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时刻

　　异类的黄河

　　黄河不是河，是一个人。黄河不是男人，是一位女士。

　　人的黄河与河的黄河一样，孤独而又忧伤地行走在大地上。她从小就因为“右派”的父亲而成为“异类”，长大更因其始终坚持独立地思考——“常常自觉自己就是一条痛感神经。无论身处何处，往往敏感于苦难与不公”（黄河《社工手记·引言》）——而使自己终身都以“异类”的形象出现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

　　世间太多的苦难与不公，就这样在她的心上流过。但独立思考的个性，却使她透过重重迷障，逆着潮流的巨大惯性去探求事情的真相。那个因为思想而受尽折磨的胡风，黄河当然是同情的。但是同情并不能阻止她切入骨髓的透视，她从整个中国的“运动”与“斗争”的大背景上，看到“虽然胡风先生得势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如果他们得势会如何呢，绝对不会宽容的”（黄河《新儒家及其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黄河，本来在一个堂皇的大媒体有着稳定的岗位。可是自私、残忍之下的人与人的隔膜，还有细密得几乎没有缝隙的“一元”之下的失声失魄，都让她感到着一种绝望。虽然绝望着，还是将自己的身心间所有的热，竭尽所能地去融化这个冰冷的世界。那条“痛感神经”还是顽固地反射着“梅香”的屈辱，愈加地渴求着人的尊严和人的声音。

　　1996年，四十二岁的黄河移民美国，并于2001年以硕士学位毕业于纽约大学社工学院。毕业时学院组织了一个乘游船沿哈德逊河观看曼哈顿夜景的晚会，当学生代表宣布“wedidit（我们做到了）”时，苦读毕业的学子们立刻沸腾起快乐欢呼的声浪。更苦更难的黄河说她生平第一次也想跟着同学们一起叫喊，“可我却发现，我虽做出呐喊状，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来。多年的积习扼住了我的咽喉”（黄河《异类》）。

　　打破这种“发不出声音来”的悲剧，几乎是黄河内心恒久的期盼与动力。于是，就是在以自由著称的美国，她也保持着自己冷静思索的头脑，不让异议的锋芒稍钝。美丽年轻的戴安娜王妃死了，美国媒体一窝蜂地铺天盖地，并要封她为“圣人”，而对于另一位一生为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临终者做事、但又老又丑的修女特蕾莎的死，却不感兴趣，沉默如无。我们的黄河，不仅用文字表达着对于“贵人迷”西方的不满，更用琐细却艰巨的行动，站在特蕾莎一边。她曾在美国耗费了好长的时间，用自己所学之长参加社工团体，倾心为弱势者服务，让爱代表自己发声发光。

　　面对苦难与不公，她也许就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可她正因为身处其中，才更懂得也更舍得将爱贡献给人间。爱，等视众生的大爱，也许是她迥异于中国作家的最为突出也最为独特之处。

　　有两个镜头，让我感铭至深。

　　为了一个患有孤僻症并伴有弱智的七岁的男孩奥斯汀，黄河几乎做到了一切。作为奥斯汀的个案管理员，因为她精细的文字评估材料，而使这个孩子成为第一批接受每周三天十小时、到家提供康复治疗的对象。此后她又进行家访，了解掌握孩子康复的进展情况。在孩子的母亲身体也出现疾病的时候，黄河又为孩子申请三天之外的康复教育项目。先是数次申请了几个课后活动项目。均告失败后，她又为孩子申请免费家庭护理。申请被纽约市儿童管理局驳回，新的一轮申请再次被驳回之后，此刻，她立刻又为孩子申请公平听证会。听证会一波三折，先是被申诉方派员在门口拦截吓唬黄河，等到黄河在听证会上拿出早已准备停当的各种申诉材料，裁决结果也只是判申请方未做评估、不合程序，要其重做评估再做决定。皮球又踢给了能够决定奥斯汀是否合格的部门，而且还要重新申报。黄河没有气馁，心平气和地再次精心准备各种材料，直到奥斯汀的申请终于获准。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黄河，对于一个外国的患有疾病的儿童，献出着只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才能具备的耐心与爱心。

　　另一个镜头是在一个深夜，黄河突然从美国打越洋电话给国内的一个朋友，急切地谈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是她刚读完一部书，看到了国内亮起红灯的各种环境污染，便激动得不行，焦虑得不行，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河流、土地、大气、食品、卫生，仿佛比总理还担着更大的责任，都和自己的性命攸关着，全忘了正是国内的深夜，全忘了自己与朋友的人微言轻，全忘了那些个应当发声的责任者和知识者正沉睡不醒、脑满肠肥着。

　　激动着焦虑着的黄河当然就死了，胰腺癌，死在2006年，只有五十二岁。

　　她曾想做几年管家保姆之类，攒点钱，够后半生糊口就行，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像王小波一样当个自由撰稿人，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可是黄河却葬在了异国他乡。作为作家，她只留下了《异类：从北京到纽约》和《人淡酒浓》两部书。可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心存理想的人道主义作家，黄河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可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一种精神的标杆。

　　她说，“有时候，我真的对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充满怀疑。”

　　但是，有了这样的黄河，我们对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将充满期待。

　　期待之中，我特别记得她评价美国“人民圣殿教”惨案的一段话（1978年11月18日，“人民圣殿教”教主在圭亚那原始森林里逼迫九百多名教徒“集体自杀”。）——

　　一切极端的宗教团体，或者纳粹一类的政治团体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以谎言和欺骗开始，以专制暴力维持其存在。然而，它得以存在的原因正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无情。可叹是那些以追求理想开始而以堕入地狱的梦魇而终结的理想主义者，仅仅因为轻易地让出了思想的权力，而葬送了理想，甚至一生。（黄河《从理想到梦魇》）

　　别样的冰心

　　那是1994年，《济宁日报》的副刊由每周一版扩展为每周四版的《星期天刊》。创刊伊始，就想着在地方特色的基础上，有点放眼全国的胸襟，并想在当代的新鲜里掺入些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因子。在一长串当代中国文学名家、大家的联系名单里，第一个就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成名的冰心先生，想请她为副刊题字。尽管想到了，其实一点也不抱希望，也就是有枣无枣打一杆。冰心已是九十四岁的高龄，平素没有联系，而《济宁日报》又是一家地市级报纸（全国有近千家），而且还只是辗辗转转地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熟人的介绍，更没有“润笔”的银子——虽然如此，“一点也不抱希望”中，倒还真的有一点影影绰绰的盼望，盼望一个小小的奇迹。奇迹当然出现了，因为她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冰心啊！电话是她的女婿、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陈恕教授接的，不久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寄来了冰心的亲笔题字，“周末文艺”四个字认认真真地写在一块长方形的宣纸上，右下角还端端正正地盖着一方红红的小印。

　　要知道，这位对待天下“小朋友”无微不至地倾注着爱的人，对待有权有势的“大朋友”并不是事事随和的。中国作家协会一位有官架子的领导在大年初一去给冰心拜年，她边吃饭边问他：“有事吗？”领导胸有成竹地说想求一幅字，冰心老人笑一笑，给了他个软钉子：“买宣纸来！”

　　寄来题字又过了五年，九十九岁的冰心就走了。她走了，当然不会知道鲁西南有一个热爱她的人，会让绵长的思念在心里头汇聚成一片稳静而又深厚的湖泊。

　　我是那样刻骨铭心地爱着鲁迅先生。可是在冰心的文章里，很少提到鲁迅。非但如此，她还与被鲁迅批评过的好多人有着深挚的友谊，并对他们报以由衷的赞赏，如梁实秋、胡适、陈西滢等。即使如此，一点也没有减弱我对冰心先生的热爱。就如罗伯特·康奎斯特赞扬天才作家奥威尔“忠于事实而不是忠于意识形态”一样，冰心先生也是忠于事实、忠于情感，而不被教条所拘囿的。

　　品咂她八十年间所留存的文字，咀嚼她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在她那凸显着母性之爱、却又突破了母性之爱进而浑然为人类之爱的性情里，分明还亮着剑锋闪闪的阳刚之气。尤其是在她的晚年，这种泰山崩于前也不皱眉不弯腰，还要发出心灵之声的丈夫气概，更是让我感佩不已。

　　八十六岁的时候，她为《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作序，说出“封建主义”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打倒过的真相，并重新呼唤“五四”时期所追寻的民主的到来。八十七岁的时候，她写下小说《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用孩子的口吻向社会发问：“真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吗？”八十八岁的时候，她写下《我请求》，请求人们关注我国的教育危急，并直陈现状：“往往安排计划，总是先考虑工程，剩下多少钱，再给教育……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工资太低，斯文扫地呵！世界银行代表团来考察对中国的贷款……可是我们同人家谈判时，最初提的各个项目，没有教育方面的，人家说，你们怎么不提教育？原来人家把教育摆在优先援助地位，列为第一个项目。”良心上呼呼冒火的冰心几乎带着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这样的文字，今天看来已经是平常之论，可在当时却遇到不讲道理的阻遏、删改，甚至上版后的撤稿，被冰心称为“这是我六十年创作生涯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如她为《孩子心中的“文革”》所写序言的末段——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孟德斯鸠的话就被无端删去。面对“挫折”，冰心据理力争，与编辑乃至主编直至更高的“上头”当面论理，分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不得不向这位伟丈夫一样的小老嬷嬷做出解释。她有一段相当著名的“不怕”理论：“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三不怕开除党籍，我不是共产党员。就剩下杀头了，谁还要杀我的头呢，我都这么老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

　　冰心先生一生爱花，尤其爱红玫瑰。九十九岁的冰心走时正是隆冬季节，朋友们就从南国的广州、昆明为她空运来两千多枝鲜鲜的红玫瑰。冰心先生为啥这么喜爱玫瑰？她说：“我喜爱玫瑰花，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它独特的风骨。”坚硬的刺有时也会对着自己刺，如她对自己近几十年的有些文字，会以“幼稚”、“无聊”评之，还会“看了脸红，不好意思”（舒乙《真人冰心》）。当然，她对自己作品的否定与郭沫若当年对自己作品的否定是有着质的不同。郭沫若是在“文革”的前夕，否定意味着一种忠心和想安全过关的跟风。冰心的否定是在自己的晚年，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包含着对一个时代甚至更为复杂历史阶段的反思。而且这种否定的后面，还有着夕阳一样不动声色的沉默，这沉默里更有着意味深长的内容。

　　冰心先生的客厅里，常年挂着一幅梁启超专门为冰心写下的对联，是冰心从清朝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著名的《己亥杂诗》的集句：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海岳一样的胸怀，玫瑰一样的精神，这就是我眼中的冰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