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建筑追问城市问题

  • 来源:建筑创作
  • 关键字:摩天楼,清华大学,建筑师
  • 发布时间:2015-11-19 15:14

  张轲,19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建筑学学士及建筑与城市设计硕士学位,1998年取得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硕士,2001年创建标准营造(ZAO/standardarchitecture),实践超越了传统的设计职业划分,涵盖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及产品设计等各种专业。标准营造在一系列重要文化项目的基础上,发展了在历史文化地段中进行景观与建筑创作的特长和兴趣。作品曾获得2013中国博物馆建筑大奖优胜奖、2006及2010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张轲个人曾获2012智族GQ年度设计师、2010美国建筑实录国际十大设计先锋、2008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青年建筑师奖。设计作品及装置多次参加国内外建筑及设计展览,作品及论文广泛发表在国际、国内专业杂志上。

  王硕,META-工作室创立合伙人、城市研究学者。200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6年获得美国莱斯大学建筑学硕士。曾在纽约PLG&Partners、OMA鹿特丹总部、OMA北京公司等多家国际知名的设计事务所担任重要职位。2009年离开OMA,与合伙人一同创立META-工作室,作为当代设计及研发机构,持续地对当代城市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近年的研究主题关注不断涌现的城市动态和新型集体空间,以及当代都市青年人生活方式的进化转变。代表作品包括水塔展廊(改造,沈阳,2012)、葫芦岛海滨展示中心(葫芦岛,2011)、“超胡同”展览等,曾获得美国格莱汉姆基金会个人奖金,世界华人建筑师大奖等各类国际奖项的认可。作品展出于威尼斯双年展、北京国际设计周、上海西岸建筑与艺术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本次课程助教。

  鲍威,BAO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取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本次课程助教。

  四月:现在课程已经进行了五节,您觉得学生的完成度如何?与您的设想有什么偏差?

  张轲:我们比较吃惊和兴奋。至少我感觉我们这组学生非常优秀,而且各有不同的特点。

  我们的课题“1KM-HIGH城乡聚落”牵扯到的内容跨度很大—既是一个超高层建筑,也是一个城市尺度的设想,还与居住、聚落有关系。三年级是激发想法的关键时期,这个题目并不是要求学生必须创造出一个具象的作品,而是希望学生从社会关系层面,从国家大的需求层面,从农田的缩小和城市的扩张之间的矛盾层面出发,怎么样产生一个切入点,一个新的设想。建筑需要有这种责任。在设计完一个一千米高的聚落的同时,每个人还要设计一个九平方米的房间,就是这个聚落中属于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所以,课程的尺度跨度是很大的。

  王硕:我最近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有关城市,怎么样去理解动态的城市和城乡关系的发展?另外一个是,建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自主性学科?我们这组的选题在这两方面有一个很好的结合。通常来说,讨论城市话题的时候,建筑师习惯把自己的学科退到后面,用其他学科的方式来看城市、社会文化关系、城乡关系,“建筑师到底应该做什么”不甚明晰。另一方面,做建筑的时候,又把建筑作为城市里面的一个微小分子,建筑师的城市观可能又被忽略了。而在课程中,我们总可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讨论,可以讨论城市化的问题,又可以深入到建筑本身的问题。所以,这个题目把我们认为一般会倾向于分级化的话题结合到一起,引发真正开放性、综合性的讨论。

  在三年级的时候,首先要挑战一个big topic(大话题),对社会的态度。社会是否公平?为什么摩天楼就一定是办公楼、酒店?盖一千米的楼,为什么都是金钱和权力的表达,而不是供给老百姓居住的社区?我们国家有农田和城市扩张的矛盾,“匹夫有责”对于我们这一代建筑师是不是还有意义?我们需要去思考么?还是说我们出名、赚钱就可以了?第二要做到一个extremely small scales(极小尺度)。9平方米,我在哪放我的书?在哪放我的桌子?我的生存状态和我理想中的城市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惊喜的。一开始有的学生会觉得这个工作量也太大了,后来他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最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激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实现工作量的过程。我觉得,方法和提问第一重要,成果并没有去强调。

  四月:几位都反复提到“大三”这个阶段,如果设想带其他年级,甚至研究生,会有什么不同?

  张轲:如果是给硕士研究生上课,这个命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大一、大二还在研究基本的空间构成,是不能用这个题的。大三做过了博物馆、住区,正合适。我们上学的时候最缺的就是跨尺度的学习,超高层好像在中外的studio里都很少。但超高层是中国未来必然出现的,我们城市不能再横向扩张了,而收缩是关于怎么提高容量、效率,怎么和自然、农业重新结合。所以,在三年级选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还是比较煞费苦心的,不希望它只是传统的建筑价值观的灌输,而是希望有更多的追问。

  鲍威:尺度这个问题是有弹性的。我在美国带过六周的暑期课,学生是完完全全没有学过建筑的。六个星期做三个设计,让学生知道建筑是怎么回事儿。第一个小项目可能是一个landscape(景观)或者是小的构成训练,接下来就是住宅、公建,看起来对一个完全没学过建筑的学生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却都做的很好。大三和研究生都可以教这个题目,唯一不一样的东西是成果。但是,学生形成一个很好的想法,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表达,从概念上进行训练,是没有区别的。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说法,从启发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大一大二也可以做这个课题。这要看怎么去定义教学,如果是培养职业建筑师的话,大一、大二的确需要基础性的教育。但是比如GSD[1]的研究生有一半是非建筑出身的,可能没有本科基本的技能,毕业设计最有意思的却往往是这些人。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从个人的立场来讲,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在实践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多得多。本科所学是从虚到虚,虽然老师在课上说这个楼梯是什么样的、要怎么做,但没有实际的体验并没有真实的知识。上学的时间非常宝贵,完全可以去培养一种思维,接下来从业的几十年,都是在解决具体问题。在一个职业环境里,学习那些东西是非常快的,而且会学的更加直接,更加真实。

  AC:各位上大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和现在的学生有什么区别?

  鲍威:我个人在大一、大二的时候都是不太愉快的,但是我大三的时候赶上了清华第一次用studio的方式教学,把思路整个打开了。

  王硕:我个人的观点可能表达得比较激烈。我所见过的美国学校没有像国内这样教课的,按照尺度从小到大,别墅,幼儿园,小学……一个一个做下去,这种单纯尺度变大没有任何意义。回到刚刚的问题,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年级来教。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些课程是和本科生一起听。刚坐在那里时觉得很汗颜—那些本科生做的一点也不比你差,甚至还比你强。

  在国外任何一个学校都会强调一点,不同的年级教给你的是把概念发展成一个实际应用的过程,不同年级不断增加强度。借用素描来做比喻的话,大一的时候应该是打出几根辅助线来,它的比例是对的,然后再添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从头发开始画起,画鼻子,画眼睛,好像这样一路下去就可以完成整体了。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有些在国内学的一塌糊涂、连滚带爬的学生到国外学的特别好,而成绩好的同学在国外反而更容易落入俗套。这很可能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所以现在的这个studio特别好,更开放。我还有一点补充,studio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是八周,而应该是十六周。

  张轲:我们上学的时候都知道要拿高分应该怎么做—你只要照着高班高分的作业模仿一下就行。所以,我们的studio有一个好处,让你没有高班的设计可抄(笑)。

  四月:大学时做的东西对现在有什么影响?

  张轲: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特别希望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各自的特点。清华的教育方式与我们那时候相比还是没怎么变,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但不告诉你为什么好,或者说不清为什么好。所以,我们希望把更多的逻辑引入到讨论中来。概念的出发点完全可以是自我的,发挥自我的创造力。课程的关键是要帮助学生去发现自己的idea,把idea清晰化,这个过程是需要逻辑和思考的。idea明确以后,再帮他把想法实现,而不是说,我们要让你来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一种很低级的教学方法。我在清华学了八年,但很可惜的是学到的多是技术,少有理性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在国外才学到的。

  王硕:当然技术也不是都不好,外国学生看我们操作软件会说“Oh,that’s awesome!I wish Iwere you!”(哦,太棒了,我要是你多好!)

  张轲:我们这组整个过程应该还是很享受的。纠结肯定是有的,但是纠结之后,整个过程应该更是一种刺激、启发、自我实现。我之前跟学生讲,大家如果就想干多少活得多少分,没有这回事。应该放松一点,不要想得那么庸俗。我们挑战一下你的问题,也不意味着你会得低分。

  王硕:我有一点特别大的体会,当年在清华感觉很累,每一次都在想要把这件事做好。一开始去美国读书也是十分努力想做好。一位老师就看出我的心态,对我说,“Is that really what you want?”那时候,心灵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他告诉我:你只是想做好,但这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才明白我还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东西,做得好不好其实是次要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事情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

  回想起来我在清华的五年,很少有触及我内心的时刻,而在国外的学习中经常发生,不断的去质疑自己“That’s not what I want(那不是我相要的)”或者“What do I want(我想要什么)”。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别人帮你。所以,老师其实就是这样,给你一个framework(框架),一个topic(话题),让你去想。我在RICE[2]读书时有一个independent research(独立研究),头半年时间自己选题,一帮老师陪着你,随时可以找他们帮你厘清“What do you want?”比如,要研究城乡聚落,老师会先开出书单告诉你,谁已经做了研究,都说了什么,避免跟前人重复。你究竟想要什么跟你的background(背景)、你的context(环境),甚至跟你在哪出生的都有关。半年时间,才找到你要做什么题目。这种帮助对学生而言特别重要。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往往就是给一个题目去做,做不好我来给你画一个,这种方法特别不触及内心。所以,一开始工作就很容易放弃自己,因为你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四月:三位老师都接触过中西方的教育,各位所接触过的教育、在其他工作环境中的实践和现在自己的实践之间有什么关系?

  鲍威:我在去年刚回国,实践部分我还在继续摸索。在美国的工作对现在我的实践非常有帮助。美国的学校教育是很天马行空的,当时我在学校也是比较极端的,但是后来我工作的事务所却非常的保守。在美国的实践,看问题非常全面,不是可以很个人、很主观的,因为实践不可能很理想,有很多制约因素。如何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去想出你自己的变化?这是在美国实践的几年我收获最大的东西。当然,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轲:我没有在设计院工作过,但曾经为设计院投过很多标书,挣了钱自己出国,算是经历过从学校到商业的过程。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种误解,觉得毕业后从学校走出来,就要远离那些象牙塔和理想主义,要接受现实,融入现实。但是,我看见过那些(现实的)东西,觉得那是不值得去追求的。所以,要追求一个更加理想化的实践。简单来说,清华教给我的是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当时,我们有个五、六个人的美术小组,董功也在,华黎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画,那个时候对精神性的追求是很高的。

  在国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是思想方法、逻辑性,另一个是全球的视野。离开清华以后,才发现世界比我们理解的要大很多倍。我经常用一个比喻,在清华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条大鱼,出去以后才发现,你不过是鱼缸里面的一条大鱼。别说把你放在大海,就是放到小河沟里,你也只是一条小鱼。其实,你是需要一种更自省的角度来看。清华作为一个title(名号),不能够保证你一定是优秀的,只能保证你曾经达到了某一个标准。哈佛有一个graduationtalk(毕业演说)说得很好:毕业的时候,你应该忘记哈佛的这些经历,不能把这些东西放在名片上,你必须忘记。其实,这对清华也适用。You can’t take for granted that we are outstanding,unless you try(杰出并非理所当然,除非你为之不懈努力)。你们觉得清华建筑学院它的优点到底在哪?

  鲍威:优点还是特点(笑)?

  张轲:就说优点,一定是有的。我追问一下你们(对编辑们):你们认为清华建筑学院的优点在哪?四月:如果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都比较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比如说这本书里(指《四月》),我有一个同学在哈佛读城市设计,他一直在推广北京旧城保护,同时在北京四中为高中生上相关课程,因为他觉得我们在中学阶段对城市都缺乏认识。所以理想主义在我们这里面可能还是有的,虽然技术层面的东西并不一定比别人做的好。

  张轲:现在(理想主义)越来越多了?

  鲍威:我们那时越来越少,房地产正火。

  张轲:看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也是比较多的。

  四月:我觉得至少多样性还是很多,但大多与建筑没有太大的关系。

  张轲:最终本质上是有关系的,但不是在学校所学到的具体的知识。

  王硕:这些都有待检验,进来的时候都是有理想的,还得看你出去以后,或者是几年以后,还有没有理想。

  鲍威:我们那时候都有理想,但是毕业以后就没了。刚毕业还好,当你在工作几年以后,再说理想。

  四月:我们有时候感觉学院里热衷建筑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以后从事建筑业的人,也不是那么多。面对这种差异的时候怎么去看待?

  张轲:初衷并不影响studio。教学本身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把东西灌输到学生脑子里,而是激发他的兴趣点。比如,有一个学生对社会比较感兴趣,一直在写。我们就鼓励他去用文字来描述这个聚落,文字也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所以,我们是激发他的创造力和怎么用某一种形式、媒介,来表达对于这个聚落的设想。他如果成为一位官员,我们这个课题也许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实,建筑师是一个很被动的职业,要等着别人找上门来,告诉你要设计一个什么建筑。但实际上,不一定所有人都要成为实践建筑师,但他们需要成为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有主动思考的能力,有愿意改变社会的动力。如果我们也能启发这样的动力,那么,这个studio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

  我们这个studio最不注重结果,否则我们会使用其他考虑过的题目,比如砖空间、留守儿童的学校、大栅栏里的一个小院改造等等这些小建筑。如果能够激发学生开始思考,也许一段时间后,会对社会产生某种影响。或者通过这种讨论,激发了更多的人去思考—我们的城市是不是有问题?毫无疑问有问题。我们城市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问题?毫无疑问也有问题。中国城市已经在一个没有远见的状态下,疯狂地发展了三十年。但是,现在我们的农业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城市还要发展,怎么办?

  王硕:多样性的问题跟评价体系有特别大的关系。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个老师的评价标准是开放和多样的,老师其实就是一拨知识量极大的群体,不同的老师提供不同的智慧,帮助学生的多样性得到尝试性的发展,同时学校又要建立一套开放的评价标准,可以写论文,可以写诗,可以这样那样,但是,最终要形成一套从概念到发展的完整的成果。

  鲍威:就是说,结果形式不限,这是从production(产出)上来讲,但是intensity(强度)必须是一致的。

  采访时间:2014年3月11日

  采访地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采访:沈思、董磊、张烁

  整理:张烁、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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