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文学观念

　　王金华

　　灯下读《蔡锷集》，每每夜不能寐。立德、立功、立言，三有其一亦不易，而在蔡锷则当之无愧。蔡锷并非以文学立身，一生大部分时间戎马倥偬、政务繁剧，然横槊赋诗、下马论文，多有精彩篇章、独到见解，丝毫不让专业人士。

　　１９００年秋，经历了自立军起义失败的蔡锷，带着理想破灭、师友离丧的伤痛，再次流亡日本东京。在谋求进入军事学校就读的同时，蔡锷担任《清议报》栏目主笔，参与创办开智会、湖南编译社等团体，抓紧研究西方政治和哲学。在那一年多，蔡锷的阅读大增、视野拓宽、著述渐丰，先后编译了《国际公法志》《支那现势论》；撰写发表了《小说之势力》《新闻力之强弱与国家文野之关系》《军国民篇》等文章，其中多篇论及文学。１９０１年元旦，蔡锷在《清议报》发表《小说之势力》，文章不足五百字，却颇为引人注目，开篇就指出小说的重大影响：“已故前英国内阁皮根之《燕代鸣翁》（小说名）一集，其原稿之值，获一万磅（镑）。法国《朝露楼》报，发行之数殆及百万册，然其发行之留滞，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如何，此亦足以验泰西诵读小说之风盛于时矣。”“夫以《封神》《西游》之离奇逼人，《三国传》之荒谬无据，尚足使百世之下，作历史观之，推崇其人，脍炙其人。且不独孚信于人民，即朝廷亦著为典则，以崇祀之。不独国内如之，即旅居异域者亦如之。吁！亦奇矣。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

　　严复、夏曾佑于１８９７年１０月在《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于１８９８年１２月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都看到了小说尤其是西方政治小说的重要作用。不过，两文当时影响有限，响应者寥寥。蔡锷的《小说之势力》可能受到过两文的启发，但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呼应，而且结合了在外国所见所闻，更加具有说服力。刚刚年满十八岁的蔡锷，自然还没有大量阅读外国小说，对于中国小说的感受也基本来自宝庆民间的祁剧、花鼓戏、渔鼓、说书等，但是敏锐地看到了中、西小说在立意、作者身份、社会效果等方面的差异：

　　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预〕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而已。

　　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是，其立意在消闲，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者。盖著者多系市井无赖辈，固无足怪焉耳。小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

　　蔡锷认为，小说在中国是消闲读物，多是失意文人所为，至今败坏至极、危害深重；而在欧美，小说是公卿硕儒察天下大势、鉴古知今、醒齐民、励众庶之作，莫不益国利民。言下之意，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以改革中国小说。在其他文章，蔡锷还有进一步的论述。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全面阐述了小说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一定阅读过《小说之势力》，两人交换意见、相互影响也是完全可能的。受到阅读量和人生经历的局限，蔡锷的小说观念有所偏颇，思想批评压倒了审美批评，对欧美小说评价过高，对中国小说评价偏低，但总体上抓住了中、西小说的主要特征，具有明显的革命性，是“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声音，只是还没有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充分重视。

　　１９０２年初，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指出：如今汉民族堕落败坏不堪之极，其原因在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国势等方面。其实，大多都涉及广义的文学，包括戏剧、诗词、小说、歌曲等。其中一系列鲜明的中外对比，读来发人深省。美国小学生歌唱激烈雄大的军歌；德国《祖国歌》音节高古，听之促人有立马千仞之概；日本以樱花、旭日比喻大和魂，音乐皆有爱国尚武精神。中国惟有喇叭金鼓，以为号令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歌唱，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漫全国，让青年衰弱如八十老翁，形同槁木。蔡锷认为：读《出师表》，则忠义之心油然以生；读《哀江南》，则起亡国之悲痛；披岳武穆、文文山等传，则慷慨激昂。就是要提倡这种激发忠义气节、爱国救亡之情的文学，要追求类如“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之诗词，要改造“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的旧小说，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精神之目的。

　　蔡锷还有游记《视察广西道路记》，共二十篇。全部从军事视角出发，意不在观赏风景、咏怀古迹，而在于观察山川关隘地理形势的战略地位、军事价值等。情感内敛，文字非常简短干净，无一多余字句，极力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在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不少类似的微型游记，蔡锷显然受其启发和影响。

　　总体来看，蔡锷上承文以载道的传统，着眼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审美上偏重于崇高壮美一派。在中西对照的背景下，他严厉批评旧文学的消闲、颓废和败坏人心，力倡积极向上、慷慨激昂的新文学。就这一点说，可算是十余年后新文学革命的先声。蔡锷的诗文也多是豪放崇高之作，慷慨激昂、促人奋进。例如《登岳麓山》：“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时为１９０５年春，还不满二十三岁的蔡锷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湖南武备学堂及附属的兵目学堂教习，雄姿英发，深得青年学员爱戴，闲暇时登岳麓山并赋诗抒怀，满纸豪迈气息。又如《题古蔺山关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此联作于四川讨袁途中，切合情境，豪情逼人，洵为名作。对于那些以身殉国、取义成仁的先烈先贤，蔡锷在诗文中饱含着敬意，如《招魂社大祭》：“浩气充横万古存，光芒凛凛照千门。当年战骨成灰烬，犹有英雄未死魂。”

　　不过细读也可发现，蔡锷的文学观念并不简单僵化，而是丰富的、发展的。１９０８年末１９０９年初，蔡锷从广西致函曾广轼：“《玉溪生集》原非急物，既市贾居奇，索性不买为佳。”可见之前蔡锷喜爱阅读李商隐的诗，且计划购买以进一步研习。李商隐的诗立意高远、美丽而忧伤、悲凉沉郁，可见蔡锷还有偏于优美的审美取向。事实上，除了大多数慷慨激昂之作，蔡锷还有不少婉转凄清的诗歌：“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高楼独坐写忧思，吹破江城笛一枝。竹外月明风露冷，纸窗灯火忆儿时。”另外，李商隐的咏史诗洞察兴亡、镕裁古今、哲理深刻，对蔡锷影响较大。《杂感（十首）》以朝鲜和越南亡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为题材，咏史鉴今，借古讽今，既沉痛深刻又锋芒毕露。如：“沙场已破敌人胆，远诏无端又构和。功败垂成千古憾，英雄血汗几销磨。”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蔡锷和严复等在参政院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建议当局大力加强以忠孝节义为内容的国民精神教育，提出了六条措施，其中涉及文学的有四条：“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足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令人民演唱观览。”“各地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赀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著，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

　　此时，蔡锷修正了早年全面否定传统文学的观点，转而重视传统文学在社会建设、国民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只要是有利于弘扬忠孝节义的文学资源，无论来自史书、旧有说部、传记还是外国人言行，都可以改编翻译出版，采用通俗歌曲、图画、戏剧、庙会、祭典等形式来宣传流布，深入学校和民众。这种转变依然重视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与蔡锷早期文学观念一脉相承，同样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辛亥首义成功，中华民国成立，革命者转身成为建设者，文学观念自然同步变迁。百废待兴，外患日烈，人民渴望安定，社会建设迫切，利用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两种资源，重建文化体系和国民精神，成为当务之急。虽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逐渐暴露，以尊孔读经等为铺垫，但蔡锷、严复等的议案立意迥异，自然不能以文化复辟、落后保守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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