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东亚国际传播中的中国身份与位置

　　共识是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构建前提，是“一带一路”能否顺利实现合作、共赢的先决条件”。①“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是一个建立共识的过程，能否达成共识是衡量其传播效果的标志，也是倡议能否付诸实施的前提。共识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的国家身份，因为国家身份决定着国家利益追求的原则和目标，决定着处理与其他参与者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中国身份合法性、可靠性的媒介环境，通过传播与世界各国达成关于中国身份的共识，从而为“一带一路”合作奠定基础。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与东亚国家同属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是“一带一路”东亚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有意无意地建构了一个中国中心论和儒家文化主导论的传播范式，这种范式所建构的中国身份不但与倡议不符，而且其隐含的话语霸权极易引起更多的误解和反感。因此要使“一带一路”倡议在东亚国家的国际传播取得成效，就必须认真分析倡议所赋予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身份，并以此处理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东亚的历史和文化，为建立共识和传播共识创造条件。

　　一、汉语（儒家）文化圈是对东亚文化的片面性重构

　　毋容置疑，东亚国家历史上受华夏文化影响至深，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②20世纪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国际社会也将其归结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③但应该看到的是，华夏文化进入东亚国家也是一种地方化的过程，是华夏文化与日韩本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过程，华夏文化与日韩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和而不同的特征。随着东亚国家民族自觉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西方思潮的进入，东亚国家纷纷去汉字化、去“中国化”。如韩国出现了“狭隘的文化血统主义和单一民族主义思想”，极力强调韩国文化的单一性、自主性及优越性。同样，虽然华夏文化滋润和丰富了日本文化，但日本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叛逆性”。④明治维新后日本更是与中国文化“决裂”，脱亚入欧。

　　学界认为，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并非种族或地理上的划分，而是文化的划分，同一文化则同属我类，否则“非我族类”。汉字文化圈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模糊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当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被掩盖，两个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被夸大了或被过分强调时，这两个民族的误解和摩擦就很难避免了。”⑤因此，必须警惕东亚共同文化圈这种传统话语范式混淆历史现实、淡化差异性的宏大叙事所隐藏的危险，正视这样的国际现实，即“迄今为止，东亚还是一个缺乏共同心理、共同立场、共同语言，也缺乏凝聚力、向心力和认同感、归属感的区域”。⑥

　　二、“朝贡体系”再生产意识形态话语范式

　　费正清认为，汉字文化圈内的国际秩序是朝贡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等级秩序。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滨下武志认为亚洲历史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贡贸易关系体系，它是中央帝国国内统治秩序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延续和拓展。国内学术界主流看法认为，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制度，是儒家天下观与伦理道德观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是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主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和方式。

　　如何看待这种制度，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朝贡体系并非是常态化的古代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表征，有的则认为朝贡体系是一种贸易体系而非國家关系秩序，还有观点认为是一种文明归属的认证制度并非等级秩序。反对者认为朝贡体系是华夏天下观念与礼制秩序的国际关系推演与想象性建构，并非历史事实，“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主观推导，并非得到外国实际认可并有效运作的客观存在”。⑦

　　朝贡体系作为一种话语被再次建构并出现在东亚国际传播中，其思维范式与汉字文化圈异曲同工，前者强调了东亚文化的同一性，后者则强调了同一性中的等级性。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看待和处理东亚关系的方式和方法，导致对中国盲目的和选择性的放大、推崇甚至膜拜，而对周边国家进行有意无意的边缘化。在中国“一带一路”对东亚国家国际传播中，有意无意地强调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同一性，其实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语言建构一种中国中心主义，其作为一种话语陈述不但暴露出潜在的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历史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意识，并将这种思维范式镶嵌在对东亚国家的国际传播之中。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这种话语方式不但与历史不符，而且在人为地扭曲现实，建立在这种传播范式基础的国际传播无疑会引起各国的警惕。

　　三、国家身份认知是国际传播取得成效的前提

　　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和朝贡制度都是在用语言建构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国际传播是基于身份并建构身份的过程，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是个集合体，它作为国家的代言人是国家身份的体现，国家身份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定位、对外政策以及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结构和话语策略。在国际传播中，国家身份是语言建构出来的自我认定的身份，它是基于国家的历史、现实、内外政策等综合要素通过传播建构出来的公众感知，是一种“内生性”身份建构，这种身份认定是否准确则基于对国家本身的准确认知、对国际社会反映的客观判断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目标追求，它是国际传播的前提身份或预设身份，它不但反映出国家的发展愿景，也折射出其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策略，是国际传播是否取得成效的基本条件。如果在国际关系中不能准确定位“我是谁”，就意味着也不能准确定位他者，无法了解传播对象，无法制定科学的传播策略和选择有效的话语方式。

　　但国家身份不是自我认定的，它是自我与他者共同认定的结果，是一种国际共识。国际传播要取得效果，作为传播主体就要协调自我认定的国家身份与他者认定的国家身份的统一，这是国际传播的起点，也是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只有自我与他者就国家身份达成共识，国际传播才会取得信任基础。汉字（儒家）文化圈尽管是一种历史存在，也是用语言建构的一种事实和判断，但这种话语论述本身就将中国置于主导国家的地位，就暗含着主与次、中心与边缘、上与下、强与弱的不平等关系。错乱的身份认知所暗含的话语霸权会导致其国际传播效果事与愿违。

　　四、“倡议”赋予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主体间地位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中国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共建原则、合作机制等全球合作与发展的系统倡议，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国际行为体相处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模式，这种社会结构是主体间的共在结构——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就是说中国“与沿线国家是共谋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即共生共存共在的关系，是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实现认同、达成共识，并重新确立自我的关系”。⑧这种社会结构建构了中国作为行为体的身份及位置，决定了中国只是作为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的身份，是主体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在赋予中国身份的同时也赋予了“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集体身份，即参与体都是相互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责任共同体的一部分，都具有共同的使命和责任，这种集体身份意味着“自我包含着普遍化的他者”，意味着利己与利他、责任与义务、目标与手段的统一。⑨

　　以菲尔克语言建构主义来看，“倡议”是一个用语言建构国际现实的过程，“倡议”通过命名、比喻、类比的方式，将“一带一路”放置在国际社会熟悉并已经被认可的“丝绸之路”的语境之中，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论证证明中国身份的合法性、可靠性。⑩但是，“倡议”所建构的中国身份只是一种预设的自我认定的身份，其是否成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肯定，只能在与他者的观念和行为的互动中产生。但“倡议”只是中国作为国际合作的行为体用语言建构的“意见”或者“私有观念”，能否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共识，从我他关系变成“我们”的关系，建立起观念共同体，就需要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行为体通过语言互动在主体之间建构情境，形成共有知识和信念；二是伴随相应的实践去印证或确认这些观念。在观念层面，要求在媒体传播层面创建身份共识，并结合与相关政策、措施等进行互文性确证。在实践层面则要求通过国家行为体用行动语言界定其利益构成、利益范围和利益获取路径等，并获得参与体的认可。因此，“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是通过建构中国身份、传播中国身份并与国际社会达成身份共识的过程，它需要实现国际国内传播的一致性，传播观念与实施行为的一致性，传播目标、策略与效果的一致性。

　　五、重构东亚国际传播范式任重道远

　　当东亚文化被命名为“汉语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朝贡体系”时，它已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转换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和传播范式。这种模式以中国中心论、中国主导论作为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以此为基础源源不断地再生产相应的知识体系，其结果使“汉语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朝贡体系”成为国人思考和处理东亚文化和东亚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内在邏辑，成为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

　　当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国际传播的范式时，它导致了中国国际传播国家主体身份的迷失与混乱，传递出与倡议不同的错误身份认知，它因其内在的矛盾性而自行解构倡议所赋予的中国身份，消解了其所要达到的传播效果。同时，这种范式也极易引起东亚及西方国家对古代东方中央帝国专制、霸权等想象性的当代建构，为西方抹黑中国提供了机会。因此，“一带一路”东亚国际传播必须回到倡议所赋予的中国身份和位置，并以倡议所建构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作为国际传播的基础范式，摒弃任何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以主体间的身份重新建构相互关系和对话体系，这样才有可能赢得东亚国家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创建共识基础。

　　「注释」

　　①田龙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共识”策略》，《传媒》2018年第12期。

　　②李梅花：《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8期。

　　③[韩]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冯世则 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④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⑤老荷：《谈谈日本的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

　　⑥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⑦黄纯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史动态研究》2013年第1期。

　　⑧田龙过：《“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的问题：理念、心态与话语策略》，《西部学刊》2018年第6期。

　　⑨夏安凌、黄真：《文化、合作与价值——建构主义国际合作理论评析》，《当代亚太》2007年第5期。

　　⑩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

　　丑则静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自2013年10月提出以来取得一系列积极进展，并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与广泛研究讨论。美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其利益触角辐射全球各个角落，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行稳致远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外部变量之一。

　　在美国，围绕“一带一路”中国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工作早已展开。不过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定位由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加之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对“美国优先”路线的坚持，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无论是在对华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在涉及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宣传报道过程中，对华遏制的成分及现实主义的色彩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上升，而这直接导致了“一带一路”倡议在美传播的难度与压力不断增大。但也应该看到，美国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完善机制，以及目前美国社会对中国问题浓厚的研究热情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释放出理性的声音，同时，也作为“一带一路”在美传播的积极因素，有利于将美国国内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存在的谨慎支持与欢迎态度，转化为中美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的切实行动。

　　一、完善的中国问题研究机制

　　（一）美国的中国问题与“一带一路”研究

　　“中国研究”或“中国学”在美国众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分属于“地区性研究”，是受美国国家总体战略支配下的“东亚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欧洲汉学研究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作为研究重点。直至二战结束，为了更好地服务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切实为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效果评估，美国政府正式雇用了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研究开始更加侧重于当代中国问题。

　　美国已故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曾评价到，“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乃是全球的样板”。的确，经由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全球领先地位已基本奠定，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首先，在研究领域上，既固守中国政治这一传统研究重点，同时特别强调对中国外交、国际战略观念的关注。可以说，近年来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都会出现在美国学者的视野之中。其次，在研究体系上，官方与智库研究紧密结合，使中国问题研究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高校日常研究与学术会议研讨并行不悖，前者侧重基础性研究，后者关注时事热点议题，并在过程中实现著书、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多渠道发声。第三，在研究成果上，“对美中关系进行尽可能详尽的理论阐述与政策提示”的目标明确，沿袭国际政治三大主流理论，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框架，揭示同时存在于美中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两面。

　　具体到“一带一路”研究上，目前在美国已经形成政府、智库、高校“三足鼎立”式的“一带一路”研究格局，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全景式解读。客观地分析，目前美国的“一带一路”研究并非只是突出“一带一路”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压力，而是同样认可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过程中，通过尝试搭建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积极向地区乃至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竞争、合作、模糊观望等三种不同的视角，为中国增信释疑地推进“一带一路”在美传播工作、扩大与美国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

　　（二）美国“一带一路”研究的三种视角

　　在竞争性的视角方面，美国政策界、学术界倾向于关注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过程中，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经济权力的此消彼长变化以及中国地区秩序领导力的上升。2018年初，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专家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在美中经济和安全评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无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与否，其庞大的资金规模与实施范围必然会对美国的利益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①

　　而若因循建构主义的理论假设，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社会建构、观念互动的变化性与不确定性，则往往更倾向于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支持模糊观望的视角。“一带一路”预计覆盖的国家数量众多，这一区域的人口、GDP总量分别占世界的2/3与1/3，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沿线国家在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性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着“一带一路”建设所要面对的风险与挑战。有部分美国学者指出，不同于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已经成为全球霸权且与众多欧洲盟友享有共同价值观，目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内部面临着来自政治、安全、发展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加之地区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诚意与更多的努力，来赢得地区国家的支持与信任。②

　　与此同时，目前美国“一带一路”研究中还存在一种合作性视角，基于对“利益”“制度”等自由主义核心概念的强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看到中国在倡导、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力图向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努力；认识到过去在“一带一路”问题上所持有的警觉与敌视态度，以及采取的消极回避、打压政策是不明智的，中美两国围绕“一带一路”，或在更广泛的地区议题上存在合作的空间与可能。

　　“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未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卡洛琳·弗洛德（Caroline Freund）曾如此强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此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发勒夫特·盖尔（Luft Gal）《为什么华盛顿应該接受“新丝绸之路”》一文，对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纽带的、联通欧亚大陆与非洲东部数十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预计将在未来3年内刺激约4亿美元的投资，重塑欧亚大陆的未来。美国应该谨慎回应“一带一路”倡议中有利于美国利益的部分，对不利的部分再加以反对；美国没有必要在维护全球领导地位与在亚洲获取更多的经济红利之间做出选择，通过有选择性地回应“一带一路”，可能会帮助实现以上两个目标。③

　　二、浓厚的中国问题研究热情

　　美国秩序问题专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曾指出，中国的崛起将是21世纪伟大事件之一，对亚太地区乃至未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④事实的发展也的确如此，如果说，近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亚太地区政策与中国的这种相关性，很大程度上与其背靠的国际局势与地缘环境有关，具有历史偶然性，那么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本身已足以左右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美国政策界、学术界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动向的关注力空前提升，并将此作为美国全球、地区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之一，似乎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美国国际问题学会成立于1959年，经过近60年的发展，目前已吸引来自110个国家的7000余名会员，是全球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联合会。虽然背衬“黑天鹅事件”频发与前景不甚明朗的国际形势，近两年的美国国际问题学会年会，中国问题依然被重点关注，吸引包括约瑟夫·奈（Joseph Nye）、约翰·伊肯伯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内的活跃于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一线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例如，2017年国际问题学会就有30余场研讨会直接围绕中国议题展开，通过对各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的主题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其中特点，即在全面覆盖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热点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聚焦，注重对“中国崛起如何影响全球权力格局、国际与地区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与“‘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例如，约瑟夫·奈在谈到世界秩序的问题时指出，由于中国等国家的崛起，权力领域的均衡趋势愈发明显，加之特朗普打破自罗斯福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均致力于领导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传统，强调美国优先，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减弱，使国际秩序面临无领导国提供公共产品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困境。奈在同笔者交流的过程中还补充说，“一带一路”、亚投行都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有益尝试，虽然目前将两者认定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替代方案为时尚早，但无疑美国政府对上述机制应拿出更正面的态度。

　　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与中国”“中美贸易摩擦”等话题的升温，多位美国专家学者，多家新闻媒体、智库研究机构，也都通过撰文、电视辩论、专题研讨等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7年3/4月刊专门分析特朗普政府可能的外交政策走向，其中有4篇文章直接涉及中国议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在题为“特朗普与中国”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美国应该欢迎一个尊重他国利益、承担国际责任、遵守国际法律规范的有影响力的中国。同样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多家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也在过去两年里连续刊发《特朗普治下重返亚洲的未来》《中美贸易战的未来》《特朗普执政两年来的中美关系评估》等多篇系列文章，其中不乏“中国将逐步开放诸如汽车与金融服务业等更多经济领域，若美国对华贸易战政策持续，美国公司很有可能被赶出中国市场，到2019年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负面影响将更直观地显现”等理性观点。

　　应该看到，背靠美国目前所出现的中国问题研究热潮与在这个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理性声音，“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已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与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方面为“一带一路”在美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启示中国在进行“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注重因循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基本规律。例如，提升中美两国国际问题学术交流的频次与水平，结合美国“一带一路”研究的区域化与科学化特征，通过中美两国专家学者间的交流，在数据事实与价值思想的碰撞中，扭转美国“一带一路”研究过程中的固有偏见与错误认知。

　　三、“中国热”的广泛群众基础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曾经这样评价中美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人们常常过于紧盯危险的海洋争端，却忽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密切交流。”目前每天有一万多人次乘飞机往来于中美之间；在美华人人口已超过500万，是少数族裔中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族群；2016年，美国高等教育院校招收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首次突破30万人。中美建交40余年来，双边关系早已从单纯的经贸关系、战略合作，上升至民心相亲、文化相融的全新阶段，而这一点从美国高校的“中国热”上反映得最為直接。

　　以常春藤盟校、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例，2018年春季学期涉及中国的课程有30余门之多，从基础的汉语教学到中国各历史阶段分期研究，从当代中国政治、媒体、文化各问题的专题研讨到中国外交政策、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梳理解析，无所不包。其中一门“媒体、文化与当代中国”的课程，作为一门高年级本科生的选修课，70余人的课堂规模，足可见目前美国高校学生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课程通过学生讲述、视频演示与老师点拨相结合方式，专题介绍“农民工”“妇女权益”“青年发展”“媒体生态”等反映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的内容。通过与课上学生的交流发现，选课学生背景非常多元，选课的诉求也各不相同，有同学来自美国本地，怀抱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同学来自东亚地区国家，他们有的曾去过中国，想进一步了解目前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有同学来自非洲国家，希望以后有机会到中国工作。

　　除常规的课程设置外，目前多数常春藤院校都设有中国问题与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宾夕法尼亚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由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金骏远主持，通过年度讲座、政策圆桌论坛、每周例行的午餐讨论会、访问学者分享会等多种形式，吸引在校师生去了解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领域的发展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每年四五月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中国问题论坛，邀请中美两国政商界领袖畅谈中美两国关系领域的热点议题，这样的论坛影响力日增。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世界人民的一张响亮名片，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加强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而如果说，打造“民心工程”是“一带一路”的项目建设需要，那么实现“民心相通”则理应成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最终目标。今日美国，可以感受到中国渴望通过对话，让中国的声音被听到、被理解；美国同样希望以各种形式了解中国、发现中国，而这无疑将成为中国扎实开展工作增信释疑，推动“一带一路”在美被更全面、更准确传播的土壤与希望。

　　「注释」

　　①Jonathan E. Hillma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ive Years Later”， Http：//www.csis.org/analysis/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five-years-later-0.

　　②Dingding Chen， “Chinas ‘Marshall Plan Is Much More”， http：//thediplomat. com/2014/11/chinas-marshall-plan-is-much-more/.

　　③Luft Gal“，Chinas Infrastructure Play： Why Washington Should Accept the New Silk Road”，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6， pp.68.

　　④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January 2008， p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