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艾米要和丈夫回欧洲了,这位来自台北、风情万种的小女子在任何场合都闪闪发光艳丽夺目,却在将要离开时神情黯然。“我现在已经降格成保姆了。”她悻悻地说。在辞退了照料她一双儿女的两个印度保姆后,比照一下在欧洲高得离谱的人工费,她很无奈。
离开孟买她另有一种失落感,这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那就是作为法国公司驻孟买高级职员夫人的尊贵感,在印度,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而回到欧洲,“大家一样平等,谁会多看你一眼!”
许多在印度长期居住的外国人都会有一种自觉尊贵的舒爽。一部分人的尊贵感来自另一部分人的谦卑态度,这种氛围的弥漫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人的种姓情结。
种姓制度破形式易,除心魔难。似乎前世生活可以决定一个人来生坐标,无论他过着豪门生活抑或穷困潦倒,都是由他生逢其时的种姓赋予的。因而婆罗门能识文断字,刹帝利知道如何打仗和统治,吠舍懂得经商或种地,而首陀罗只能汗流浃背地干活(将印度人分成不同阶层的四大种姓)。或者,他注定一生要做别人不愿沾边的事,做流浪汉和乞丐,成为不可接触者。有次阅读印度通史,书上认为区别印度人等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肤色,颜色越浅等级越高,高种姓婆罗门多是皮肤白皙的印度人。
在印度,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漫散于心并深入骨髓的种姓情结。在孟买生活,我发现不同种姓之间依然云泥有别:刹帝利种姓的雇员司机从来不擦车,因为那是低种姓人的工作;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有专为低种姓开放的小电梯,皮肤黝黑的仆人、小贩和清洁工都不曾逾矩地排队等候,即使其他两个电梯空行也不会僭越;海边的小公园里,早晨多是浅肤色的富人大步流星地散步,而傍晚则是深肤色贱民的天下,谦卑地排坐在堤坝上享受黄昏时光;一家大型中资企业有不少印度雇员,高种姓者从不和低种姓一起用餐,若低种姓雇员被提拔,立刻会受到种种质疑和非难。当地医院有位高种姓女病人,因为坚决不肯接受低种姓医生为她做手术,延误了治疗期过早离开人世。我曾在路上见到一辆簇新宝马车撞倒了一个乞丐,当车主下车察看时,乞丐却翻身坐起飞快跑掉了。据说这些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 非常自卑,即使被车撞倒也依然认为错在自己。
尽管宪法规定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但学校门槛之高只有富裕的高种姓子弟才能进入。20多年前,激进的维· 普 ·辛格政府提出要把中央政府所辖职位的一半留给低种姓阶级,即刻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一些高种姓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甚至以自焚表示强烈不满,直到政府退让才算了事。
有人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是双刃剑,既是枷锁也是磐石:它保持了社会稳定,却以束缚部分民众才智为代价。一些讲究维护人权的西方人对这种社会结构津津乐道,我却觉得这种社会稳定带着残忍和强迫,它让无数鲜活的生命在不平等巨轮的无情碾压下,成为被压瘪在冰冷马路上的一束束花儿,只留下梦碎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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