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教育改革路 矢志创新伴梦行

　　教育，作为国之大计，更需要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创新，才能让我们的新一代成为国家发展更好的支撑力量，而民办教育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据北京城市学院创校副校长陈宝瑜教授介绍，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精英、大众化和普及化”“三阶段论”的规划和标准来衡量，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48.1%，预计今年将达50%。这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大众化起点）到2019年的50%（进入普及化），走完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全过程，让广大青年学生拥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做成这件大事，只用了17年的时间，其速度之快超过了当年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引起了国际关注。陈宝瑜在其间的功劳更是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对陈教授进行了专访，从他的点滴经历中体会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改革的艰辛历程，以及中国教育在改革中不断向大众化发展的完美蜕变历程。

　　记者：作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改革之路的拓荒者之一，请您介绍一下最初从事这一工作的背景是怎样的？陈教授：我14岁就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便一直在祖国的关怀下和教育下成长，1956年在读高中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划时代的决定：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批各类专门人才，但是当时全国专业人才严重短缺。此时，知识界就开始讨论中国高等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为一个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我自问：在此国家困局中，我不是旁观者，那就应该做点什么？在党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方针的鼓舞和指引下，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用心地学习思考。

　　在学习1982年“宪法”时，“宪法”总纲第19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看了这一规定，我茅塞顿开，从此以后脑子里就有了一个社会力量办学的新思想。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国家办学的一统天下，再无第二种办学体制存在。我国宪法说的社会力量办学既不是国家独立办学，也不同于人们一般说的私立大学，只要不是直接靠国家财政出资办学，其他国有、集体和私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国家都鼓励他们依法办学。这个概念比单纯的私有制办学要达得多，开阔得多。经过认真地学习调研，我动手写了一篇文章《推进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困境的重要出路》。这篇文章后来选登在《求实》杂志1992年内部版上，该文在教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记者：在民办高等学校建立的过程中，主要遇到了哪些难题？走出了哪些改革之路？

　　陈教授：从1982年开始，我和我的老师傅正泰及人民大学韻风、北京大学曾昭埊等就开始了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力量办学的问题。经过2年的曲折探索，在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和清华、北大、人大等校领导的帮助支持下，在1984年创建了我国第一所“民办公助”模式的社会力量办学（以下简称“民办高校”）。在党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思想的指引下，没有校舍租用，学生交费、走读上学，靠逐年学费积累和向银行贷款逐步建立自有校舍。没有教师，聘请“三校”及其他院校教师兼课。逐步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没有实验室，“三校”支持相关专业学生到该校专业实验室做实验；没有启动资金，就学习清朝末年武训集资办学的办法，向驻海淀区的大型企业事业单位登门宣讲集资。不到3个月的时间筹集了4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就这样通过“改革探索、艰苦创业”的路子，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于1984年3月在教育部党组通过了试办一所“民办公助”新体制的海淀走读大学的备案。从此，探索2年多的一所新型的民办高校就正式诞生了。

　　海淀走读大学的诞生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应，这之后的1年中，在全国就有10多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以“民办公助”模式而相继建立起来。1992年，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的“南方讲话”后，就形成了民办高校兴起的高潮。

　　30多年过去了，2018年，我国民办高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发展到747所，在校生680万人，占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23.5%，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改革的生力军。

　　记者：据了解，在海淀走读大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那么，教育改革与大众化发展有哪些必然的联系呢？

　　陈教授：中国的职业教育从黄炎培办中华职教社开始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初等、中等职业教育，还没有高等职业教育。所以海淀走读大学兴办高等职业教育是从改造专科教育开始的，在改造专科教育中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调研为依据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从1984年开始，经过了12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9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副总理亲自来校调研，并指示教育部在我校进行民办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历时3年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可推广的成果。

　　1999年，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六部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联合发布了《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这样就把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意志，把发展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局部经验推向全国。在2002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推广了“海大”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先行经验。海淀走读大学也被授予“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把民办教育的体制机制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结合在一起，如同解放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生产力，出人意料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进程。从1999年到2006年只用了7年的时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就由136万增加到796万，增加到5.5倍，高等职业教育学生人数占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专、本科学生人数的比例由32.9%提高到53.7%。这样，高等职业教育奇迹般地一跃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半壁江山。

　　在实现大众化阶段的全部任务中，统计表明，精英教育继续发展的贡献率为45%，新兴高等职业教育的贡献率约为30%，新兴民办高等教育的多种形式办学（包括独立学、高自考助学）的贡献率约为25%。以上后两项新兴教育品类的贡献率加在一起为55%，超过了原精英教育“独门独户”发展的贡献率。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大众化阶段创新发展的巨大成就。

　　记者：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您有哪些独特的教育理念？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教授：首先，在教育发展观上，我努力追求“知行统一，学、做、研相结合”。我认为教育不是抽象的，它同时代和国情紧密相关。其次，在办学理念上，我努力践行“依靠社会办教育，办好教育为社会”的思想。开创依靠社会力量办学，是一条中国特色发展教育的创新路，从而形成了中国教育“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促成了中国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再者，在育才观上，我努力践行“因材施教，多路育人”的理念。这样才能在教育实践中充分发挥因材施教的威力，更有效地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兵，回顾主动投入并亲身见证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波澜壮阔发展和砥砺前进的全过程，我心潮澎湃，脑海里经常想起《歌唱祖国》的豪迈歌声，我为祖国走上繁荣富强而充满自豪感！

　　杨　帆　舒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