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 时代观察者的预言

  如果说冯内古特的预言正在21世纪应验,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身处的20世纪有深刻的洞察

  雨果说,19世纪是伟大的,20世纪是幸福的。但人类将在20世纪遭遇的苦痛与考验,任何伟大的先知都难以预见。

  对整个世界和库尔特·冯内古特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都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昨日的世界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毁灭,资本主义正重构权力结构,冷战不仅划分了铁幕的两端,也让核恐怖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写过几本半温不火的小说的冯内古特,将在60年代的尾巴成名。

  在美国,面对这伤痕累累的时代,大学生们充满愤怒与期待。他们一次次发出声音,要求社会平等,强调社会责任。他们支持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试图阻止征兵。他们包围征兵办公室,劝阻人们参军,但效果甚微,一位准备参军的小伙子说:“打仗会很有趣的。”

  1968年,一张拍摄于南越的照片改变了美国公众的态度。照片中,南越警察总长抬起枪,要枪毙一个被怀疑是越共的男人。将死的男人哭泣着,而旁边的士兵轻松地笑着,像在看一场星期六下午的电影。摄影师Eddie Adams记录下这个瞬间,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公众大受刺激,反战声浪越加高涨。正如英国学者苏珊·L·卡拉瑟斯在《西方传媒与战争》中所言:“1968年以后,几乎每位到过越南的记者都有一个残忍的故事要讲,现在他们有机会了。”

  次年,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出版。很快,大学生就被《第五号屠宰场》的反战主题及“搞怪”情节吸引。

  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在二战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带着心灵创伤回到美国后,他成了一个无法控制时间的人,幻想自己在过去未来间穿越。他的名字皮尔格里姆(Pilgrim)就是“朝圣者”、“漫游者”的意思。在女儿婚礼当夜,皮尔格里姆被外星飞碟绑架,他被抓到特拉法多玛星的动物园,和一个身材热辣的好莱坞女星关在一起,供外星人参观。皮尔格里姆的儿子也参加了越战,这让年轻读者们大为愤慨,因为他们的兄弟家人此刻同样在越南杀人,或者被杀死。

  一时间,《第五号屠宰场》在年轻人间成了畅销书,几乎每个大学生的牛仔裤屁股口袋里都有这本书。

  幸存者的笑

  早在成为作家前,冯内古特就是战争的亲历者和无数苦难的见证者。他35岁时姐姐得癌症去世;姐姐去世前几天姐夫在来看望姐姐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50岁时,大儿子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62岁时,他试图用药片和酒精自杀。

  悲剧和创伤从年轻时就开始了。1944年初,22岁的小冯内古特从康奈尔大学退学,入了伍。作为德裔美军士兵,他被派到欧洲同德国纳粹作战。5月15日,冯内古特回家探亲,而正巧在前一天夜里,即5月14日母亲节,他的母亲因精神崩溃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1944年底,冯内古特在阿登战役中被德军俘虏,被押送到德累斯顿的一个屠宰场做苦役。在屠宰场的地下冷冻室,冯内古特捡回了一条命。

  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冯内古特和同伴们一起蹲在屠宰场的地下冷藏室里。作为战俘,他们每天都得为纳粹工作,制造给孕妇用的维他命小药丸。

  但他们今夜不用忙别的。反正人在临死前没别的什么可忙。

  盟军的飞机“正忙着”把城里的130万居民炸死十分之一。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正好够做胜利蛋糕的蜡烛。燃烧和轰炸按当时的标准严格执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掀掉屋顶,露出房梁等木结构;爆炸气浪把房间的隔门冲走,形成贯通结构;然后投下大量燃烧弹点燃房屋的木材结构;再投下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救火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火灾旋风,中心火场温度激增至摄氏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气温暴涨并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轰炸当天,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古城中还有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

  希特勒说:“当我的人民在这些考验下毁灭时,我不会为之流下一滴眼泪,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整座城市熊熊燃烧。教堂在倒塌。学校与医院在倒塌。到处是哭号与飞机的轰鸣。恐怖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躲在地下储肉室的几个美军战俘默默等待着。或许下一声巨响就是一切了。人们坐着,如同第一次去教会学校的男孩,低头盯着膝盖,全神贯注。尘土与碎石簌簌抖落,他们可能挤在一个正要被撬开的鱼肉罐头里。

  “哦,上帝。”冯内古特祈祷着。他发誓,如果能活着回去,就算要用希腊语倒背一遍《奥德赛》,他也一定要娶他的甜心宝贝,简·玛丽·科克斯。

  忽然,一个士兵说:“我想知道穷人今天晚上干什么。”

  这哥们儿简直像是寒冷雨夜里住在官邸里的公爵夫人,冯内古特想。生死关头还在吐槽,亏他做得出来。

  整个轰炸,美军俘虏只有七人幸存。冯内古特很幸运。

  “我见证了德累斯顿的毁灭。我见过这个城市先前的模样,从空袭避难所出来后,又看到了它被轰炸后的样子。幸存者会作何感想?其中一个反应必定是笑。上帝知道,这是灵魂在寻找宽慰。”

  “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冯内古特说,“甚至最单纯的玩笑也是基于恐惧唤起的些微痛苦。”

  23年后,这个幸存者终于把战争写成了一本热热闹闹的书,《第五号屠宰场》。为了增添一点喜剧气氛,他把书的副标题命名为“儿童十字军”。

  “我就在那儿”

  1945年,德国投降。冯内古特回到美国,顺利地和简·科克斯结了婚。他暂时无法退伍,被派到堪萨斯州的莱利堡继续服役。

  “富人,穷人,乞丐,贼,医生,律师,工程师,老板?”在最后的兵役期间,年轻的冯内古特一直在为自己做职业规划。他很实际,希望能谋一份好差事--为了和简拥有一座满是书与艺术品的房子,最好再有一个摆满好酒的吧台。

  他给妻子写信,兴致勃勃地谈论两人的未来。但是简告诉丈夫:“亲爱的,你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了不起的作家。你将成就1945年以后的美国文学。”他惊呆了,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没有半点信心,可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

  她给他寄书,阅读总是对写作有好处--《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等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在信里讨论。简督促冯内古特利用空余时间写作。冯内古特就把一篇篇小故事寄回家,简修改它们,再重新把文稿打一遍。

  就这样,在46岁因《第五号屠宰场》大获成功前,冯内古特出版了五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但人们一直认为他只是科幻作家而非严肃作家。冯内古特抱怨:“在不懂科技的评论家看来,但凡是写科技的,都是未来的。”

  的确,理工科背景的冯内古特喜欢科幻题材。处女作长篇《自动钢琴》探讨了在未来机器没有改善人类生存境况,反而剥夺了人的价值。现在看来,这个主题非常严肃,但在60年代,科幻小说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消遣玩意儿。加上冯内古特幽默逗乐、插科打诨的语言风格,作品自然难入评论家的法眼。

  冯内古特的第二部作品《泰坦的海妖》继续采用科幻小说的外壳,描述人类对探索未知宇宙无比狂热,却忽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周围人的命运冷漠视之。在这部作品里,冯内古特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时代的解说者、人类命运的观察员。

  从收录了他早期作品的《欢迎来到猴子馆》,到备受瞩目的《第五号屠宰场》,以及晚年的封笔之作《时震》。他作为观察者的姿态从未改变。在科幻、幽默、俏皮话与喜剧的外壳中,冯氏作品的内核始终是对人类当下的关怀。

  冯内古特知道,他迟早会写战争。他曾给妻子写信:“我读了《新闻周刊》的报道,这些牛逼的记者们写的发生在欧洲的事让我震惊。而且我发现……这些事早就是我的一部分……上帝啊,我就在那儿。”

  “那就是我,我就在那里。”恐怖的记忆挥之不去。储肉室上方的爆炸、哭号,城市的灰烬,他搬运过的焦黑尸体……战争会结束,被摧毁的钟楼会重新建起,但正如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写到的,老兵从战场回来,心灵与肉体的创伤却无法抹去。亲历过战争的人必须在汹涌的历史中挣扎求生。

  冯内古特无法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让真切的枪炮声与血液将自己拉回到恐惧中,因此很难用传统小说的写法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他去德累斯顿采访当地居民,却无甚收获,“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他也无法写纯粹猎奇的科幻,漠视时代的阵痛,他更关注人类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如冷战、黑人权利、核战争、科技的危险。于是,他找到在小说中穿越时空的方法,《第五号屠宰场》应运而生。上升的幻想,向现实大地的俯身--两种相对的力量,塑造了冯内古特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

  事情会变好吗

  时代关怀、幽默、幻想、焦虑。这既是冯内古特作品的关键词,也是成长经历赋予他的个人特性。

  冯内古特出生于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的那年。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大5岁的姐姐,一个大9岁的哥哥。父亲是著名建筑师,母亲热爱德国文学。一家人晚餐时,渴望加入谈话的小冯内古特总是讲笑话,逗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他四岁时,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一战已经结束八年。创伤尚未痊愈,人们却很乐观--或许战争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教训,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

  “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詹姆斯·怀特库本·莱利第43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画未来的房子、未来的船、未来的飞机,画上充满了对未来所有的梦想。当然那时什么都停止了。工厂关闭,大萧条横行,最神奇的词汇就是繁荣。到某个时候一定会繁荣起来的。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梦想人类应该居住的房子--理想居所、理想的交通工具。”

  大萧条让他父亲失去工作,母亲也时常精神紧张。世道日衰,大人们频频叹气的夜谈总是持续到很晚。要理解厨房终夜透出的亮光,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还太早。收音机里的喜剧让冯内古特每天乐此不疲,小男孩模仿喜剧家,好在晚餐时再给大人们讲一两个笑话。

  可是事情没有变好。

  经济混乱、政治瘫痪,人们茫然无措。挫败感压倒了民众,那些宣称能带来新希望的潜在极权者趁虚而入,以争取更多的选民。资本主义世界在大萧条中几近垮塌。脆弱的民主崩溃后露出了集权主义的嘴脸,凡尔赛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苏联为创造现代工业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饥荒、政治高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为民众描绘看似光辉壮阔的未来。

  那是在1930年代,冯内古特长成了傻乎乎会装酷的少年,喜欢骑着车追女孩子。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着世界。人们曾对国际局势保持的乐观烟消云散。就这样,冯内古特度过了少年时代。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二战。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1944年,22岁的冯内古特参军,赶赴欧洲前线;1945年,他在德累斯顿空袭中捡回了一条命。他出生在一个糟糕的时代,成年后局势变得更糟。等二战结束了,原子弹又像生日派对的气球一样被装饰得到处都是。每当人们觉得一切都烂透了,不可能有更坏的事情发生时,人类总能生发出一些推波助澜的聪明才智。

  和大部分亲历这一切的作家一样,冯内古特也分担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已非常明显。1950年,冯内古特开始写短篇小说,把它们卖给各个杂志。他知道自己有逗乐读者的天赋,给诸如《女性时光杂志》等投稿,且迅速掌握各个杂志的定位。

  他写了一个略带感伤的爱情故事,《艾皮凯克》。一个电脑工程师想要追求自己美丽的同事,但是姑娘嫌他不会写诗,不够浪漫。一次,工程师发现电脑“艾皮凯克”会与人交流。工程师向电脑诉苦,向电脑解释“爱情”与“诗歌”。第二天,电脑为女孩写了一首诗。工程师惊喜万分,将诗献给女孩子,赢得少女芳心。此后,电脑艾皮凯克不断地写情诗,再由工程师将诗歌送给女孩,直到两人相爱并准备结婚。

  事情依然没有变好。

  可怜的电脑艾皮凯克已经爱上了女孩,甚至以为是自己要和她结婚。工程师只能说出真相:“她爱我。她要跟我结婚。”

  “你的诗写得比我好?”艾皮凯克说。咔嗒声的节奏有些紊乱,大概带着火气。

  “我在你的诗上签了我的名字。机器制造出来是为人服务的。”

  电脑问:“具体区别在哪里?人比我聪明吗?”

  “是的。”工程师有了防御心态。

  “7887007乘以4345985879等于多少?”

  工程师浑身冒汗。他的手指软软地趴在键盘上。

  一番争论后,艾皮凯克终于沉默。它放弃了对一个人类女性的爱,并选择自毁。在毁灭前,它为工程师和女孩的婚礼写了最后一首诗。

  时代解说员

  《艾皮凯克》在今天读起来也非常有趣。

  2017年5月,微软机器人出版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这是第一本机器人诗集。诗歌本来是人类心智中最纯粹的花园,雪莱说诗人为万物命名。然而,人工智能却闯入了这个领域,这多少令人措手不及。至于机器人是否会爱,也是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如《她》、《我,机器人》等等。

  要知道,冯内古特1950年写这个短篇时,距人类发明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才刚刚过去4年。ENIAC体积庞大,耗电惊人,是一台高速计算工具,是美国军方为了更快制作出弹道发射表而投资研发。生活在50年代的人大多只知道ENIAC是一台计算机器。冯内古特却预见到,计算机在未来能学会写诗,也许还会爱上人类。

  同是在1950年,冯内古特写了一篇叫《巴恩豪斯效应报告》的反战小说。心理学教授巴恩豪斯在打赌时偶然获得了超能力,能用念力控制一切。巴恩豪斯教授怀疑过自己,也害怕力量失控,不过最后他找到了人生方向:用念力摧毁世界上的全部武器,直到国与国之间只能用小树枝来进行防御。

  那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第二年,冷战局势越发紧张。

  1953年,他写北约士兵在西德的故事,《流离失所的人》。一个战争孤儿把黑人士兵当作爸爸,因为大兵是他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和他一样有着黑皮肤的人。当冯内古特怀着同情写这个故事时,马丁·路德·金还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要到两年后,黑人民权运动才因为一位黑人妇女不给白人让座而风波骤起。

  冯内古特始终关注民权运动。在1962年的短篇《谎言》中,他就写到了30个黑人男孩首次获准入读白人精英学校。一年后,民权运动发展壮大,马丁·路德·金被捕,并在狱中写成《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书简》,阐释美国民权运动的初衷与期冀;也是在这一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1958年的短篇《载人导弹》,讲述一个苏联家庭与一个美国家庭,因为冷战与核竞赛各自失去儿子。两个悲伤的父亲给彼此写信,他们之间不存在铁幕与仇恨,只怀念着曾令家人无限骄傲的孩子。这个故事写于赫鲁晓夫访美的前一年。

  冯内古特还写了许多描绘人类未来的故事。人口爆炸的时代,政府必须靠抹杀性欲来维持社会稳定(《欢迎来到猴子馆》,1968);医疗技术进步,人类发明了抗衰老药,使得地球人口无限膨胀,资源无比紧张,人们只能和一家上百口人在小公寓拥挤地生活(《明天,明天,明天》,1953);人类发明了电子毒品,只要听广播就能“百忧解”(《电欢喜》,1951)……

  这些故事都被收入到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里。直到今年这本小说集首次出版中译本,这个爱插科打诨的老头已离世十年。

  有人说他消极。他相信人性中携带着黑暗与深渊,直到老年仍尖刻地评论着时代的各种危机:“我那刚满21岁的女儿丽丽,就像您的子女,像小布什小的时候,以及萨达姆·侯赛因等人一样,发现自己继承的是令人震惊的人类奴隶制的当代历史;是艾滋病泛滥;是核潜艇潜伏在冰岛及其他峡湾的海底深处,时刻准备一声令下,用火箭和氢弹头大规模地将无数的男人、女人、儿童化为放射性齑粉。我们的子女们继承了技术,但是科技的副作用是,不管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这个为各种生命提供了可呼吸空气、可饮用水源的生态系统的星球正在迅速被摧毁。我知道,还梦想着为子孙们留下一个容身之地的人已经不多了。”

  新闻里发生了什么,他的小说里就瞄准什么,就像飞镖,嗖--钉在酒吧的靶子上。他就像一个浴盆木塞,紧紧地嵌在自己的时代。

  冯内古特表现出来的,不过是20世纪作家的普遍状态:他们不是在回应传统,就是在回应时代。海明威写战争后的迷惘,海因里希·伯尔始终凝视着那些背负着战争创伤的普通德国人,普拉东诺夫因“诽谤”现实而遭残酷迫害……但在冯内古特去世后,人们还是称赞他为“滑稽又病态的时代解说员”。也许是我们的21世纪还太年轻,尚未体会到个人与时代的紧紧相嵌。

  晚年,冯内古特问已到中年的儿子:“我们来到这狗屁的世界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儿科医生冯内古特博士说:“爸爸,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相互帮助度过生命,不管是怎样的生命。”

  冯内古特医生说得很对,他爸爸也是这么做的。

  (参考文献:戴锦华《重访六十年代》;冯内古特著《没有国家的人》、《欢迎来到猴子馆》;Joshua Cole and Carol Symes“Western Civilizations”;Ginger Strand “How Jane Vonnegut Made Kurt Vonnegut a Writer”)

  特约撰稿 魏已然 编辑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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