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琳：我拒绝友谊的消极边界

　　20世纪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文学生活除了可能提供良好的愉悦性以外，它还是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特里林是柏琳敬重的前辈。访谈录《双重时间》收录了她过去五年作为文学记者所做的文学访谈，每一场对话都聚焦作者当时完成的文学作品，再发散到对社会议题的讨论。

　　比起文学本身，柏琳更关心“文学与社会”这个议题，关心作家所关心的世界和他们的立场。她称自己是一个“任性”的文学记者，只会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品或作家，没有办法去“职业化”地对待工作。这也是她后来选择成为独立记者的原因。采访挚爱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时，她花了一个月时间通读他的九卷本，瘦了三斤。“汉德克是不太好懂的作家，他的剧本、小说和散文全都散发着强烈的拒绝的气息，包裹着作家对正义和真相的真正关注的火热内核，” 柏琳说，“对待这种强度的作家，你怎么做功课都值得。”她真正渴望的是通过文学进入某种发生在普通读者和作者之间对话的空间——我是这样理解你的作品的，而你在关心什么，可否和我分享？

　　借着《双重时间》中与作家面对面的深度对话，柏琳与我们聊了聊文学与社会、人与人交互的方式、友谊的边界等话题。

　　CHIC：比起文学本身，你更关心作家借助文学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自己的立场，以帕慕克为例，“他对土耳其世俗社会的靠近，他非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些是我关心的”，为什么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等议题如此感兴趣？

　　柏琳：如果我说的话，这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生活而艺术”的老问题。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敬重美国批评家、“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代表莱昂内尔·特里林。特里林关于文学和社会的关系的探讨，贯穿在他整个批评生涯中，他的代表作《文学体验导引》《知性乃道德职责》《诚与真》，都是我反复阅读的书。真正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能做什么？在他看来，文学的功能最终是能够发现和判断价值观的社会和道德功能，而文学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沉思性的体验”，体验自身受到限制的生活，体验事物的真实属性。

　　而这也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用文学的方式“介入”社会，介入“附近”，乃至更远的地方。诚然，写作内部的问题，文学的内部审美问题，都是同样重要的艺术维度。当然有只想在文学作品中体验超然于现实之外世界的作家和读者，我们要充分尊重这种多样性。但其实，即使是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新小说派，也都有它们产生的社会土壤。即使是强烈专注于文学内部审美性的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米兰·昆德拉，也都是从他们的那个环境中成熟起来的。我要关注的，不是一个作家如何去阐述他已经成熟的技艺，我甚至认为，这是某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东西，作家无法言说，说了就不灵了。我要关注的，是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作家，他关心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如何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而这恰恰就是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是一个作家如何打开世界的千百种方式。

　　CHIC：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的作家奥兹，坚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治疗民族伤痛。他把巴以冲突理解成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他说，妥协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方法。 “妥协从来都不快乐，没有人会觉得妥协容易，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成熟。”你如何理解奥兹那种“讲故事”的方式？

　　柏琳：奥兹先生2018年末去世后，他的长女范妮娅2019年来到中国，我有幸和她之间也有了一场漫长的对话。范妮娅用她的方式再次阐述了父亲的文学“魔方”，“请让我们讲述彼此的故事，走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中，请让我们深深地了解彼此，请让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治疗狂热。”

　　就像奥兹先生说的那样，如今的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场“谁比谁受伤害更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种竞技，而非一种对话，它会带来逐渐失控的局面，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恐惧的。奥兹先生在文学世界中所讲述的那些爱与黑暗的故事，是无数次卸下心防的对话，是一个又一个机会，让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伤痛和困惑的读者，在文学中聆听“敌人”，聆听“另一个我”，它并不是解决现实悲剧的方法，但它一定是理解悲剧的开端。

　　CHIC：友谊的边界与距离，是这一期要讨论的方向，奥兹说到“妥协”，延伸到人与人相处，你怎么看待那种边界？

　　柏琳：这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长久地受到“界限”的困扰。回到你的问题，说一说奥兹先生如何处理“边界”—— 看似越来越无解的巴以冲突，奥兹在很早时候就给出了他的方案。是的，以色列太小了，巴勒斯坦太小了，这个“小家庭”为什么就不能消除边界、融为一体呢？答案在于他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而是“不快乐的两个家庭”，他们有不同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这所小房子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比邻而居”。

　　但现在我们也看到，奥兹先生的这种解决办法似乎越来越渺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思考更进一步，“边界感”究竟意味着什么？前东西德有“柏林墙”，朝韩有军事停火线，前南斯拉夫因为内部重重叠叠的“边界”而四分五裂，整个冷战时代直接就被意识形态的边界划分成了两个世界。这种种“边界”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这些边界都有点“大”，但政治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奥兹划出的“边界”，意在尊重和保留不同民族（人）多样的生活方式，尊重你和我是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在愿意的时候“越界”串门，这是一种积极的边界。而糟糕的是，很多“边界”（包括人际交往中）是消极的，是在自我保护意识之上添加了更多消极成分——傲慢地拒绝理解别人，对他人的生活漠不关心：你只要别来进入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就和我无关。我的意思是，要区分积极边界和消极边界，前者是为了保有多彩的生活可能性，后者是一种冷漠，它会产生什么希望呢？

　　CHIC：你在访谈里还有提到英国小说家大卫·邵洛伊，他着迷于现代社会人们的真实生活处境，认为当代人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维系、很多关系变得脆弱不定，就你观察，人们对友谊的认知、维系方式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柏琳：我们更近了，也更远了。有一个事情让我很恼火：朋友见面聊天，现在的毛病是大家都低头刷手机。我上周去吃快餐，看见邻桌三个姑娘的画面是这样的：甲在玩手机游戏，乙在网购，丙在对着手机疯狂自拍。三个人长时间鸦雀无声地坐着。然后，她们吃完就走了。我不知道这种见面有什么意义。

　　在友谊的认知上，我是顽固的老派。我坚持认为，手机联系代替不了结实的友谊。朋友之间时不常就要见面，就要拥抱，就要打电话问候。人是肉体的存在，对他人的感觉只有建立在实体接触上，才可能留下记忆。当然，天天见面的朋友也可能是假朋友，因为人会说谎，会掩饰，但是因为是实体的，所以你可以调动起“生动的人”才有的一切感官，去感受、判断、记忆。在虚拟空间里，我们靠什么去感受真实呢？键盘？

　　CHIC：这本访谈里提到奥兹与大卫·格罗斯曼也是挚友，他们分享各自的手稿和写作观，彼此支持，格罗斯曼引用牛顿的那句： “只有当我们站上巨人之肩，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广阔。”你眼中最舒服的友谊关系是什么样的？

　　柏琳：不面对面交流如何成为真正的朋友？虽然我们会有许多虚拟空间的友邻，但是问题还在那里：没有现实土壤的友谊，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有一本很喜欢的书，英国作家C.S.路易斯的《四种爱》，里面谈到友爱，让我心有戚戚。路易斯说，对古人而言，友爱仿佛是一切爱中最幸福的一种，与此相对，现代世界则对友爱置若罔闻。“之所以很少有人珍视友爱，是因为很少有人体验友爱。”至于为何现代人越来越少体验友爱，原因非常复杂，我这里无意展开。但是有一点我很同意路易斯：诸种爱之中，友爱是某种意义上最非本能、非天性、最不为生存所必须的。所以，相比较亲情之爱、两性之爱，友爱是人的精神选择，是真正的灵魂之爱。

　　至于最舒服的友情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最舒服的友情当然是——心灵始终对对方敞开，我们在意同一个问题，但答案无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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