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而立与“四无”困境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六十而立,四无,困境
- 发布时间:2011-03-08 09:27
在物质因素得到一定满足后，目前中国的老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精神因素
中国人有句古话，三十而立。不过在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后，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一个“六十而立”的命题已经提了出来。因为对于今天中国的老年人而言，60岁并非意味着进入生命的黄昏，而是他们具有丰富人生经验基础上“二次创业”的新起点。
中国社会已摆脱了30年前物质生活匮乏的窘境。老年人虽然仍具有越来越高的物质需求，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需求更多是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具体而言，老龄工作已经从过去的养老保障、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上升到了心理健康、老年文化等需求上。虽然这类需求受客观条件、传统观念等限制，但已经明显地开始释放出来，
需要改变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人到老年，其思想和认知并非完全停顿下来。老年期仍然是老年人的成长期和发展期，他们不希望变老，希望成长。而老年人的发展包括健康的发展、认识的发展、角色的发展、价值的发展，这些都是文化层面的要求。
所以，从60岁开始老年人对于生活以及社会的很多诉求并未开始衰减，而是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必须承认，老年人仍在发展，仍需发展，仍需影响周边乃至社会，也能被周边和社会而影响。
只有正视这个问题，才可能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当前面临的养老问题。
有得有失的老年期
有基层老龄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目前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四无”情况：无组织、无纪律、无追求、无信仰。比如许多一生规矩的老人过街时不愿意走人行横道。他们抱有的心理一是“我是老年人我怕谁”，再有就是故意放纵自己。
无论哪种心理，都集中反映了存在于老年人特殊的心理状态：内心孤寂、情感无所寄托、无依无靠的孤独等等。它反映了老年期的挑战与悲哀。这是一个需要不断面临人生丧失的过程，它包括6个方面：健康丧失、角色丧失、收入丧失、亲人丧失、理想丧失、情爱丧失。
比如亲人丧失，因为过去由家长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另外组建家庭。已经上了年纪的家长在空间和心理距离上都远离了子女。
在目前这样一个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提升的时代，养老就存在物质、精神两种因素。满足养老的物质因素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其供给底线的负责主体是政府。满足养老的精神因素则需要体现老有所养的基本性、基础性、有限性的内涵。
但是，在物质因素得到一定满足后，目前中国的老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精神因素，它也是造成“四无”的主要原因。
丧失亲人以及家庭生活的缺憾是六十而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代中国的家庭正在小型化，这就意味着子女和年老的父母亲各自居住的概率在增加。空巢家庭数量越来越多。现在的老年人大约在55岁之后会普遍进入空巢时期。按照人均期望寿命80岁计算，老年人会有一个20至25年的空巢期。
家庭生活的丧失是目前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服务由家庭承担。而在工业化社会中，主要劳动力大多外出工作，老年人无法在家庭中得到有效的护理和服务。
但是，这种生活技能的衰减并不代表着老年人整体能力的丧失。一位60岁的老年人，他经过数十年的社会生活与工作，在其精神世界已经具有丰富的积累，这恰恰不受身体衰老的制约。这也是老年人六十而立的基础和前提。
在失去家庭生活的同时，老年人也在丧失社会生活。
人需要生活在某一个组织中，成为某一“圈子”里的人。现代人将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构建工作圈子，几乎没有生活圈子。当人们从工作岗位退下以后，失去了工作圈子，也没了其他圈子，失去了友情，就没了社会生活。所以，老年人多是“宅男”、“宅女”。
解决老年人的社会生活问题，需要重新建立起圈子，让他们找到组织，找回社会生活。
至于精神生活，它却是老年人唯一保持原有水平甚至还有所提高的能力。由于身体状况的下行，“体力活”相对于“脑力活”渐行渐远，后者所包括的经验、阅历却弥久珍贵，从精神经验的传承发展到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的挖掘和弘扬都体现在精神文化上的价值。
给老人创造“圈子”
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人们对老年人的印象多是负面的：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头脑迟钝等等，这种情绪不仅令家庭和社会觉得他们已经成为负担，也深刻地影响着老年人对于自己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国内外的寓言故事和启蒙故事就可以发现，智者大多以老年人的形象出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仍然可以参与社会活动，只不过这种参与已经集中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经历与经验。
因此，养老不仅是社会直接给与老人什么，还有通过给老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这个年龄所独有的精神宝藏能被挖掘、被运用、被传播。助人自助、老有所用，体现在不仅“给他”，而且“他给”是最大的满足。
显然，文化是解决精神生活需求的有效办法。同时，围绕文化所进行的活动也可令老年人重新获得社会生活。近年来，文化养老已经成为各地基层政府养老服务工作的一个趋势。也许不同地方使用的名称各异，但其精髓大致相同。
文化养老以满足精神需求为基础，涉及养老主体层面、组织层面、管理层面、社会建设层面，具有广泛性、群体性、自愿性、互动性、共享性。从实践来看，政府不可包揽，也不必包揽，也包揽不了。
文化养老做为动词的文化，可以理解为：用文化养老，慰藉精神；从养老的价值观层面改变养老模式；从习惯的调整、改变和科学养成上切入养老；将这一群体所形成的思想、精神、代表人物挖掘出来，传播并传承下去。
文化养老也是以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伦理、什么样的习俗、什么样的样式、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活动来养老的问题。谁是养老主体、依靠谁养老、能惠及多少老年人的问题。
其实，老年人仍有无限的潜能，不仅体现在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增长，也体现在智慧和品位的提升，更体现在心态的升华。
他们似小孩、属于弱势群体，但依然拥有作出决定的权利和尊严；当然，也同时依然因为仍是社会中受尊敬的一员，而遵守和维护社会的秩序、规则和法律的尊严。
以文化活动为中心，为老年人制造“圈子”，这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以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为例，这里是国家部委最为集中的地方，于是街道工委和办事处建议发起并成立地区中央单位离退休老干部联合会。建议共同推动部委老同志服务圈，将在北京地区内的各部委老干部活动站、所逐渐统筹形成资源整合。建议逐渐推出在不同种类、社团、社会组织的协会、联谊平台，推动中央单位老干部工作的交流。建议地区街道与驻区中央单位老干部管理部门形成常态的联合互动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在组织上，不断推动老同志组织化，让他们因为兴趣、爱好、利益等原因形成各种丰富多彩、因人而宜的组织。老干部工作者则积极推动培育更多老龄组织的发育和发展，通过为老龄组织的服务，以组织服务更多老人。
当然，对于月坛街道内离退休老干部较多的情况，还要引导淡化原职级等工作圈子的痕迹，重塑新的社会人际关系。
在六十而立的背景下，需要承认这样的情况：虽然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大，老年人在社会建设中的权重也在增大。他们在社会建设中既是工作中的重点群体，也应该是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北京市月坛街道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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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句古话，三十而立。不过在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后，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一个“六十而立”的命题已经提了出来。因为对于今天中国的老年人而言，60岁并非意味着进入生命的黄昏，而是他们具有丰富人生经验基础上“二次创业”的新起点。
中国社会已摆脱了30年前物质生活匮乏的窘境。老年人虽然仍具有越来越高的物质需求，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需求更多是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具体而言，老龄工作已经从过去的养老保障、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上升到了心理健康、老年文化等需求上。虽然这类需求受客观条件、传统观念等限制，但已经明显地开始释放出来，
需要改变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人到老年，其思想和认知并非完全停顿下来。老年期仍然是老年人的成长期和发展期，他们不希望变老，希望成长。而老年人的发展包括健康的发展、认识的发展、角色的发展、价值的发展，这些都是文化层面的要求。
所以，从60岁开始老年人对于生活以及社会的很多诉求并未开始衰减，而是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必须承认，老年人仍在发展，仍需发展，仍需影响周边乃至社会，也能被周边和社会而影响。
只有正视这个问题，才可能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当前面临的养老问题。
有得有失的老年期
有基层老龄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目前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四无”情况：无组织、无纪律、无追求、无信仰。比如许多一生规矩的老人过街时不愿意走人行横道。他们抱有的心理一是“我是老年人我怕谁”，再有就是故意放纵自己。
无论哪种心理，都集中反映了存在于老年人特殊的心理状态：内心孤寂、情感无所寄托、无依无靠的孤独等等。它反映了老年期的挑战与悲哀。这是一个需要不断面临人生丧失的过程，它包括6个方面：健康丧失、角色丧失、收入丧失、亲人丧失、理想丧失、情爱丧失。
比如亲人丧失，因为过去由家长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另外组建家庭。已经上了年纪的家长在空间和心理距离上都远离了子女。
在目前这样一个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提升的时代，养老就存在物质、精神两种因素。满足养老的物质因素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其供给底线的负责主体是政府。满足养老的精神因素则需要体现老有所养的基本性、基础性、有限性的内涵。
但是，在物质因素得到一定满足后，目前中国的老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精神因素，它也是造成“四无”的主要原因。
丧失亲人以及家庭生活的缺憾是六十而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代中国的家庭正在小型化，这就意味着子女和年老的父母亲各自居住的概率在增加。空巢家庭数量越来越多。现在的老年人大约在55岁之后会普遍进入空巢时期。按照人均期望寿命80岁计算，老年人会有一个20至25年的空巢期。
家庭生活的丧失是目前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服务由家庭承担。而在工业化社会中，主要劳动力大多外出工作，老年人无法在家庭中得到有效的护理和服务。
但是，这种生活技能的衰减并不代表着老年人整体能力的丧失。一位60岁的老年人，他经过数十年的社会生活与工作，在其精神世界已经具有丰富的积累，这恰恰不受身体衰老的制约。这也是老年人六十而立的基础和前提。
在失去家庭生活的同时，老年人也在丧失社会生活。
人需要生活在某一个组织中，成为某一“圈子”里的人。现代人将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构建工作圈子，几乎没有生活圈子。当人们从工作岗位退下以后，失去了工作圈子，也没了其他圈子，失去了友情，就没了社会生活。所以，老年人多是“宅男”、“宅女”。
解决老年人的社会生活问题，需要重新建立起圈子，让他们找到组织，找回社会生活。
至于精神生活，它却是老年人唯一保持原有水平甚至还有所提高的能力。由于身体状况的下行，“体力活”相对于“脑力活”渐行渐远，后者所包括的经验、阅历却弥久珍贵，从精神经验的传承发展到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的挖掘和弘扬都体现在精神文化上的价值。
给老人创造“圈子”
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人们对老年人的印象多是负面的：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头脑迟钝等等，这种情绪不仅令家庭和社会觉得他们已经成为负担，也深刻地影响着老年人对于自己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国内外的寓言故事和启蒙故事就可以发现，智者大多以老年人的形象出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仍然可以参与社会活动，只不过这种参与已经集中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经历与经验。
因此，养老不仅是社会直接给与老人什么，还有通过给老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这个年龄所独有的精神宝藏能被挖掘、被运用、被传播。助人自助、老有所用，体现在不仅“给他”，而且“他给”是最大的满足。
显然，文化是解决精神生活需求的有效办法。同时，围绕文化所进行的活动也可令老年人重新获得社会生活。近年来，文化养老已经成为各地基层政府养老服务工作的一个趋势。也许不同地方使用的名称各异，但其精髓大致相同。
文化养老以满足精神需求为基础，涉及养老主体层面、组织层面、管理层面、社会建设层面，具有广泛性、群体性、自愿性、互动性、共享性。从实践来看，政府不可包揽，也不必包揽，也包揽不了。
文化养老做为动词的文化，可以理解为：用文化养老，慰藉精神；从养老的价值观层面改变养老模式；从习惯的调整、改变和科学养成上切入养老；将这一群体所形成的思想、精神、代表人物挖掘出来，传播并传承下去。
文化养老也是以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伦理、什么样的习俗、什么样的样式、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活动来养老的问题。谁是养老主体、依靠谁养老、能惠及多少老年人的问题。
其实，老年人仍有无限的潜能，不仅体现在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增长，也体现在智慧和品位的提升，更体现在心态的升华。
他们似小孩、属于弱势群体，但依然拥有作出决定的权利和尊严；当然，也同时依然因为仍是社会中受尊敬的一员，而遵守和维护社会的秩序、规则和法律的尊严。
以文化活动为中心，为老年人制造“圈子”，这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以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为例，这里是国家部委最为集中的地方，于是街道工委和办事处建议发起并成立地区中央单位离退休老干部联合会。建议共同推动部委老同志服务圈，将在北京地区内的各部委老干部活动站、所逐渐统筹形成资源整合。建议逐渐推出在不同种类、社团、社会组织的协会、联谊平台，推动中央单位老干部工作的交流。建议地区街道与驻区中央单位老干部管理部门形成常态的联合互动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在组织上，不断推动老同志组织化，让他们因为兴趣、爱好、利益等原因形成各种丰富多彩、因人而宜的组织。老干部工作者则积极推动培育更多老龄组织的发育和发展，通过为老龄组织的服务，以组织服务更多老人。
当然，对于月坛街道内离退休老干部较多的情况，还要引导淡化原职级等工作圈子的痕迹，重塑新的社会人际关系。
在六十而立的背景下，需要承认这样的情况：虽然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大，老年人在社会建设中的权重也在增大。他们在社会建设中既是工作中的重点群体，也应该是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北京市月坛街道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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