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不是“学问”

  • 来源:建筑创作
  • 关键字:教育工作,任务书,建筑
  • 发布时间:2015-11-19 17:51

  王昀,1985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02年成立方体空间工作室,2013年创立北京建筑大学建筑设计艺术研究中心(ADA),担任主任。主要作品有善美办公楼门厅增建、60平方米极小城市,石景山财政局培训中心、庐师山庄、百子湾中学校、百子湾幼儿园、杭州西溪湿地艺术村H地块会所等。曾于1993年获日本《新建筑》第20回日新工业建筑设计竞赛二等奖,1994年获日本《新建筑》第4回S×L建筑设计竞赛获一等奖。出版著作有《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空间的界限》、《从风景到风景》、《向世界聚落学习》繁体字版、《向世界聚落学习》简体字版、《空间穿越》、《一座房子的哲学观》、《空谈空间》、《空间的潜像》、《建筑与音乐》、《中国当代建筑师系列—王昀》、《建筑与聚落》、《建筑与园林》。

  AC:在这次开放教学里,您的任务书几乎是最简洁的了,感觉像是一个抽象的方法,您当时设置这个题目是怎样考虑的?

  王昀:其实我大概有二十多年没做教育工作了,1985年毕业以后,我在北建工[1]当助教,带了两年二年级、两年三年级学生之后就出国了。从1991年离开教学岗位到2001年回来在北京大学带研究生,现在ADA[2]也是和研究生接触,中间几乎二十多年没有进行过本科生的教育工作,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状态。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建筑学是不是一门学问?从现状看来,建筑学越来越像“学问”了。从想法、概念出发进行建筑设计,我们做的建筑会有一套庞大的理论,但是最终做出来的东西通常和理论不对等。建筑学是不是走向了一个趋于死亡的极端?建筑学其实非常简单,出发点就是做一个设计,解决的是空间的使用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提出了点子。第二就是手段,即解决方法。点子谁都有,小朋友都可以有点子,但手段不一定,手段才是建筑师的杀手锏。很多人都是拼命想一个好点子,最后抄几个手法堆在一起—能不能让前面点子变得干净一点,直接从手段上解决问题?反过来,当建筑学能够从设计的角度而不是从思想的角度求解—思想是最后提取出来的—会不会有意思的得多?

  AC:在通常的理解中,建筑来源于需求。那么,点子是从什么角度找到的?是基于兴趣还是其他?

  王昀:我认为这是一个冲突点。首先,我反对建筑师为别人服务。我们不可能去真正了解别人,应该了解自己,做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别人才有可能满意。现在很多的提法都把建筑师当作服务者,学会如何服务。我个人理解是,为什么建筑师是个老人的职业?因为建筑师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来了解自己,做东西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如果我们总是为别人服务,有人要求你做粗糙就做粗糙,做金碧辉煌就金碧辉煌,那作为建筑师的责任在哪里?反过来有人会问,你不为别人服务,别人怎么使用?仔细想想,哪间房子是建筑师直接满足了你的要求?比如设计我们目前所在的这座楼的老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楼还在,它并没有为我服务,而是在为化学和物理实验室服务。相反,我们主动去使用这个空间,发现这个空间的魅力和在限制下能够做些什么。设计不是一个很功能性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大家家里都是封闭式厨房,但我认为厨房最重要的是开放,当爱人做菜的时候,我能和她交谈。再比如,电视一定要放在客厅吗?每一家的生活喜好都不一样,面对一个房间,我们可以赋予N多种功能—功能和形式是不对等的。形式唤醒功能比较靠谱,而不是功能决定形式。我更希望同学们设计好空间之后,能够发现它怎么被使用。这对于逻辑性教学可能比较反动,所以我们的任务书可能不是或者根本就不想那么具体。

  其次,教学对我来讲,不是让我的学生按照我的想法做设计,而是按照学生自己的想法,我帮助他完成。我们作为建筑师,和学生是平等的。我不认为我们会有什么生活中的想法比他们高明许多,反而他们会在一些时候超越我们。但是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在设计这条路上我们走了很长,碰壁太多,会给同学提出建议和参考,或者指出哪些地方做的不够。所以我没动过一笔给他们改图,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结果。

  AC: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点子”是对功能需求的个性化求解,而“手段”是用空间形式解决“点子”的方法?不过您刚才讲的“形式唤醒功能”又似乎在说“手段也能产生点子”,手段和点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王昀:设计需要的是眼睛与视线的自由,问题是眼睛与视线自由的权利经常被所谓的“文化”限制而遭到剥夺,同时一大堆既有的观念也往往使人们的视线变得极不自信。你所理解的所谓“形式唤醒功能”以及“手段也能产生点子”便是在这个层面上出现意义。问题是,手段的选择和自由视线的游走的状态是需要提示和示唆的,而对于手段的运用的,这就是我作为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

  AC:在做设计过程中会有很多点子出现,把本来中心的“点子”扰乱了。在您的教学过程中,“点子”如何从头到尾一直贯穿在设计中?

  王昀:这些问题他们也遇到了。在做设计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想否定自己的时候,想开始一个崭新的设计。学生不是成熟的建筑师,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碰壁的过程,如同小孩学走路一样,不摔跤就不可能学会,所以到最后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疤,我们需要用伤疤和痛楚来记忆。其实建筑也是一样的,一个“点子”出来,不断碰壁,然后慢慢地发现“点子”的选择性越来越少,最后终于可以“一招制敌”。实际上这就是我的教学,就是和同学们不断地探讨、切磋的过程。

  AC:在评图现场我们看到每位同学都把自己的成果做成了一本书,非常有份量,您怎么评价同学们的学习过程?

  王昀:本来这个教学我有点顾虑,但上了第一节课后,反而有了兴趣。周一讲完课,周四同学们就拿出了模型,反馈的速度以及对于课题的兴趣让我兴奋。至于他们具体的感受,你得和他们交流。最后的结果对我来讲还是挺欣慰的,因为没有一个同学彼此是相像的。我觉得这是建筑学最大的目的,就是每个同学都能找到自己对于建筑的理解,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记得最后我说了一句令他们很崩溃的话:“你们做的设计我没有一个喜欢的。但是,它们都是你们喜欢的。”他们说是。同学经常会做老师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没意义。

  这次我是按照工作量和上课的态度来决定分数,而不是我的喜好。他们的工作量是够的,因为八周的时间,除了教学、上课以外,每个人都做了很大比例的模型,画了四张A1的图,出了一本厚厚的书。书的所有排版、设计都由学生自己完成,我没有插一句话,但对于每一个小的环节,我都做了适当的品评。

  这十四位同学,是我目前为止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建筑系大三学生。说他们优秀,是从他们反馈的态度和积极的应对中感受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矫情。他们会把我说的东西吸纳、排列、分析,将最重要的、有用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设计中去,而不是只想着和老师辩论一场。其实,每个人说出的话都会有糟粕,但是针对这样的糟粕去讨论没有任何意义,那就变成了“吐槽”。

  杨宇琪:我看过您的《向世界聚落学习》[3]一书,您觉得聚落是一种“点子”还是一种“手段”呢?

  王昀:“聚落”是一种思想。聚落研究在我看来不具有普遍性,我跟同学们说聚落,第一句话就是“聚落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我只希望我的书能引起你对聚落的兴趣,但是谈到对聚落的真正理解,你看我的书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到聚落当中去看,那才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我在书中写的聚落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只不过把我理解、抽取出来的一些线索梳理了一下,所以我说它不是“手段”,也不是“点子”。

  聚落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多样性”,它告诉我们不同民族在不同地方是如何解决问题的,相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方又表现出哪些不同的特征。那些房子都不是建筑师设计的,是上千年过程中工匠们来回修改所凝聚的智慧,它既有用又无用。现在的人们,再也不按照那种方式生活,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保持那种形式。有些人说我很“反动”,我是研究聚落的,但我从来不认为聚落可以永久地保持下去,却认为聚落一定会消失。随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到来,聚落像人的衣服一样,是随时变化的。我们现在到欧洲,已经看不到像佤族那样的草房,但是在柯布的书里,他写到在瑞士那一段,传统房屋都是草顶。我们国家现在还保留了史前文化的遗迹,是因为那些人曾经在史前文化的社会生活状态下生活。现在生活都变了,如果还强迫他们住在那样的住宅里,是特别不人道的。有人说,如果边上盖上超市呢?我说,盖上超市,那生活就变了,聚落的一切也就变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AC:您在日本学习、生活过很长时间,日本的建筑教育与中国建筑教育相比,有什么差别,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王昀:我去日本读研究生,没有接触到本科,但是我在日本读研时并没有天天在研究室呆着,而是到事务所去工作,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中国和日本建筑教育最大的区别。在日本,学生大部分的建筑教育是在社会上完成的。日本有大量的事务所,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在走廊里看到招聘海报,比如一些著名建筑师的事务所招募志愿者去做模型,就会很多同学应招。在低年级的时候,学生们就知道应该去事务所学习,不像现在很多中国的毕业生去事务所说:“我想到你这儿来当设计师。”其实刚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只能来打杂。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在很多事务所实习过。我去过房地产事务所,画日照分析图,分析房屋的高度、外形如何才能不遮挡周边;还去过大成建设,也去打杂,主要就是涂涂彩色铅笔、描描线。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去观察别人怎么工作、怎么改图。大量的日本大学生是在这样学习,而不是整天在书本中学习,所以每个事务所中都有非常多的实习生。

  反观现在中国的建筑教育,只有大五年级有“施工图实习”,而去事务所之后,根本不会画,也许有时只是给你盖了一个章对付一下了事。日本的学生对事务所的选择,也是因人而异的。生活比较拮据的同学,会去大的公司,收入高一些;如果想学东西,就会去一些有个性的小事务所实习,听说有些小的事务所根本就不给工资,而且非常辛苦,但依然很多人想去。我认为在中国,建筑教育本身比较欠缺在社会上的教育。

  另一方面,旅行去看好建筑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建筑不是学出来,而是看出来、摸出来的。其实建筑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矫情的学问。你去看、去摸、去感受,了解这个空间的好,下次你去不好的空间,一眼就明白了。我刚回国的时候,发现国内的很多房子还没完工,单凭着概念就能卖完,就是所谓的“概念地产”。这说明我们活得太不物质了,太“精神”了,文学性的“点子”太多,人们都活在了“点子”里,而远离了建筑本身。

  采访时间:2015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北京建筑大学ADA研究中心

  采访:沈思、刘锦辉、杨宇琪

  文稿整理:沈思、刘锦辉

  录音整理:丁剑书、杨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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