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对人性的尊重

  • 来源:建筑创作
  • 关键字:坐火车,泡沫城市,北京
  • 发布时间:2015-11-20 10:35

  李虎,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1996年取得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1998年取得美国莱斯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2000-2010年任职于美国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从2005年起成为其事务所合伙人,创建并负责其北京工作室,期间负责设计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都市建筑作品,包括北京当代MOMA、深圳万科中心、成都来福士广场和南京四方美术馆等。2010年底李虎正式退出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合伙人职位,与黄文菁一起专注于OPEN建筑事务所的实践。主要作品有Studio-X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歌华营地体验中心、可拆卸临时售楼处原型、北京四中房山校区、退台方院、清华大学海洋中心、深圳坪山演艺中心、上海西岸油罐艺术中心、武汉天城等。多次参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北京设计周、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展览,2015年入选芝加哥建筑双年展。作品曾获得2015伦敦设计博物馆年度设计奖、2015美国建筑师协会纽约分会设计奖优秀奖、2012及2014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2014RTFA反思未来奖、2013亚太区室内设计大奖(APIDA)公共空间类金奖、2012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等。2014年,李虎荣获“50<50”21世纪创新者和GQ年度建筑师。2009-2014年担任Studio-X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主任,主持其教学、研究、展览与学术活动。2010年与黄文菁同任香港大学建筑系访问助理教授,教授研究生设计课程;2011年赴台湾元智大学艺术系访问教学;2015年任清华大学建筑学设计导师。在这些学术与教学活动之外,李虎也受邀参与国内外的大学、机构的讲座和研讨活动。

  AC:我理解“泡沫城市”是在快速粗放的建设下,城市产生了很多空置、未被合理利用的空间。OPEN对整个社会性和自然性平衡体系一直有持续关注,关于“泡沫城市”和“后泡沫城市”这两个概念,您怎么理解?

  李虎:其实我们都处在泡沫之中,并非城市中空置的是泡沫,而是在泡沫思想下城市膨胀的状态,尤其过去的十年。我对此无法视而不见,每一次出差,从飞机上看,从火车上看,在汽车里看,在我们的建筑现场看,满眼看到的都是问题。从北京坐火车去北戴河,看见山被劈掉一半,旁边盖一个水泥厂,这种事情太多。我从2003年开始接触中国项目,2006年搬回中国,在各地演讲都在讲这些观察,这是很恐怖的事情,跟文化地域无关。我们不尊重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未来,严重透支我们的资源。每一栋房子,我们的资源都来自土壤,而我们对地球开膛破肚,把本来的美丽变成了开发垃圾,这种透支其实是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泡沫城市带来的问题,就是一个短视主义的问题,我们根本不会去想,五十年后,或者十年后会带来什么,我们只关注今天能带来什么政绩。泡沫产生的问题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我对此抱有一种很客观的悲观。

  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但从我们的角度一直在研究,近期才形成一个更明确的“泡沫城市”定义,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概念,悲观的同时还必须乐观,必须这样生活下去。乐观的一面就是“后泡沫城市”,突破这个泡沫。泡沫城市基本已经发展到顶峰,没法更糟糕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不希望推倒重来—在各种政治和物权法的牵制下,也不可能推倒重来,我们已经拆过一次没有第二次了。那么,继承了这个泡沫城市,我们能做什么,这是问题的起点—泡沫结束了,或者在很近的未来结束了,我们去哭“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去看这里蕴藏着什么机会,包括经济再增长的机会,都将在这个泡沫里出现。

  OPEN做的事情经常超越建筑师的传统范畴,二环2049[1]、红线公园[2]这些项目都是探讨宏观规划上的事情。微观回到建筑本体的尺度,我们还是能做很多事情。大概从三年前我们开始研究社区中心,契机是2007年去香港参加建筑双年展[3]的时候,香港市政服务大厦就在我们场地旁边。到了2012年我们就做了一个“流动快乐站”[4]的设计,希望把香港市政服务大厦的迷你版以车载建筑的形式带到大陆来,见缝插针地去弥补城市中普遍缺乏的社区服务设施。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套它的体制来形成社区,比如说纽约是公共图书馆,有的地方是教堂和真正的社区中心。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建筑作为一种催化剂和凝聚力,还是能对一些城市问题有所帮助。

  去年我把这个题目作为《建筑师》杂志组织的大学生设计竞赛题目,当时要求比较简单,规模大概100平米。从那一次竞赛我意识到一个问题,题目太发散大家就容易摸不着头脑,这一次清华设计课就吸取了教训。中国的学生直到今天还是脱离生活得,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生活在体系的框架里,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没有关系,对自己的城市也没有什么了解。我几年前去台湾教书,带着台湾学生去观察台北,发现他们也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一无所知。所以我希望借助这个题目,做几个训练。首先是对城市真实的观察,我要让他们接触一个真实的、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点生活的事情,不玩虚的。其次是独立设计、合作研究。我明确提出不能合作设计,我是坚决反对合作设计的,设计怎么能合作呢?尤其在学校期间要独立思考,没有一个建筑创作是两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一定是一个人主导。但我要求他们合作做研究[5],就是针对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整个建筑界在研究上发生着重大的浪费,你做一遍我做一遍,每一个人都想研究一遍全世界,却谁也没有搞明白。所以我要求他们研究成果全部共享,我们回头会出一本书。

  再一点是训练设计方法,设计方法比什么都重要。我在开学第一天就跟学生们讲,设计没法教,会设计就会设计,不会设计就不会设计。但是我可以教你什么呢?我可以教你大胆地思考,帮助你突破常规的思维;我可以帮助你找到你自己—我们从教育和社会体系里出来,常常魂都没有了,所以需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在哪里,关于生活的情感。最后一件事情是如何去表达,找到最适合自己设计的表达方法。

  所以虽然只有8周,我在里面的野心还是很大的,方方面面地去刺激他们。学生最后都蛮高兴的,虽然看个人悟性和努力获得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有的学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没有教他们怎么设计,而是让他们自己做,要他们去改变自己。三年级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我自己也是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

  AC:刚才您谈到选择一个契机将后泡沫城市再利用,那么为什么要选择社区中心呢?

  李虎: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我们有居委会,有单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大家凝聚在一起的社区。我的项目都是在城市里,我热爱城市,我在城市里长大,觉得城市是人最伟大的发明。

  我为什么热爱城市?因为我热爱自然,只有城市做得更好,自然才能保留下来。我曾经做过很多项目,都是关注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聚在一起,少去破坏周边的农村,不要去捣乱。农村和山区已经是非常美的系统,完全不需要我们。但城市需要我们,因为城市是关于人怎么共同生活的事情,这需要建筑师的存在。而我们的城市恰恰缺乏这种意识,人和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城市里面越来越私有化,虽然可以在地图上查到很多公共机构,图书馆和美术馆一大堆,但他们只是公务员完成的任务。我们常常能看到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当街打架的人,我们的城市充满敌意,不给我们一种安静和安抚,而城市本来是共享的。

  我们自古以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我们的城市不是关于公众的概念,跟古希腊的发展下来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一个村子,这儿有什么公共空间呢?大家关起门来过得都很美。我们对四合院和胡同的怀旧是很值得怀疑的,怀旧那种地主般的生活,坐轿子抬进来抬出去?但那是不可能普及的一件事。直到今天胡同里公厕的状态,依然让我们觉得生活在城市里是没有尊严的。建筑应该也能够给人一种尊严,社区中心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我们解决后泡沫城市的研究中有很多策略,社区中心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它可以给人尊严,能重新把人连在一起,让人和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美好的关系。建筑最终是关于人的问题,不是关于形式、材料、光线、可持续性,这都是次要的问题,都是手段。目的是什么?是人性,做建筑的目的是建立对人性的尊重。

  AC:接下来我们想谈谈手段,学生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城市进行关注和激活,这样的建筑师角色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吗?

  李虎:这就是建筑有趣的地方,手段是方方面面的手法,百花齐放。课题首先选择一个我熟悉的地段,事务所原来就在那儿,我每天上班都路过那儿,否则我没法评判;其次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段—“三不管地带”,却也是我说的后泡沫城市的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去现场,花时间去观察周围的人,他们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最终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领悟的能力和自己建筑的手段,因为每一个人对城市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没有固定的手段,恰恰我也没有答案,如果我去做,可能也做得没有那么好。这里面我在鼓励他们用一些非建筑的手法来做,比如电影。我观察每一个学生的能力是什么,鼓励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去推到极致。

  AC:还是关注他们最终实现的东西能不能表达他们的想法,而不在于他们是不是使用建筑的手段?

  李虎:没有什么东西是建筑手段,或者不是建筑的手段,建筑和艺术一样表达人的情感,你只要把它表达出来就好了。AC:您的任务书后面有非常丰富的参考资料,不仅有书还有很多电影。

  李虎:对,因为我对电影感兴趣。

  AC:您能聊聊这些电影和课题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您觉得电影对建筑的启发在什么地方?

  李虎:这个题目太大了,可以单独采访谈电影和建筑(笑)。我从二十年前就研究这个课题,今天也没有答案。生活是一场戏剧,城市是一场戏剧。我喜欢这种戏剧性,不管喜剧悲剧,你总生活在戏剧里面。建筑能够产生一种戏剧性的生活,电影也是一样。电影里很多手法和建筑的空间体验、感受是非常相似的,不是一对一的,不是一种媒介,但是很多思路比音乐更靠近建筑。

  AC:能小小的透露一下,让您产生建筑的冲动和灵感的电影片断吗?

  李虎:《天堂电影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那个小男孩放电影的时候,把电影机从投影幕的方向平移,转到广场上,打到一幢楼的墙面上。这是我一直忘不了的镜头,我把这个场景设计进了当代MOMA的电影院,在电影院外面的墙上投映电影。我昨天在歌华营地,请了芝加哥团队拍片子,剧场里面在搞演出活动,门突然打开了,啪……空间就出去了,这一幕非常戏剧。越老的电影越有一些耐看的东西,很多很多。电影跟建筑的另一处相通在于它们都是一种行为和空间的关系,这跟传统的建筑讨论的纯空间不一样。我思考建筑是从里往外设计的,所以想象建筑从想象建筑的情节开始。我们组里有一个学生很自然就可以画出情节,先不要考虑建筑是什么样的,它可以是无形的,而是想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她一学期都在画,结果拼成了一栋房子。短短8周,尽管作品都不成熟,但有点悟性的学生都能找到一些改变,这对于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开头。

  AC:在您接触美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之间对比,什么东西对您的冲击比较大?

  李虎:对我来说没有一种巨变,在国内我基本己经是半自学状态或者不学状态,只是出国后我选择的学校Rice[6]给了我更大的自由,非常适合我。我喜欢小学校、小集体,不喜欢大合唱。老师给我们100%甚至鼓励更大的自由—拍一个电影就毕业了,写一篇文章就毕业了,我的一个同学拍了摄影作品就毕业了—只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将问题向前推动一点点就可以了,这在别的学校是不可能的。

  自由是第一关键词,第二是我碰到了一些深深影响我的人,比如我们的院长就是一个自由人,非常传奇、有影响力的一位教育家,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学校才如此自由。我很幸运的赶上了那几年,学校里都是一些天马行空的人。另外我还碰到一位电影老师,影响我的是他的思维。真正学到的其实是价值观,最后我们做人做事都是“三观”的问题,反而建筑上的东西在学校里都没有学到。

  第二阶段非常影响我的其实纽约这座城市,我在那里生活了10年,基本是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在学校的环境中至少我这个书呆子还是幼稚的状态,当真正开始工作了,接触到人和社会,接触一个城市,开始去旅行,才慢慢长大。那是一个和我自己的向往非常契合的城市,那种自由宽容的精神,open的精神,非常伟大。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不是建筑本体。不是不感兴趣,而是觉得不太值得谈,就像我们不谈怎么吃饭一样。我们在试图做一些努力,无非是要达到那种精神状态,关于人的状态,建筑能给人带来什么。

  AC:您刚才提到自己一直没有离开教学,参与建筑教育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李虎:这个过程无非是自己反思的过程,我们没有资本去教学生什么东西,因为我教的都是我自己不懂的东西,每一个题目都是按我的兴趣设定,一起探索。

  AC:在您的OPEN事务所官网首页上,写着“我们依然相信,建筑改变世界的力量”,我观察到这样的“宣言”与西方建筑师的主页上对自己的描述还是有一点小差别,我想这也是中西方建筑师心态上的差别。

  西方建筑师会把自己描述得比较具象,他会告诉你,我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成什么样。举个极端的例子,迈耶会直接说“世界是白的”。中国建筑师都在反思,觉得这个世界要改变,但实际上最终我们谁也没有说出要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这个问题还在一个很开放的状态,仍没有答案。

  李虎:这句话非常准,不可能有答案。我觉得世界不能变成某种东西,但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指导,每一个建筑师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首先相当反对中国建筑师和西方建筑师这个界定,你觉得我是中国建筑师吗?我只是在中国工作的建筑师,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狭隘的民族的概念了。但这不是关键,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做建筑就是做自己。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我们对这个答案的探索都能在书中找到。

  AC:中西方建筑师的划分确实狭隘了些。换个说法,我们观察到一些建筑师,除了有清晰的“价值观”,还有与之相匹配的成熟的方法论和路线图。我们也非常期待看到OPEN事务所清晰成熟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您说想要用建筑的力量改变世界,这个口号很能打动人。也许有很多时候我都不再相信了。

  李虎:还是要相信。这句manifesto(宣言)是我们2003年写的,十年已经过去了,我还相信。今年在十月份芝加哥双年展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manifesto出来。但是改变世界的完整路线图只有到最后才知道,没有预谋。恰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路线不一样。

  采访时间:2015年7月31日

  采访地点:OPEN建筑事务所

  采访:沈思、王舒展

  整理: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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