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遭遇经济危机吗？
- 来源:股市动态分析
- 关键字:经济,减速,高善文
- 发布时间:2011-05-13 16:00
高善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很快就会放缓，倾向于认为未来十年之内的某个时候经济会经历显著的减速，比如在2015年前后经历3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下降，我们担心和认真关注这一减速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
我们的理由与他们的判断有一些相近，但不完全相同。比如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的跨越，人口红利的降低与消失将会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构成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经历的异常高速的资本积累看起来也很难维持，同时资本积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长期来看也可能会下降。
艾琴格林等人的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下降是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猜测过去三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有一些体制变革的原因，例如国有部门的民营化改革等，也有一些低收入带来的模仿和追赶效应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来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未来看起来越来越不现实，并且同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模仿和追赶效应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也注定会放缓，但后者的转折点将在何时发生，是否成为2015年前后经济减速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值得推敲的。
就2013年中国的硬着陆风险而言，从周期的意义上看，我们同意这一风险值得关注，但其立论基础有些差异。
减速的原因来自周期性因素
高善文：我们认为2015年之前中国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平均来说明显超过通货紧缩的风险。通货膨胀波动中枢看起来在未来3－5年之内很可能向上抬升，这反映着刘易斯拐点的转折和人口红利正在减少的事实，暗示着经济潜在增速将逐步下行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高位波动相互纠缠，并可能因为经济周期性的爬升或其他需求冲击而加剧。
在这一背景下，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支付压力与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风险构成了我们最关注的不确定因素。
鲁比尼教授担忧高投资可能导致中国未来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这无疑是居安思危的逆耳忠言。然而仔细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数据显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些。例如，在过去十年（2002－2011）的这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占比要显著高于1992－2001年那轮经济周期的情形，无论是其高点还是平均水平都是这样；但就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而言，1990年代后期的情况显然要严重得多，这通过对比两轮周期后段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幅度就可窥见一斑。
在我们看来，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原因是经济的民营化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这显著改善了私人部门储蓄资源的配置效率。换句话说，投资的多少也许并不重要，更加重要的是谁来投资，他是否对结果承担责任？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同意这样的想法，即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实体经济领域的民营化改革方向也不能动摇，甚至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此外过去三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政府超常规的财政刺激政策需要及时退出，并抓紧修补政府由此恶化的资产负债表。
由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2013年前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更多来自于周期性因素，以及潜在增长率放缓的压力；我们并不非常担心所谓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问题。
高善文：过去十年至少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城市职工工资增幅低于经济产出增幅的情况相当引人注目，在广泛的讨论中，低利率、低汇率等是常被提及的原因。我们对于这样的看法抱有比较大的怀疑和保留，并倾向于认为经济的结构变迁可能是其中更为基本和主导性的力量；我们同时认为这样的结构变迁可能正在结束。
最关键的证据是，在过去十年，和历史情况相比，中国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与固定资本形成占比的爬高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是低利率等扭曲性的政策导致了高投资，那么显然资本的回报应该会下降，但各种口径和指标计算的投资回报都呈现了显著的改善，这暗示经济对投资需求的上升应该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么，为什么经济对投资的需求会经历系统性的上升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由于重工业化，这又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以及九十年代后期住房市场的私有化变革密切相关。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工资水平过低（过去十年工资的平均涨幅在历史上并不逊色），而是经济对资本积累的需求太大，从而需要通过比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来维持这一平衡。因此这一结果实际上在过去促进而非压制了中国经济的成长。目前来看中国的重工业化过程可能正在接近尾声。
就汇率问题而言，我们同意人为扭曲和相对低估的汇率可能使得经济将更多资源转向可贸易品生产，并抑制了对进口品的需求和消费，这无疑导致了本土消费品对进口消费品的替代，但这是否会导致一个不同寻常的低消费倾向，是相当存疑的。
另外很多人从贸易盈余的角度，来说明汇率低估，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其低估和完全忽视了中国贸易盈余的周期性。实际上，历史模式和大量的交叉数据都显示中国贸易盈余波动的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不是汇率等结构性因素。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利率和汇率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乱相的根源，也不太认同这会成为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力量，但我们仍然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过度扭曲的汇率和认为压低的利率会带来广泛的、长期来看相当负面的扭曲，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政策行动和体制变革来纠正。
高善文：我的理解是：他们研究的核心思想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增长需要从模仿转向创造，这自然会带来经济的减速，这种想法无疑是相当朴素和符合直觉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实证研究过程中，面对大量不同国家的横截面数据，他们使用了一些基于常识和猜测的控制性变量，包括汇率低估、消费占比等。对于这些控制变量的经济合理性及结果的恰当解读，实际上需要相当谨慎。例如即使文章作者本人也对汇率变量的解读留有很多余地。
我们同意人口老龄化（以及低端劳动力的迅速减少）对中国经济是个相当不利的因素，也关注与房地产泡沫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因素相联系的金融稳定风险，并认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但我们对人口因素和金融稳定的风险更加重视。
应对“药方”
高善文：实际上，这是绝大多数国外经济学家给中国经济开出的标准药方，符合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在国内也得到比较多的认同。想一想，会有多少人反对增加工资、提高消费、扩大居民收入这样美好的政策呢？真正的困难在于操作。这些政策建议都很美好，但在具体政策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与其说它是政策建议，不如说它是政策目标。
我们知道，很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也鼓励日本和德国人扩大消费，日德两国的汇率和利率相当自由化，也没有户口限制，但扩大消费仍然效果不彰，可见说来容易做来难。
我想抱着阴谋论的想法来看待学者的政策建议，除了说明自己不自信，没有其他的意义；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看待学者的政策建议，通常会发现他们只是看上去很美，最后，还是需要政府自己想办法。
高善文：中国政府持有巨额的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持有大量具有良好盈利能力的国有企业和银行，持有全国范围的土地、拥有强大的行政动员与控制能力，这些可能是一些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利因素。
高善文：一、刺激性的财政政策要早日退出，并抓紧清理由此对政府资产负债表带来的潜在损害；二、将总量政策的重心切实从追求增长转向控制通胀，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高总量政策的前瞻性，尽量避免严重的经济政策失误；三、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切实推进经济自由化；四、高度重视宏观审慎性监管，充分警惕未来可能的经济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冲击。
高善文：这一问题目前关注很多，意见分散。中国要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继续维持一定水平的增长，我个人的看法是要做到三句话，即“政治上克服民粹主义倾向、经济上克服裙带主义倾向、贸易上克服保护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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