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與褒衣博帶

　　1960年，南京西善橋宮山北麓發掘了一座南朝墓，出土文物多件，其中最著名的是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拼砌磚畫（現藏南京博物院）。磚畫上有嵇康、阮籍、山濤、向秀、王戎、劉伶、阮咸與榮啟期8位人物。前7位是竹林七賢，第8位榮啟期是春秋時期隱士，也是陶淵明詩中吟詠的「榮叟老帶索，欣然之彈琴」的形象。磚畫中，竹林七賢着寬衣，袒胸露懷，戴巾子或梳雙髻、雙丸髻。

　　魏晉六朝服飾受南北民族交融的社會風氣影響，衣服長短隨時而變易，女服上儉而下豐，服飾豪華奢侈，大袖衫流行，概括起來特點是褒衣博帶，即寬鬆的大袍、大袖與長長的寬腰帶。

　　文人推崇敞胸露懷，表露個性

　　魏晉六朝文人放達，不拘禮節，率性而動。袒露胸懷的服飾，與六朝政治動盪，政權頻繁更替有密切關係。尤其是魏晉時期，殘酷的政治迫害使生命變得脆弱，不論是掌握權力的統治者，還是才華橫溢的文人，以及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都可能因為用人不當，或是說話不慎，在一夜之間生命凋謝。時局動盪、社會禁錮、情感壓抑、思想活躍、人物覺悟……這些因素最終演變成魏晉以來社會盛傳的玄學（即道、儒兩教的結合），並且醞釀出文士的空談之風，崇尚虛無，蔑視禮法，放浪形骸，任情不羈。「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賢為其代表，他們放棄官職，甘於做山野之人，撫琴長嘯，寄情山林。史料記載，劉伶、嵇康等文人，日常家居，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甚至在會見客人時也穿着隨便，以袒胸露脯為尚。他們借飲酒縱情、妄言，發洩心中的鬱悶。

　　在竹林七賢磚畫中，人物之間以銀杏、槐樹、青松、垂柳、闊葉竹相隔。嵇康頭梳雙髻，手彈五弦；阮籍着長袍，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口作長嘯狀；山濤裹巾，一手挽袖，一手執杯而飲；王戎斜身靠几，手弄玉如意。正是當時文士內在精神與外在服飾、行為的寫照。

　　不僅竹林七賢如此，就連王羲之這樣出生官宦之家的貴族子弟，也同樣追求縱情放達的愜意生活。王羲之坦腹東牀的故事便是一例。著名軍事家、政治家與書法家郗鑒為甚麼會在擇婿時選中王羲之呢？他大概認為這個青年人率真，不矯飾做作，不為世俗左右，這才是真性情，真個性。

　　何以出現「褒衣博帶」

　　從東晉一直到南朝各代，服裝主要的發展方向是趨向寬鬆肥大。《晉書· 五行志》云：「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仿，輿台成俗。」《宋書· 周朗傳》記載，宋孝武帝劉駿即位時，周朗上書說當時「凡一袖之大，足斷為二，一裾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一個衣袖，可以裁成兩個普通的袖子；一個衣裾，可以分成兩條普通的衣裾，可見衣袖寬衫之大。

　　而之所以出現「褒衣博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魏晉六朝玄學思想盛行，崇尚清談，士大夫喜好服用五石散（原本是一種給傷寒病人吃的中藥散劑）。服用丸藥之後，身體發熱，假若穿窄小緊身的服飾，體內熱量散發不出去，皮膚乾燥，緊身衣服與皮膚摩擦，極容易潰爛；因此吃藥之後，必須穿着寬大的衣裳，以避免皮膚潰爛。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指出：「服了五石散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其二，士大夫生活安逸、縱情放達，追求飄逸的感覺。「褒衣博帶」正好體現出飄逸之感，峨冠博帶是士大夫追求的服飾形象。直到梁代，士大夫還喜歡穿肥大的衣服，繫寬鬆的長帶，頭戴高帽，足蹬高齒木屐，儀態很是瀟灑從容。《世說新語》云：「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

　　魏晉六朝的人物服飾看似飄飄欲仙，實際上卻並非僅僅為了表現仙風道骨的美感，本質上是糟糕的身體與病態的審美追求。在看似彰顯個性的寬大服飾之下，包裹着他們身體的疾病與精神的痛楚。

　　一件衣服，被魏晉六朝人擺弄着，玩賞着；他們要從衣服的變化中，展示藝術才能，體現審美情趣；使得服飾上體現出自由與奔放，更兼具飄逸之感、灑脫之態、個性之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