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危矣!

  • 来源:商道
  • 关键字:东莞,企业
  • 发布时间:2015-05-09 15:21

  2014年以来倒下的每一家大企业,都以“树倒猢狲散”的效应带累着一批小企业在行业内烟消云散。成也大客户,败也大客户,一夜之间,就可以毁掉老板们过往的所有无限风光,人生起落来得如此简单明了。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位于东莞的企业(工厂)诸如万士达、联胜、兆信、兔仔唛、诺基亚等……先后破产、歇业,揭示着一些“死撑”着的企业无奈地走到了命运的关口,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萧条之感……

  老板们风光不再

  这几年的经营艰难,让一些中小企业老板觉察到,自己过往稳固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正在被现实颠覆。

  陈跃是东莞桥头镇一家模具厂的老板,在广西南宁的老家,算是一个有出息的人。羊年的春节,让他真切感觉到了自己“形容猥琐”的另一面。按惯例,村里的老老少少,他都要派红包,以往都是数字随意,但绝对有面子。

  “今年不行了,装红包的时候,和老婆坐在房间里左权衡、右计算,塞进去又拿出来,减了又减。”陈跃知道,村里人一定能从红包变化中觉察到自己此刻微妙的心理反应,从而推测出自己当前的处境。

  然而顾不得这么多了。“最多是被他们骂几天,想开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今年春节,他大年初四就回到了东莞,为的是躲避红包带来的尴尬。回到东莞以后,他还要继续躲—躲客户。

  从桥头镇到东莞市区,开车大约需要一小时,陈跃不断往返。市区有很多生意场之外的好朋友,找他们喝点酒,可以暂时抛开烦心事,更重要的是,可以躲开客户。

  元宵节没过,都算是春节期间,以往这是他跟客户拉关系的大好时机,送礼、送红包和请吃饭,花个大几上十万元,他不会心疼,因为这一“仪式”,肇始新一年的生意。

  但现在他必须躲。“我一个客户也不想见,没钱啊。让他们见不到人,等元宵节过去,这事自然就过去了。”

  在东莞办了十几年企业的他,如今口袋里常常揣着两包烟。一包是几十块钱的,一包是十块钱左右的,见到熟人,掏出好烟,独自一人的时候,则抽差点的烟。两包烟之间的切换,对应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际遇在心头的交汇、冲撞。经济人的理性,让他并不觉得丢人——再穷也要装出一副有钱样,这是长期做生意带来的深刻认知。真正让他感觉耻辱的是,明知道苦熬没有出路,却想不出任何办法,这对于向来自诩聪明的他,是一种痛苦的心理鞭挞。

  以往所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2008年以前东莞的生意模式一直是高度线性的,“客户下单——材料采购——车间生产——完成送货——客户付款”,整个环节自然完成,唯一要操心的是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这种简单的步骤年复一年地自然重复,构建了陈跃以及东莞千万企业老板的市场自信。

  而现在,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枝节横生、复杂万端,陈跃发现,作为老板的个人自信和基本的安全感,已被倏然抽空。

  变成自己曾经看不起的人

  陈跃是个聪明人,但一直也是个有底线的老实人,现在,仅就生意层面而言,他蜕变成一个“滑头”,不得不耍起了各种花招。

  客户来电话催货,陈跃都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车已经出发了,马上就到。”电话再打来,他又说:“到了到了,你走出来,到门口就看到了。”电话又来,陈跃把自己的语气打扮得很恼怒:“唉,司机送错单了,安排你的,送了别人的,我说怎么你看不到车进去呢,不好意思,回头我骂死他!”

  “事实上,我是明知道客户在东边,车其实去了西边,他的货根本没有出。”陈跃说。

  一个加拿大的朋友曾经坐在他的副驾驶位上,听着他一路上谎话连篇,连连感叹。陈跃解释说,以前不会这样,现在是没办法。“我的供应商也在拖着我,敷衍我,我只能把这种欺骗传递下去。至少大家还愿意编造谎言,这已经算是一种善意。”

  他也觉得自己正逐步变成原本自己所不齿的那种“烂人”,唯一的自我安慰是,“大家都这样”。

  以往谈生意,无论生人熟人,按照线性步骤执行即可,而现在,双方都要预先耗费大量的精力,艰难地摸探对方的底细。“我说我有能力生产,他不会信,他说他能按时付款,我也不会信。”陈跃说,“所以现在,大家很少做陌生人的生意,磨合太难了,干脆放弃,不去冒险。因为只要一个单子出现风险,就可能让你完蛋。”

  2012年,陈跃曾经为一家大企业做了一个两三百万元的大单,对方一直拖着不付款,最后陈跃自己撑不住,只能同意打折。“哇靠,最后是三折付款,给的还是期票,到了时间还没有钱兑现,继续往后拖。”

  许多中小企业的倒闭,往往不是因为需求不足,而是因为欠款难追。吃过眼前亏,让老板们的心理忐忑外化为一种实质性的自我保护的行为机制。生意场上,心照不宣的心理较量时时上演。

  去年陈跃为一家生产电视机的企业做了一套外壳模具,50万元,交货后迟迟拿不到货款。陈跃找上门去,面无愠色,绝口不提货款的事,而是主动表示要帮对方代卖电视机,拿走了一批货,货值53万多元。

  超过50万元以后,对方开始警惕,不肯再给货。“但这个时候我不慌了,因为我掌握了主动,非常时期,欠钱的才是大爷。”此后,双方继续客套往来,但谁也不提货款或者电视机的事,都在等着对方先说话,然后反客为主。彼此心里早已想好了几步棋,但见了面却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

  “大家都在算计,一个小事情都要搞得十分复杂,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但在2008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那属于违反共同底线的行为。”陈跃说,“市场的变化,让我们的嘴脸都会变化。”

  “三角关系”暗涌

  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骚扰”多了起来,最重要的一项是查税。税收的实际增长能力与年初预期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落差,迫使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督查、催缴,这让企业感觉到一只强大的手不时在企业内部翻腾。

  “以往税收任务容易完成,政府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困难起来,就要倒查过去几年放过去的部分,查出来的全都要补缴。”东莞一家财税服务企业的负责人说。

  黎一鸣是东莞中堂镇一家中型纸品贸易公司的老板,对此早已不胜其烦。

  “有一次忍不住发火了,我说你们再这样搞下去,我就把企业搬走。他们说,你这么大一家公司,一整栋楼装修得这么漂亮,能搬去哪?”黎一鸣说,“我就回答他们,只要把物业一转手,我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我想去哪去哪!听我这么说他们就不吱声了,这段时间就没有再来。”

  陈跃以往很少面对政府,现在也要经常打交道。“一开始他们横,我不敢说话;后来反腐厉害,东莞抓了一批官员,那时轮到我横,他们也不敢怎么样;现在好久没抓了,他们又横了,我又得做回孙子。”

  黎一鸣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看着地方政府从“小政府”变成“大政府”。尽管其中许多行为是全国大环境的要求,比如合同、社保、环保等方面的规范和检查,但他也认为,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东莞企业传统上的自由生长能力。在企业眼中,政府从以往难得一见的默默的守夜人,变成了时常出现的“搅局者”。

  工人也在变得强势起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部分得益于政府近年来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和对工人权益的重视,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我跟政府、跟客户天天玩算计,但我唯一不敢算计的就是工人。”陈跃说,“去年年底走了几个技术师傅,头都大了,还好后来招到一个1987年出生的师傅,干活一个顶几个,还不怎么抱怨,所以过年前我给他单独发奖金。”

  陈跃后来了解到,这个师傅的勤恳,是因为家里有3个孩子要养。

  这种有固定负担的工人已经不多。“现在的工人基本上是‘90后’,其中还有不少独生子女。自己年轻,没结婚,父母也还年轻,能干活,没多大负担。而且和‘70后’、‘80后’比起来,他们还比较贪玩,不能受气,动不动就要辞工。”一家电子企业负责人刘克说,“所以老板都不敢指责工人,做错了事、做坏了产品,你还得低声跟他讲道理。”

  “还有一部分工人,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要辞工。”陈跃说,“干几个月,有点钱了,就辞工出去玩,花完钱了又回来找工作,反正不愁找不到。”

  “老板圈子里有个形象的说法,以前招工要大专生,后来一路降,中专、高中、小学、文盲都可以,现在是只要有手就行。”因为工人难招,难伺候,而且工资成本高,生意也不好,陈跃在去年干脆撤销了技术部门,遣散8名设计师,自己一个人包揽模具设计。

  正如企业老板必须变得“滑头”起来一样,现实的变化也促成了工人的群体性格相应改变,不过,他们的方向是和老板相反的,整体上变得更加直爽、烈性,与老板之间的心理落差不断缩小。相比在流水线上低着头任由约束和训斥的上一辈,他们的自我明显回归。

  然而,精于计算的老板们不会等待着被工人“终结”而无所作为。刘克介绍,这几年的东莞,生产采用自动化设备,尤其是机械手、机器人的企业,大多取得了快速翻番的业绩。以机器取代人工,成为老板们摆脱用工浮动、人工成本高企、工人管理困难局面的最重要赌注。

  与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化不同的是,东莞的经济链条始终简单“,工业景气——吸引人口——服务业繁荣”,作为第一环的工业,是其他一切行业繁荣的逻辑起点。

  所以,政府、工业企业、工人组成的三角关系,是东莞最重要的一组社会关系,因经济的下行,三者的权力——权利——利益关系,正在出现一种逆转性变化。

  躲起来的有钱人

  2014年以来倒下的每一家大企业,都以“树倒猢狲散”的效应带累着一批小企业在行业内烟消云散。成也大客户,败也大客户,一夜之间,就可以毁掉老板们过往的所有无限风光,人生起落就是来得如此简单。

  柳成的财税服务企业,以前忙着帮客户出审结报告、增资验资,而这两年来,主要业务成为了帮这些客户做破产清算。“生意好是好,但心里也不好过,清算一家就少一家了。”

  “事实破产”的企业,比明面上的数字要多,柳成说,因为如果企业不止欠着供货商的钱,还有银行欠款,法院往往不会同意它破产。一方面银行的话语能量大,另一方面坏账的确牵扯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不批准破产,账至少还在。

  所以还有一批企业,其实是僵尸一般地存在着,如果最终撑不下去,只能被迫跑路。而在死撑的过程中,它们还必须装得一切如常,让供应商们放心地送货,日复一日,最终套死这些无所凭依的中小企业。

  兆信通讯董事长因为破产而跳楼,一管窥见的是,这些死撑企业的负责人,在“装”和骗的过程中遭受着的良心煎熬。

  “过去的状态,概括说来就是,坐上顺风车自然会抵达目的地,只是每个人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黎一鸣说,“东莞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繁荣轨道上了,东莞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路。”

  “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这句话曾经展示着东莞的工业豪情和城市自信。然而如今变局当前,人们回过头来仔细品咂这个曾经让一代人膜拜的句子时,却发现它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它用强烈地被人需要的表象,发酵出了巨大的产能,却掩盖了核心生存能力的空洞。当被人需要的感觉一下子被击垮的时候,人们就集体陷入迷茫,进而自信心逐步流失。刘克重复着“转型升级”的老调子:“不要盲目扩大规模,要做精,做到别人不能做的程度,就能活下去。”而陈跃则坦言自己的企业是在等死,虽然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实在没办法坚持为止。

  柳成、刘克、陈跃的“朋友圈”,资金都在从制造业逃离,转入股市或者地下金融,这从一个侧面暗示着实业的衰落。不过,黎一鸣说,这几年做地下金融的,也没几个能笑出声来。

  黎一鸣说:“前段时间我有一批货,想让一位长期合作的朋友做,谁知他说已经没能力接单了,公司已经名存实亡,早已经不请工人了。他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有订单,他是觉得现在做企业太累了。”

  累,正来自于前文述及的企业之间信任下滑导致的彼此算计,政府规范管理和各项检查造成的时间、经济、沟通成本增加,以及工人难以管理带来的精力耗散。

  黎一鸣说,因为嫌累,那些真正有经济实力的本地资本持有者,都已经“躲起来”了。经济好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来。

  ——不过,经济何时会好起来,以怎样的形态好起来,没有人知道。(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文/李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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