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五杰秘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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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字:剑桥五杰
  • 发布时间:2017-04-21 11:03

  一切都是在犯错

  哈罗德·威尔逊有个亲密支持者,是个富有的外衣制造商,名叫约瑟夫·卡甘,此人正是威尔逊选区的选民。卡甘是在纳粹德国占领立陶宛城市考纳斯时活了下来,并迎来了苏联的解放。之后卡甘带着自己的妻子跑到罗马尼亚,在那儿他申请到英国签证。一到英国,他就发明了一种防水材料,名叫甘耐克斯,这是一种羊毛和尼龙混合的防水材料。在怀特看来,卡甘的故事太天衣无缝了,让人很难相信。在“威尔逊章节”中,记者大卫·利引用了怀特的私人信件里的一段话:

  我们对卡甘已经怀疑多年了,他从战后苏联控制区逃走的方式很像是克格勃安排的。在卡甘不断去讨好威尔逊之后,我们愈加怀疑他的身份,并开始关切此事。(巧合的是,雨衣制造商一直都是苏联情报行动的掩护身份,“超赞雨衣公司”也正是苏联在二战前于欧洲搞出的烟幕弹。)

  如果卡甘是克格勃特工,那么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怀特最终认定威尔逊首任内阁里的六名阁僚也是苏联特工,除此之外,还有一名工党普通议员和一名工党高级官员。在怀特的晚年,他一直这样对质疑者怒吼道:“一个人去了12趟莫斯科,怎么还能当英国首相呢?!”

  这样,整个英国情报界已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安全模式了。一种是“菲尔比时代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因为过度信任而告失败,这种高度信任的代价就是捅出了伯吉斯、麦克莱恩和菲尔比这样的例子。换言之,菲尔比的案例带来了一种消极影响:为叛徒贴上“忠诚”标签的印象管理做法是大错特错的。

  而“怀特模式”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怀疑。“众所周知,雨衣制造商就是苏联情报机构的掩护身份”,这种偏见印象管理也带来代价:如果是要抓伯吉斯、麦克莱恩和菲尔比这样的高级人物,就会因为给一些普通人贴上了怀疑的标签而出错。

  那么盖茨克尔是被人谋杀了吗?结果证明,他其实早在去苏联使馆做客前就已经身患隐疾。而克格勃的档案证明,威尔逊并不是苏联间谍。霍利斯则似乎一直在怀特的怀疑名单上,他那个所谓的军情五处的小圈子,其实也没其他人。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在他自己的军情五处档案史《保卫国土》中写道:“克格勃发现‘霍利斯阴谋理论’如此地怪异,以至于克格勃的一些驻外情报官怀疑这是英国的阴谋。”至于卡甘,那更是怀特的牵强附会了。难道1945年的克格勃就能预知这个身无分文、营养不良的大屠杀幸存者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防水衣制造商,并在八年后当上议员、再与十年后当上英国首相的人交好?怀特把自己那本书取名《抓间谍的人》,然而终其整个职业生涯,他都没有抓到任何一个间谍。

  无论是关于间谍和叛徒的书籍,还是在爆出叛徒后举行的议会听证会,通常都会认为积极的错误远比消极的错误要好很多,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漏过一个”的思维让一切预防措施都看上去合情合理。然而,菲尔比的案子却留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一方面,英国的反谍报高级官员不顾一切地指责民选领导人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英国人犯下的消极错误事实上并没有太多。举个例子来说,菲尔比在二战时曾卷入到一个德国情报官的案子里,这个情报官名叫埃里希·维米尔。1944年,埃里希·维米尔携妻子叛逃,并把他跟当时德国地下天主教会的所有联系名单一并带走。

  菲尔比把这份名单传递给自己的苏联上线,上榜的人几乎都难以幸免,被清洗殆尽。“维米尔认为自己交出的这份名单就是要告诉盟军谁可以将德国从苏联的控制下救回来,”麦金泰尔写道,“然而就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这份名单落到了莫斯科手里。”从道德上讲,菲尔比出卖这份情报的行为实在可鄙。然而从战略上讲,实际影响却很小。当苏联最终在东德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东德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外部情报就能到处抓捕不同政见者。

  麦金泰尔花了一整章节来写军情六处的“行动价值”。二战后,英国在意大利招募了阿尔巴尼亚流亡者,组织游击队,以对抗当时恩维尔·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政府。这批游击队员被送到马耳他,然后接受一个“古怪的牛津大学讲师”的训练,然后被投放到阿尔巴尼亚海岸附近,策划起义暴动。然而这次行动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菲尔比把所有的细节信息全部送到了苏联,然后苏联人就在阿尔巴尼亚守株待兔,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不过接着麦金泰尔就告诉了读者这场行动从头到尾的构思是多么糟糕。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始终无法理解霍查政权在阿尔巴尼亚是多么的牢固:“行动策划者们单纯地认为阿尔巴尼亚将会像一颗熟透的李子从社会主义之树上落下,然后其他的水果也会很快随之掉落。”这些阿尔巴尼亚流亡者基本都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英国教官不会讲阿尔巴尼亚语,阿尔巴尼亚人也不会讲英语。据麦金泰尔描述,有位游击队员的对任务的理解如下:“进入阿尔巴尼亚,潜入到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处的家乡,试探一下当地人武装起义的可能性,然后逃出阿尔巴尼亚,返回报告。”这场行动看起来就像英国版的猪湾事件。整个行动的价值趋近于零,傲慢的英国人把一群年轻人投进了火坑。

  太阳照常升起

  菲尔比最著名的一次背叛行为还是在二战期间。当时他潜入到军情六处档案室,查阅了英国潜伏在苏联的情报网资料。之后,菲尔比把自己发现的情报直接报告给莫斯科:英国在苏联没有安插间谍。然而他的上线拒绝相信他的结论,而且菲尔比的情报还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因为在克格勃看来,苏联是世界大国,军情六处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情报组织之一,英国没有理由不让军情六处去苏联安插间谍。如果菲尔比拿不出其他旁证,那他肯定是在说谎。这一次,菲尔比的背叛行为令人意味深长。但是它的策略性价值依然是零。

  在戈利岑叛逃西方没多久后,另一个克格勃官员尤里·诺森科也投靠了西方。戈利岑曾表示苏联在美国中情局内部安插了一个级别很高的间谍;然而诺森科则表示并没有这样一个内奸存在。中情局于是面临两难选择,最后他们选择先把诺森科单独拘禁起来,关了277天,以便对他进行筛查。如果诺森科是克格勃故意放过来的假消息,目的是要把怀疑矛头对准戈利岑,那么戈利岑说的话就从侧面得到证实,中情局确实有内奸。但如果诺森科所说为真,那么戈利岑就值得怀疑了。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他们俩都是假的,亦或者他们俩都是真的,只是中间有人错过了一些信息罢了。不管如何,从最近披露的上千页的文件副本来看,这两位都带来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然而直到今日,这两位谁真谁假还是没有一个结论。

  在一篇对《抓间谍的人》的评论文章里,作者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哈利·盖尔伯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怀特的问题在于他无法评估情报工作失利带来的后果。比如苏联拿到了协和式超音速喷射式客机的电子系统,那么这对苏联民用或是军用航空技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帮助吗?谁知道苏联人是否会相信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呢?英国原子弹项目被克劳斯·福克斯泄密给苏联,最终让苏联提前两年造出了核弹;那么以通常的时间计算,两年的时间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盖尔伯曾试图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假如福克斯、菲尔比或是罗森博格不存在世界上,历史是否就会重写。然而这并没什么用。

  麦金泰尔所讲述的关于菲尔比的故事,都是通过菲尔比的毕生好友、军情六处的另一个新星尼古拉斯·艾略特了解到的。这两个人一直都是好哥们。艾略特的父亲克劳德是伊顿公学校长。和菲尔比一样,艾略特也上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当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被查出是苏联间谍后,所有的怀疑第一次集中在菲尔比身上。不过艾略特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其他老同事都坚持菲尔比是遭人陷害,理应回到情报部门。艾略特和另一个军情六处高级情报官在内部发起了复盘调查,重新审查菲尔比的案子,最终得出结论:菲尔比是无辜的。艾略特一直对菲尔比重返军情六处满怀信心。在戈利岑带来的信息再度把怀疑对象集中到菲尔比身上时,也正是艾略特被派去贝鲁特与菲尔比当面对质。

  在“朋友中的间谍”这一章节里,麦金泰尔对艾略特和菲尔比之间的关系做了最大限度的猜想复原。在他看来,菲尔比意识到英国情报部门的大门已经对他关闭了,因此“极度消沉”;而艾略特同时也陷入到危机之中。在他前往贝鲁特的路上,他在雅典稍作停留,跟人吃了顿饭,在那顿饭上,艾略特表达了自己内心极度的痛苦。艾略特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菲尔比,但是菲尔比从没有把自己的秘密告诉艾略特。

  军情六处贝鲁特分站站长打电话叫菲尔比来开会。菲尔比来了,敲了敲公寓的门,开门的是艾略特。菲尔比似乎对他的到来一点都不惊讶:“我就猜到是你会来。”

  他们握了握手。艾略特询问了菲尔比的身体状况,菲尔比则问候了艾略特家人。两边都很好。艾略特的儿子马上要去伊顿上学了。因为当时会面的场所装了窃听器,因此他们的对话都被记录了下来。

  “这茶不错,”艾略特说。然后稍作停顿。

  “别告诉我你老大远跑来就是为了看我?”菲尔比说。

  艾略特掏出了万宝龙钢笔,把它放在桌上,然后用手掌来回滚动它。这是个紧张的动作,但也是一种老套的审讯技巧,用来分散被审问者的注意力。

  “不好意思,金,我时间有限。我们彼此了解,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切入正题了。”话虽这么说,但是艾略特还是没有切入正题,“很不幸,审查结果不理想。”又是一阵停顿。

  “我来是要告诉你,你过去的一些事给你惹麻烦了。”

  两个人又谈了一些,之后的几天又再次会面谈话。

  监视人没有看好。菲尔比最终溜到俄罗斯去了。这个20世纪最厉害的伪装大师最终在莫斯科那所单调的公寓里整日沉溺于酒精之中,度过了余生。而受害最深的艾略特飞回伦敦,之后退休隐居在英国乡下。

  在自传《绝对不要用雨伞来评断一个男人》中,艾略特用调侃的语气说起他一个祖先的故事。这个祖先曾在19世纪中期的三一学院当老师:

  “1848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里,他声称世界将在1868年坠入末日,因为幼发拉底河会在1867年枯竭殆尽。你现在看了肯定觉得这真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是正是基于这个理论,他竟然说服三一学院的葡萄酒委员会放弃了1853年的葡萄酒进口,因为世界末日将至,喝酒不太合适。结果1853年产的葡萄酒被证明是整个世纪最棒的葡萄酒,而三一学院一瓶1853年的酒都没有,而这位祖先也没有被后人铭记。”

  这段故事自然是艾略特的一个寓言。当时的人们据说因为世界末日理论都很沮丧,但是到1869年时,太阳却依然照常升起。

  编译/特约记者 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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