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重

  节食、运动、针灸、偏方、减肥药,肥胖者们尝试各种方法摆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却收效甚微,一些人不得不选择减重手术。他们用体重值画着“减肥--反弹”的波浪线,而一路走来的心情,则画出另一条反比例函数:瘦,开心;胖,沮丧

  用手术刀刹车

  切割闭合器顺着1.2厘米的小孔探入艾心的身体,穿过腹腔厚重的脂肪,抵达她的胃。仪器顺着胃大弯的走行方向,一边切割,一边缝合、止血。

  这是一场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手术,以减重为目的,主刀医生白日星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艾心的胃纵行切除2/3胃大弯侧,保留约1/3香蕉形状的小弯侧胃。

  术前,这个胃承载过形形色色的美食,尤以艾心偏爱的油炸和麻辣食物居多,它们一度是艾心体重失控的原因之一。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被缩小了容积的胃将限制食物的摄入,增加饱腹感;同时改变胃肠道激素,减少胃部释放的饥饿信号。

  效果理想的话,她会在一年内甩掉几十斤,重新回到她认为的正常生活:不被长辈嫌弃体形、坦然参加社交、穿漂亮而合体的衣服。

  手术台上的艾心25岁,身高1.6米,体重近90公斤,BMI超过35。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于18至65岁的人来说:BMI[身体质量指数=体重(kg)÷身高2(m)]在18.5-24.9为正常;BMI在25-30时为超重;BMI超过30则为肥胖。依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制定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肥胖诊断标准,BMI超过28即为肥胖。

  肥胖的身材,曾给艾心带来很大的困扰。在英国留学的五年,常见的炸鱼薯条让她的体重居高不下,而学业压力大、运动时间少,也让她觉得自己“随时在长肉”。

  “白天对身材没有自信,学业压力又大,晚上拿起手机想找人聊聊,发现家人朋友都在国内,国内正好是凌晨三四点。没有人倾诉,就压着、憋着。”艾心说。她开始越来越少参与社交,一个人宅在宿舍,“越胖越不愿意出去,越不愿意出去越胖。”恶性循环让她抑郁,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帮她熬过那段恐怖时光的,是吃糖和打游戏。这是她排解压力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助长脂肪的“良方”,“我放假回家,我妈冰箱里基本不给我留东西,顶多找到一两杯玉米汁。”等到从英国毕业回国,她发觉自己已经胖得“像吹起来的”。

  男朋友是艾心的高中同学,倒不在意她的体重,但“他父母想让他领回一个1米68到1米7、前凸后翘的”,所以“这么多年过来,我俩的事就一直拖着没有下文”。

  “拖”到今年7月。男朋友决定移民澳洲,而艾心工作定在北京,“就算是……分手了呗。”

  艾心性格爽朗,毫不避讳决定手术的重要原因是“情伤”,语气云淡风轻,但也承认“舍不得”。

  她希望做点什么让男朋友回心转意,又或者“开始新生活”。分手当天,艾心便下定决心做减重手术。周一来看,周三抽血,周五胃镜,周末住院。

  艾心说,自己是个“心大”的姑娘,觉得手术没什么可怕的,睡一觉就过去了。就这么上了手术台。

  事实上,和艾心一样的肥胖群体不在少数,且数量日趋增加。

  2016年4月2日,发表在世界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显示,过去40年,全球肥胖人数有惊人的增长:从1975年的1.05亿上升至2014年的6.41亿。现在全球成人肥胖者人数超过体重过轻者。

  该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的男性肥胖人数为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为4640万人,高居全球第一。

  白日星清楚地感知到这样的变化,作为北京天坛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从事减重手术八年来,他已完成近400例,每一年数量都在增加。

  他的手机里,保存了许多患者的照片。他们乐于向医生分享自己的减重效果,很多人在变瘦后拍照频率陡增。“这姑娘,上厕所照个相是常规。”白日星指着一张在卫生间镜子前拍下的照片说。

  他们以女性居多,大多年轻。白日星说:“手术前打退堂鼓的、临阵脱逃的,十个有九个是男的。女性对于美的追求还是挺坚决的。”“两百多斤的爱和三百多斤的一起玩,因为显瘦。”

  同样的减重手术,在很多医院都有开展。饭店老板、摄影师、银行职员、主持人、富二代、学生……不同身份的“胖友”从五湖四海而来,希望通过医生的手术刀,为自己失控的体重按下暂停键。

  脂肪之困

  2017年初,体重530斤的黄佳鑫摔了一跤,将自己摔上了新闻。

  彼时春节刚过,亲朋好友互相走访,有朋友随口提起“该减肥了”,再一次让黄佳鑫“感到压力”,他连续几次从网上购买酸奶,作为接下来唯一的食物。

  11天后,黄佳鑫因为四肢乏力摔倒在家里,住院了--本地医院无法提供有效的减肥治疗。出院的那天,他又滑倒在一个斜坡上,因为过度肥胖,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起身。

  围观群众甚至找来了消防官兵。但由于黄佳鑫体形过大,消防救援担架无法使用,最终大家找来一个牢固、宽大的厚木板,在上面铺上床单,先让黄佳鑫“滚”到担架上,大家抬起木板,再让他“滚”到准备好的医疗救护床上。

  民警、消防员、医生、市民……据媒体报道,有十余人参与了这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救援”。

  几天后,黄佳鑫“趴”在救护车上,从故乡武汉前往成都做减重手术。众多媒体持长枪短炮追访,他们称黄佳鑫为“首胖”。据他的主治医生罗丹介绍,此前,国内接受过减重治疗的最高体重为440斤。

  一路跋涉,黄佳鑫严重缺氧导致体内酸碱失衡。他处于昏迷状态,并伴有呼吸暂停。那一天,成都的医院甚至曾给黄佳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肥胖带来的不仅是行动不便,疾病往往相伴而生。呼酸合并代碱、Ⅱ型呼衰、心功能不全、全心扩大心功III-IV级、代谢性综合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肥胖低通气综合征、双下肢湿疹、全身皮肤多处真菌感染……这些疾病列在黄佳鑫的诊断书上,长长的几排。

  用澳大利亚著名糖尿病专家、世界肥胖大会主席保罗·齐迈特的话说,肥胖对世界的威胁不亚于全球气候变暖和禽流感,肥胖正像流行性疾病一样蔓延、吞噬整个世界。在白日星医生列举的肥胖引起的健康问题中,代谢并发症、冠心病及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等,不一而足,“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许晴对此感同身受,“胖了,干什么都不方便。”

  13岁,她因为生病注射激素,渐渐比同龄人胖;24岁,她在一次腿部骨折后卧床半年,缺乏锻炼更让她的体重“飙升”到200斤,随后带着“高体重孕妇”的名号生子,那时她270斤。

  见到许晴的时候,她慵懒地卧在床上,随手拉了拉身上的橘黄色短袖,告诉我说这是专门“定制”的,一件上衣用掉了三米布。此时,她的体重达到了330斤,BIM超过60。

  外出乘公交车,眼看着车从眼前开走,她就是懒得追;做服装生意的她有时出去做展会,“感觉出去上厕所都不方便,我就一天都不上厕所”;旅行乘车或飞机,系上安全带会勒得慌,干脆不系,哪怕明知道“挺危险的”……

  不仅如此,她深感变胖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浑身无力,嗜睡,“开着车就要睡着了。从房山开到丰台,15分钟车程,中间必须要睡一觉,坚持不下来。”除此之外,还有高血糖,缺氧,甲状腺功能低下……“有时候想去医院检查,因为太胖,有的仪器都进不去。”

  半年前,邻居突发糖尿病去世,留下和许晴的儿子同龄的小孩无人照料。邻居是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比许晴还要年轻几岁,这让她“很受刺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陡然上升。

  但这些还远远不是最深的伤害。

  “那个胖子”

  许晴一直恐惧电梯。

  她害怕因为自己体重大,正常运行的电梯突然出现故障,让大家陷入意外和危险,但她更害怕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那个狭小的空间,“总觉得自己上去就超重了。要是正常人超重就下来呗,我会比较敏感,怕别人说自己胖。”

  她甚至养成了习惯,走路时永远目视前方,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回头和左顾右盼。经验告诉她,只要目光偏离轨道,就会看到有人在注视或嘲笑自己。她的丈夫甚至因为有路人“很不避讳,说得很难听”和别人吵起来。而许晴自己,往往“假装没听见”,一边把难过往肚子里咽,一边朝前走不回头。

  “胖的人都自卑。”许晴说。她习惯在说话时微笑,脸上没有皱纹,显得很年轻。

  “你看起来还挺乐观的。”

  “装的。”她还是笑。

  这样的敏感,让她逐渐缩小自己的生活空间,“在自己能控制的环境内生活”,是她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她在家里开了网店,卖童装童鞋,起初同时开有实体店,但人来人往的商场,对她来说是头疼的。其他老板隔三差五到自家店面巡视,她半年也不去一次,没人督促,导购便磨洋工,“到最后,给导购开的工资一个月四五千,他一个月才给你卖出四五千,加上租金和各种费用,两年赔了几十万。”

  回忆起初来北京的日子,许晴说那时的她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热情、野心勃勃。她在国内最大的咨询公司做过销售,随着体重失控,“走两百米都觉得费劲”,不得不辞职。曾经拿销售冠军的往事依旧是谈资,但“胖了以后就没那个精气神了,混一天是一天”。

  许晴比丈夫早一年毕业,彼时她工作,他读书,让她觉得虽然自己身材胖一点,但还比较有自信。但后来,丈夫毕业工作了,自己却辞职在家,“挺自卑的,有时候也担心,嫁给他之后婚姻出点什么事,自己靠什么为生呢。”她无法给出答案,但庆幸丈夫能干,自己只需在家照顾小孩。

  如今,她每天最远的出行,就是到幼儿园接女儿放学。不过,在普通人看来,这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换成她就变成“特务接头”:每天放学,她和女儿约定好时间地点,然后隔着很远的距离,一前一后地过马路,直到离女儿的同学们远了,两个人才先后坐上车,一起回家。

  问及缘故,许晴苦笑,说第一次送女儿去幼儿园,她们和其他人一样,大手拉小手过马路。后来有小朋友问:“那个胖子是你妈吗?”女儿没敢承认。

  同样是宝妈的林默也有类似的担忧,“会考虑说,人家妈妈很漂亮你的妈妈不漂亮。”在女儿上幼儿园之前,林默到医院做了减重手术。

  手术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作上的瓶颈。林默说自己事业心很重,一件事情被纳入规划,就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结果。但她觉得,肥胖,有时会限制她展现能力。虽然起初每年都有晋升,但到后来,职务开始“原地踏步”了。她觉得:“这个社会对胖人的认知就是‘蠢蠢的’,一个公司可能不会用长得有点蠢的人做领导。”

  林默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学者普尔和布劳内尔在综述前人对肥胖污名的研究中,总结了公众对肥胖群体存在消极认知的评价,例如认为肥胖个体懒惰、不整洁、无纪律、意志力薄弱、不聪明、自控能力差等等。

  研究者把这样的偏见和歧视称为“肥胖污名”,并认为,遭受外界歧视的肥胖群体可能会把这种歧视内化,歧视内化的肥胖者很可能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自我贬低,甚至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采访中,几乎每个肥胖者都说,自己骨子里是自卑的,哪怕是看起来永远乐呵呵的艾心。不同于许晴的“与世隔绝”,艾心选择了自嘲,“哎呀我怎么这么瘦啊。”“信不信我再胖些一屁股坐死你?”她发现,先于别人发声,可以有效制止别人对自己身材的调侃。大家一笑而过,从不知道那个乐观的胖子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把负面情绪放得很大”--孤独,无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艾心提到,自己曾因为体形想过轻生。

  林默觉得,自己没有因身材而过于自卑甚至崩溃,很大程度是因为丈夫对此比较包容。饭桌上,有时婆婆会说:“你怎么这么能吃啊,吃进去跟倒进去一样。”她往往沉默不语,老公则保护她:“吃就吃呗,饿了还不让吃吗。”

  尴尬化解,但对肥胖的“仇恨”日积月累。她认为职场上升的渠道消失,“很难做出一点改变。”对健康的担忧越积越多,内心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她最终从那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裸辞,“出来减肥。”

  减肥持久战

  在黄佳鑫的记忆里,“减肥”二字贯穿了从小到大的经历。七岁,135斤,母亲带他加入游泳队;九岁,200斤,父母每天都督促他出去散步;15岁,325斤,休学进入减肥中心。

  那是他全部减肥经历中最痛苦的一年,早晚各10000米的运动,白天两小时的针灸,以及总量极少的一日三餐,让黄佳鑫一年之内瘦到了160斤。但他毫无成就感:“早上一个鸡蛋,中午就是白菜,晚上两个黄瓜,你说是不是减肥呀?”

  重返学校,运动和节食中止,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更上一层楼”。

  在协和医院的减重群里,常常可以看到胖友分享自己的食谱,普通的“吃饭”行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串数字:240g米饭,1个鸡蛋,250毫升牛奶,新鲜蔬菜每天总量在500g以上,吃红薯、土豆需要按照4:1的比例抵扣米饭,优先选择低糖水果,少吃或不吃含糖饮料、火锅酱料、坚果……甚至有人将小秤随身带着,哪怕要面对食堂里同事的不解和嘲笑。

  肥胖者用体重值画着“减肥-反弹”的波浪线,而一路走来的心情,则画出另一条反比例函数:瘦,开心;胖,沮丧。

  为了减肥,许晴几乎试遍了各种方法:买跑步机,因为体重大磨损膝盖,半途而废;尝试针灸,收效甚微,也没坚持下来;搜集各种偏方,什么七日瘦身汤,黄瓜鸡蛋减肥法,全都无疾而终……

  在最普遍的减肥方法节食、运动之外,女大学生笛子选择了减肥药。

  高中时,笛子学习压力大,吃得多而运动少,体重达到160斤,但为了学业无法节食又没有时间运动,只能“一直靠减肥药盯着”。吃药就瘦,停药就反弹,身体慢慢有了抗药性。为了维持体重,就去吃“加强版”。

  大二那年,笛子所在的学校开展学年实习,她被分配到一所幼儿园当心理老师。那时是她体重的巅峰,180斤,也是吃减肥药最多的时候。笛子说,减肥药对她起到自我麻痹的作用,饿的时候提醒自己不饿。“所以吃减肥药是一种双重的折磨,我饿,但是我又觉得我不饿,那种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扭曲,让人心情烂到极点。”幼儿园的小孩子在一旁叽叽喳喳,更加速着她的崩溃。“人不吃东西的时候是会发脾气的,我又饿,小孩又烦我,我又不能跟小孩发脾气,工作不顺利,学校的事儿还多,你知道吗,那时候没多久我就瘦了十多斤。”

  笛子如今已不太愿意回忆那时的状态,因为最糟糕的时候,“每天想从自己住的15楼蹦下去。”

  最终她去了回龙观医院,医生建议她停止工作出去走走,同时还开了很多药,用于治疗外界刺激引起的抑郁。

  2013年,美国医师协会正式认定肥胖是一种疾病。这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胖”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

  2017年7月21日,在协和医院的减肥科普讲座上,哥伦比亚大学营养学博士、美国肥胖医学会减肥专科医师肖丹华说:肥胖不是个人缺陷,不是“又懒又馋”造成的。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种代谢疾病,有基因的成分,当然也有后天环境、饮食等成分,但“这是一种病,是需要找大夫看的”。

  如今,肥胖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五大疾病之一,其危害程度甚至高于吸烟4倍。对生命的珍视,让一些人有意识地警惕肥胖。

  但追求健康,并非肥胖者减肥的唯一原因。

  “我在胖的时候也摔过啊,根本没有人理”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自然的象征》一书中提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生理身体,一个是社会身体--她强调身体的社会塑造特征,身体是社会的隐喻,支持着特定的社会观点。

  “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也催生着人们对“瘦”的追求的焦虑。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5%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拼瘦族”,34.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尝试过节食减肥。于是,减肥产业应运而生,减肥达人炙手可热,减肥大军浩浩荡荡。

  和许多胖友一样,林默也试过各种减肥途径,但效果都不明显,她很抵触别人说她减不下去是意志力不够,“长胖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等我意识到自己太胖了,就已经难以用意志力控制了。”林默最终做出了和艾心一样的选择,手术减肥。

  “减肥是我必须要去做的,用我自己的手段没有办法去解决,医学有手段帮助解决,结果是一样的,那就去做吧。”

  从去年2月做手术至今,她基本不吃主食,很少吃肉类,靠海鲜补充营养;保持良好作息,坚持健身,一年半下来,体重降到了110斤左右。

  从前照片里圆润丰腴的脸,如今没有任何赘肉,皮肤因为减重略显松弛,但是她觉得继续锻炼下去,不超两年就可以恢复“正常”。

  现在的她化着精致的妆容,眼睛大了许多。过去肥大的衣服全扔了,“现在什么衣服都敢穿,怎么穿效果都不错。”闲暇时间,林默学习古筝和舞蹈,又在逛街时临时起意,在锁骨下新增了一个麋鹿刺青。

  “做了那么大的牺牲,一定要把好的状态发挥到极致,为了美而瘦,好不容易瘦了又不去美,那何必去瘦呢。”

  她成功应聘进一家互联网公司,依旧是世界500强,从一线做起,但她感觉到和从前有很大的不同。

  “之前很胖的时候,讲一些东西,就算逻辑性很强,别人可能听都不想听,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现在当你变得很专业又很养眼,大家就愿意去听,愿意去接触。这样途径就更多了。”她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很满意,“想法得到很多领导的认可,可以跳脱出来,越过好几层领导直接和CEO探讨,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许晴觉得,“一个人去了解你,真的是始于颜值的。”

  宝宝健康,自己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时间宽裕,事业有成。林默觉得,当下是她的“人生巅峰”。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自己没能早一点瘦下来。

  三个月前,林默在地铁里边走路边玩手机,下楼梯时,不小心摔了下去,至少四五个男性围过来,问候、搀扶,陪她坐到不远处的椅子上。“知道吗,当时我感觉到的是世界的恶意,不是善意。”林默提高声音说,“我在胖的时候也摔过啊,根本没有人理。”

  (艾心、许晴、林默、笛子为化名。参考文献:李艳青《大学生肥胖污名的干预研究》,罗悦《身体重塑:女大学生减肥热的社会学研究--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

  实习记者 王双兴 编辑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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