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负能到价值赋能数智时代国际传播实践的价值优化

　　蒋晓丽 钟棣冰

　　【内容提要】数智时代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国际传播实践，由此引发的伦理风险与价值挑战需要得到重视：首先，新型智能主体——社交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在线社交网络的产物，对中国议题的舆论操纵现象愈发凸显；其次，“网络水军”与深度合成技术嵌入国际传播场域，通过大规模、同质化的虚假信息发布，导致信息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最后，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天然具有的偏向性、意识形态性助长固有认知观念不断放大、扩张，从而对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传播造成不利。在当前人机共生时代，实现智能技术的价值规制需要诉诸于“人类在回路之中”，通过人的视角、人的在场来指导、规制智能技术的研发、设计与应用，为智能技术注入良善价值观。面向未来的人机互生时代，建构“有道德的智能技术”，推动智能技术走向公正、透明，破解智能技术因意识形态偏向、知识不对等性造成的权力结构差异，是智能技术从实践和价值双重维度赋能国际传播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国际传播 新型主流媒体 价值理性 智能技术

　　一、引言

　　当下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伴随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聚光灯下的主角时，也无可避免地遭遇到“他者”形象的塑造，长期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失语”“卡嗓子”的境地。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为突破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被动应对局面，谋求与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指明了重要方向。

　　与此同时，在当前的智能传播时代，技术因素成为我们聚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2024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围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作出部署，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这将为新一轮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创造更好的发展机遇。可以看到，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算法、区块链、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崛起，其对国际传播活动的深刻嵌入，为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提供新的实践契机。但智能技术深刻渗入国际传播实践所引发的伦理风险与价值挑战，同样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这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关键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阐释新兴智能技术嵌入国际传播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价值风险，并立足于人本主义的基本立场，探讨如何规制智能技术带来的价值风险，使智能技术能够从实践与价值的双重维度积极赋能国际传播建设，这也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

　　二、价值负能：新型智能技术对于国际传播的风险挑战

　　（一）舆论操控：新型智能主体——社交机器人强势入局

　　长期以来，全球舆论的传播主导权、话语权由西方媒体垄断、把控，我国由于缺少行之有效且具备相应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媒体，在全球舆论空间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自身话语和声音无法得到有效传递，常常陷入被动应对局面。

　　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社交媒体开始在信息舆论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交媒体，重塑了信息生产、分发、交互的全流程，并出现了模仿人类行为、与人类用户进行交互的新型智能主体——社交机器人。目前，社交机器人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交媒体，干预信息传递和意见形成，在国际传播领域成为影响、甚至操控舆论的关键渠道，试图操纵舆论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①。

　　具体到我国语境而言，海外社交媒体在传递国家声音、塑造民族形象、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化发展，广泛运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社交机器人影响范围远远超越国家界限，成为国际传播场域国与国之间利益博弈的工具手段，特定政治主体利用社交机器人传播意识形态，引导或干扰国际舆论的行为屡见不鲜。研究发现，这些活跃在海外社交媒体（例如推特、脸书）上的社交机器人对中国议题的操纵现象愈发凸显，②其对中国海外形象塑造、国际传播实践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有研究发现，当前社交媒体上流通的大量内容并非由真正的人类用户生产，而是由社交机器人广泛传播、扩散③。社交机器人大量涌入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通过促使虚假意见不断环境化，抑或重构意见气候，从而影响乃至左右舆论的走向。未来在人机共同构建的意见环境中，海外用户辨别信息真伪、区分真实环境与虚假拟态环境将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认知偏差被不断放大，由此社交机器人以无形、隐蔽的方式形塑了海外受众的认知偏向、思维方式乃至行为逻辑。更重要的是，从技术层面来看，目前社交机器人的程序代码开源，其生产和应用门槛较低，无论是个体、组织还是国家主体都能轻易地利用社交机器人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在此背景下，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与风险，这也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加障碍。

　　未来，针对社交机器人舆论操纵的相关研究和治理仍然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斗争、话语权争夺、国家形象塑造以及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尽管当前学界与业界关于社交机器人的批判性、技术性研究不断取得成果，但如何在国际传播场域有效应对社交机器人的负面影响，更好传递国家声音、塑造国家形象，这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言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重大课题。

　　（二）谣言扩散：“网络水军”与深度合成技术合力加持

　　国际传播场域往往是谣言生成、传播的温床，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兴起进一步提升了谣言的传递速度、规模、范围。在此过程中，“网络水军”和深度合成技术使得谣言的传播更加广泛与随机。具体到“网络水军”，其主要通过创建大量身份账户、自动传播信息、算法操纵等方式，经过一致性的信息发布与扩散活动，引发社会公众的集中关注，实现宣传造势或者恶意抹黑公众对于特定事件或人物的认知、态度，达到操纵舆论的终极目的④。结合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最新表征，在涉藏、涉疆等中国议题中，均出现大量“网络水军”通过大规模制作、扩散真假难辨、事实模糊的信息，导致国际传播环境进一步恶化，这给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带来严峻挑战。

　　除此之外，深度合成（deep synthesis）是一种依托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和模型生成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的技术，其核心特征为具有高度真实性。⑤进而言之，深度合成作为一种新技术引入的新尺度，能够颠覆、变革传统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模式。人类长期以来的生存实践高度依赖于视觉感官来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眼见为实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逻辑。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深度合成技术应用落地的风险来自于其超真实的虚拟仿真，超真实的技术逻辑模糊了真实与虚拟（虚假）的界限，让眼见不一定为实， ⑥从而颠覆了人类过往的认知、判断标准。并且，深度伪造技术背后的设计、决策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甚至因为政治利益的恶意操纵而危害我国在社交媒体、海外民众的形象塑造。

　　“网络水军”与深度合成技术嵌入国际传播场域，最主要的危害在于通过大规模、同质化的虚假信息发布，冲击、消解原有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针对社交媒体平台上伪造、篡改、挪用的谣言信息，抑或是为了吸引用户从而对刻板印象刻意夸大等现象，除了对内容加强监管、不断强化官方话语权、提升公信力、舆论引导力、影响力以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以良善的价值观，引导智能技术朝向正确、利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以此展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三）偏见放大：生成式人工智能阻碍交流路径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它的基因仍然附着于平台资本主义之上，尤其是深深根植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土壤。知识社会学者、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知识即政治”⑦，主张知识具有特定的偏向性、意识形态性。因此，生成式AI自诞生起，就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

　　首先，ChatGPT作为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它进行学习和建模所用的语料来自于互联网广泛的人类信息与既有数据，但这些用于训练AIGC模型的数据集本身不够多样化，可能更多偏向于某一特定群体（种族、国别、性别、年龄、阶层等），同时这些语料数据的真实性存疑，可能本身就包含虚假信息、谣言，那么由该模型生成出来的内容就会出现偏差，因为数据规模并不能决定内容的代表性与多样性。

　　其次，用于训练、建模的原材料中可能就含有西方社会固有的价值偏见、认知偏差，这些异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不断对模型进行“投喂”，导致模型在反映固有刻板印象、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放大、扩张，从而对我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与此同时，由于尚不具备进行道德观念、伦理价值判断的素养，ChatGPT并不能理解特定信息背后的意义内涵，更无法识别文本背后隐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导致其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呈现无意识的偏见歧视，为我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带来隐性伤害。当然，更不能排除某些特定政治组织、社会团体或个人出于政治博弈、商业利益竞争等因素考量，刻意向ChatGPT大语言模型输入有悖于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内容，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更加值得警惕。

　　从目前的全球扩张速度和规模来看，未来全球社会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或将由生成式AI主导，造成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技术形成强烈依附，自身话语权不断旁落。同时，鉴于其训练数据集更多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的语料库，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导向下，其更加有可能将西方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不实偏见包装成客观知识，在技术全球蔓延的过程中进一步散布、扩张，向全世界的用户传递带有深刻西方价值烙印的观念知识。并且就目前实际应用情况来看，ChatGPT存在一定的知识“幻觉”问题，其所生成的迎合西方民众特定认知偏向的虚假知识信息，将不利于我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使得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传播面临障碍。凡此种种，皆是我国未来国际传播实践面临的强力挑战。

　　三、算法规制：技术价值优化提供双重赋能

　　（一）“人类在回路之中”：人机共生时代的主体性在场

　　前文所述的社交机器人、“网络水军”、深度合成以及生成式AI，这一系列新兴智能化技术的底层逻辑都指向算法，因此在谈论如何规制智能技术带来的价值风险问题时，我们需要将落脚点落实到算法技术。当前算法不仅仅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逻辑，更是已经成为数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其所带来的“算法偏见”、“算法歧视”、“算法黑箱”、“数据泄露”等困境，同样也会成为国际传播实践的掣肘，因此对其进行合理规制既是及时化解相关问题的有效方式，亦是切实提升国际传播实效的核心价值点位。

　　正如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任何技术一样，智能技术在给社会生活带来赋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缺陷与局限。作为人类智力劳动的成果，人类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深刻渗入到智能技术的开发、设计与应用中，带来算法偏见、歧视等问题；作为复杂的技术系统，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引发强烈的透明性“黑箱”隐忧；深度学习与用户反馈加持下的智能，加剧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人工智能技术对既有的社会伦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人类的自主性、主体性面临深刻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智能技术的发展需要坚守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价值底线，必须以维护人类生存作为根本目标，保障人类自身的选择权、自主权。这是指导智能技术带来的国际传播场域中舆论操纵、深度伪造、网络水军、生成式AI等问题治理的根本价值逻辑。

　　长期以来围绕技术发展及其与人类关系之间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立场各异的观点。技术进步主义思想强调技术的进步发展是不可逆的，新技术一定会取代旧技术，寄希望于运用技术来解决一切人类所不能解决的难题。相反，技术批判主义思想主张技术仅仅是人类所使用的一种工具、手段，人类作为不可挑战的主体，对技术客体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控制权，秉持技术的发展、演化会对人类带来深刻的异化、物化后果：“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这个过程的真正主人。” ⑧

　　总体上看，无论是进化论式的技术进步主义思想，还是批判式的反技术主义观念，面对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境况，都显得不合时宜。在此背景下，主张技术与人共生融合的和谐论更加具有指导意义。必须要承认的是，智能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进程，面对技术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颠覆性挑战，思考与技术和谐共生才是唯一、真正的出路。拥抱智能技术，与此同时防范智能技术引发的价值风险，通过良善价值观进行伦理建构，是其迫切需要面对的时代命题。

　　针对此问题，笔者曾经提出“新技术人文”观念，以此作为智能传播时代算法技术的价值转型路径⑨。具体而言，算法技术与人并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具有同构性。算法作为人自身必不可少的存在维度，也就意味着算法技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必然要体现、呈现和维护人的主体性和尊严价值。在国际传播语境下，算法技术在为国际传播活动提供实践赋能的同时，仍然需要强调人的视角、人的在场，以此来指导、规制算法技术的研发、设计与使用，使其能够在价值层面产生赋能，切实推动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实践。面对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背景底色，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伦理构建，为未来发展提供价值立场与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技术伦理学所探讨的核心命题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旨在追求技术应用的合理性。技术伦理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技术发展。相反，其肯定技术应用能够为社会带来积极价值和正面效应。但与此同时，技术伦理也强调技术发展的有限性，即应该坚持为人服务的要旨，以人的存在作为根基，不能无限度地超越人为可控的范围之外。正如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当中写到：“技术使人幻想有上帝般的力量征服自然并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伦理在技术社会中最重要的作用是鉴别和避免这种狂妄。”⑩技术伦理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让人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防止技术狂妄思想给社会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威胁。

　　因此，从技术伦理的视角看待智能技术，需要坚守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为技术发展设定最基本的伦理底线。这也符合“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的根本主张，强调人类有权干涉AI决策的过程与结果，确保人类对AI决策内容的最终控制权。在数智时代，技术伦理的构建显得更加迫切，并将深远地影响人类的命运走向与未来图景。

　　（二）“有道德的智能技术”：人机互生时代的机器伦理建设

　　面对当前智能算法技术深度扩张，工具理性不断膨胀从而侵蚀价值理性的严峻现实，对“人本主义”立场的呼唤、坚守开始逐渐成为价值共识。“技术不可能以独立于伦理的态势获得发展，伦理是前沿科技发展的框架和底线，伦理的反思和引导需要一直贯穿技术发展的终始。”11对于新兴智能技术的风险反思，同样也应回归到既有的社会伦理，在伦理规范的框架下寻求技术的发展、治理与完善。有研究者提出，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伦理教育的缺位和科技向善理念的缺失。因此，完善伦理框架建设的根本要义在于技术伦理教育，尤其是注重对国际传播从业者进行伦理教育，从而弥补滞后于技术发展的伦理观念。例如封面新闻的从业者通过梳理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试图弥补自身在技术与资本上的原始性不足，经由对组织机构和从业者主体的理性价值强调，彰显新型主流媒体的主体性价值能力。

　　目前，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先后开发出“党媒算法”“总台算法”，通过构建主流价值观知识图谱，试图为算法技术注入主流价值导向，引导算法向善向上。可以看到，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对于智能技术的价值规制往往诉诸于人类自身进行规范性约束，强调纯粹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在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领域，依然需要人类主体来纠正技术存在的价值偏向。但是这种诉诸于人类主体性的传统管理、规制思路，仅适用于当下有限的弱人工智能阶段，未来随着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迈向深度智能阶段，模型在迭代进化过程中涌现出的能力，以及表现出的各种不可解释现象，都将远远超过人类社会既有知识的范畴。在技术奇点来临之后，人工智能将建构一种与人类文明相互平行、独属于人工智能体的“AI文明”。在此前提下，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已不是相互并存式的共生关系，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辅助、增强、强化，而是演变成相互促进、相互激发、共同创造、彼此演进的互生关系。12

　　生成式AI大语言模型时代，智能体早已不是被人类主体支配的工具，而是具备形式上的能动性，成为与人交往互动的对象。因此，在社会从“人机共生”迈入“人机互生”的阶段，仅仅诉诸人类主体的伦理规范对智能技术进行价值规制恐怕并不足以应对复杂问题。有鉴于此，构建“以智能体为中心的机器伦理” 13亟需提上议程。

　　具体来说，“有道德的智能技术”实现需要立足于机器的深度学习机制。机器学习作为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需要通过良善、正面、积极的学习思维与程序来建立，同时将既有负面、消极的学习内容进行筛选、剔除，不断优化算法设计，从立体多维角度还原客观社会现实。同时，数据作为智能时代的第一生产资源，已经与社会权力、公正、公平紧密勾连在一起，这不仅关乎个体的切身利益，更与国际传播的秩序稳定相关联。因此，推动智能技术向善公正、走向透明，破解智能技术因意识形态偏向、知识不对等性造成的权力结构差异，是实现智能技术从实践和价值双重维度赋能于国际传播实践的关键路径。

　　四、结语

　　近年来，大数据、算法、算力作为智能技术的三大基础要素不断发展完善。机器学习、深度合成、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等新兴技术持续迭代更新，而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深刻改变了社会各领域运行机制的根本逻辑。在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必将深度嵌入国际传播活动的方方面面。对此，笔者曾提出，在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与人发生深刻互动的过程中，人与智能技术的关系经历了“具身—诠释—它异” 的三重交迭， 这一结论对于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实践同样适用。14

　　智能技术对于国际传播实践的赋能并不一定意味着优化，纯粹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带来理想的结果，甚至还会带来伦理价值困境。在智能技术成为时代底色的语境下，未来国际传播实践更加需要探索一种人与智能技术合作无间的方式，共同发展一套人机协同、共生互融的方式，推进人类智慧与机器智慧高度融合、协同发展的人机文明，将对中华文化的彰显、技术发展的关注、价值理性的关怀共同渗透进国际传播的核心议题，这是应有的责任担当。智能技术只有在良善价值观的导引下，才能真正从实践和价值两重维度切实赋能国际传播实践。

　　本文系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策略研究”(SC22EZD046)的阶段性成果。

　　蒋晓丽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棣冰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