。假如我反过来强化建筑表皮,那么建筑就变成一个灯笼。灯笼的外部是用竹子编织成的。光从内部透出来,竹子就有了剪影的效果。因此,如果在模型外面放上牙签,牙签就会出现剪影的效果。这时,建筑内部什么样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突然发现反过来成了更有趣的方向。在这个例子里,消极变成了积极。

  客户当然不会用建筑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所以,我必须找到通感,并且把它变成建筑语汇。这并不是简单的迎合客户的需求。我必须首先理解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与客户做充分的思想交流的前提是在背后下足够的苦功。我尝试了随机排列牙签的效果,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所以必须用理性的方式排列。根据建筑的基本几何形状,我们尝试以水平柱网的几何逻辑为基础,描摹出立面上的垂直几何格网,并微调屋顶的角度与立面柱网相匹配。通过重叠网格的方法,使几何格网适用于整个建筑。因此,虽然建筑本身的形式逻辑非常理性,但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它又能够作出调整去适应新的需求。这是我应对客户的一种方式,因为对技术的把握是我设计信心的来源。可能因为文革的缘故,国内几乎没有和徐腾同年纪的建筑师。即便有个别年龄相仿的,他们之间的背景差异也很大。徐腾是一位接受了完整的西方建筑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带有中国面孔的建筑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处境。一方面,他是了解整个西方建筑界格局的人,知道如何在这个国际坐标中定位。另一方面,他是中国人。这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他可以把西方经验带到中国;但是也可能因为他的中国面孔而被低估。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的话题。中国已很开放,但是中国建筑师还很难进入到国际建筑师的坐标中,和世界真正的对话。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徐腾的双重经历使他像是活了两种不一样的人生,但又好像生活在夹缝当中……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呢?

  AC:您在AA的同学是谁?

  WS:我在AA的同学校友有扎哈·哈迪德,瑞姆·库哈斯。扎哈比我高两届,库哈斯比她高一届,比我大三届。大卫·奇普菲尔德和我同年级,后来也去了福斯特事务所,我们就面对面坐。当我们后来聊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经历,来自相同的办公室。还有一些在福斯特事务所工作时的同事,几个德国人,还有法国人。雅克·费尔叶非常年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没有差10岁。或许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比我更早成立事务所,更早开始了自己的建筑实践。

  AC:建筑师之间会有代际,您是否会下意识的把自己和同时代的一些建筑师互为参照?我们想知道他们是谁?您比较关注谁?谁会在建筑思想上对您产生过一些影响力?

  WS:我常常会比较年纪。因为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年纪反应了阅历。25岁时,我从学校毕业;10年后,35岁时,我完成了斯坦斯特德机场的项目,然后开始接手香港机场的设计;45岁时,香港机场项目结束,我开始创办自己的事务所;55岁时,我完成了“侨福芳草地”的设计。我现在60岁,我如何在世界职业建筑师的坐标中定位呢?前面说的这些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我惟有将我的这些参照点放到诺曼·福斯特以及福斯特事务所的参照系里,来了解自己的定位。当福斯特60岁的时候他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呢?我记得,当他过60周岁生日时,我正在香港负责香港机场的项目。我想当时对他而言,最重要的项目是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从专业成就上来看,那是一个很难被逾越的范例。福斯特从大学毕业以后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他完成的第一个职业生涯里程碑项目是汇丰银行总部大楼,那时他才40多岁。侨福芳草地商业办公综合体是我的第一个里程碑项目,当我开始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也是40多岁。所以我觉得在事业上我做得还不错。当然,诺曼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设计。在汇丰银行之前,他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名气是我们俩最大的差别,我还没什么名气。这种参照会让我看到一些东西。

  AC:您把自己的经历与曾经的老板的经历作比较,那是否也希望您的员工与您的经历比较?

  WS:从个人的职业生涯上来说,我在事业上的发展是比较晚的了。但是,对经验和成就的渴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希望公司的年轻建筑师将来也能与我一样。我对自己的员工有着很高的期许,有时候会显得比较严苛。他们应该能够在45岁的时候就独当一面。现下年轻人学得更快,因为他们动动指尖就可以获得到全球的资讯。我认为今天的年轻建筑师应该更加雄心勃勃,更加渴望成功。我希望看到年轻建筑师们带着些桀骜不驯的冲劲,而不是盲目听从指挥。

  AC: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WS:答案非常简单。我是一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我们这群人常常处于东西文化差异造成的两难境地中。好处是我们可以从两方获得灵感和概念,并且都能做到令人信服。外部世界可以改变你的外在,然而内心的自我是很难被改变的。从西方可以学到很多,自由主义、技术、逻辑,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方法;甚至,也许我比西方人更加熟悉他们做事的方式;但如果全盘接受他们的方法,缺点也同样显而易见。我想,对于最终生活在东方世界的我们而言,所要做的就是去除糟粕、取其精华。

  AC:作为一个拥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人,这种经历会给您带来什么优势?

  WS:中国人善于找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民族特点。也许我的观点过于笼统了。我觉得中国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少直接对抗,即使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总是试图寻找更迂回的方式。这一直也是我的处世之道。当我在设计斯坦斯特德机场和香港机场时,无论我的客户是英国机场管理局,或是香港机场管理局,我都会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应对。至今,我已经有30年的建筑实践经验。也许这并不总是完美的处事方式,但至少这样做,能让我感觉比较舒服。

  也许你称之为妥协,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原则去适应别人。我想补充一点,在设计上,我们几乎总是能坚持自己的方式。我一般用简单易懂的逻辑,去说服甲方接受我们的设计。这一逻辑可以是西方的或者是中国的,技术上或者哲学上的。换句话说,你可以在东西方中找到最好的方法去说服客户。我觉得自己作为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人是非常有优势的。

  AC:您如何把中国人的价值观带到西方世界?

  WS:我们在欧洲有一个待开发的项目,尽管目前我们的客户是黄建华和他的家族,而实际上“真正的客户”是该国的一位杰出人士。我们希望把东方的价值观带到这个设计当中,该项目“真正的客户”也认同我们的观点,认为新引入的价值将给传统欧洲带来更多元的选择。

  黄建华希望引进SOHO(小型办公室和家庭办公室)的概念,但SOHO如果要在欧洲实现需要解决许多矛盾。我们必须将这些致命的问题变成新的机遇。在亚洲,与自然和谐生活的方式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但很少将其放入欧洲的城市文化背景并付诸实践。我分析了一些早期SOHO的案例,他们普遍没有将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界定得很清晰。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私人生活空间都是神圣的,它和公共工作空间之间的分隔关系必须要细致地推敲和处理。那么,能否用院落空间作为生活模块和工作模块之间的过渡空间呢?

  在古时,中国人一般在家里工作,没有办公和居住的区别,住在前店后院的大宅院里。古人并没有把这两种功能分得很开。这是一种我们想要用现代语言探讨的建筑类型学。

  而这个待开发项目是一个50层的塔楼。住在这栋楼的人,在自己的楼层可以同时生活和办公,这很便利。但他们不希望出入办公室的公共人群穿过自家的私密空间。解决私密性和安全性的方法是以院子或花园作为衔接。花园在欧洲文化里代表天堂,这一概念与中国人对自然的解读并没有很大差别。我们的院子即是自然的,而人类活动是世俗的,在两极间精心协调以达到美,这是中国人所说的“和谐”。住宅模块通过旋转平面的方式创造出花园,以解决私密性的问题,避免了邻里之间互相的视线干扰。这是中国“合院”建筑的概念;但在这个设计中,我们将“合院”堆叠了50层高。我们想将中国传统生活哲学引入到新的地域,在欧洲城市住宅设计中创造出新的建筑类型。

  AC:西方人会接受这样的东方理念吗?

  WS:我认为这是一个由中国的开发商和中国建筑师创造的全新机遇。我们这种组合的独特属性,使我们创作出的产品有别于其他欧洲的设计。我们会成功吗?我想回答这个问题还尚早。

  如果我们用四合院的意象,我想欧洲人会有认同感。但是如果设计中有太过于强烈的中国元素,他们很有可能会反对这个创意。当代日本建筑师已经成功做到了不同文化间的平衡,而日本建筑的特点传承于中国。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点,我相信我们也可以。

  为了将中国文化引入到欧洲项目中,我们必须先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公寓最终是要吸引欧洲的买家,建筑必须融入欧洲的文化环境。对于我们团队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之中。

  AC:在西方文化中,您也许会被低估。您如何应对?

  WS: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走开,或者选择直面它,把它变成前进的动力,力证自己的价值。我相信后者,我不相信命运的安排。这是我个人的处事哲学,自信自己毫不逊色的,这在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

  1.莱昂·克里尔(1946-),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和城市规划师。他是新都市主义和新古典建筑学的代表人物。主要因为研讨现代主义城市功能分区和随之而来的郊区化问题、参与欧洲传统城市模式的重建,他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学最杰出的评论家之一。他的理念对美国与欧洲的新都市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特里·法雷尔爵士(1938-),英国建筑师,其代表作是伦敦军情六处总部大楼(简称MI6大楼)在和深圳京基100。京基100是英国建筑师设计的最高建筑。1965年,法瑞尔搬到了伦敦,与尼古拉斯·格里姆肖爵士一起工作。198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事务所TFP。在他的职业生涯与尼古拉斯·格里姆肖爵士合作早期,法瑞尔主要参与住宅项目。独立创办事务所之后,他成为了英国主要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

  3.奈杰尔·科茨(1949-),英国建筑师,作家,多产设计师。设计涉及室内,布展,产品,照明多方面。1985-2006,他与道格·布兰森创办了布兰森科茨建筑事务所。于2006年创立了独立的事务所。1995年至2011年,他担任皇家艺术学院建筑系主任及教授,并与2011年授予荣誉教授。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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