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镇的三层“调解网”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高桥镇,运输
- 发布时间:2011-12-01 14:12
今年春天，正值集装箱运输旺季，在全球第一集装箱大港上海，不少集卡司机对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不合理收费不满。4月12日，驻地在浦东新区高桥镇的山东平邑劳动服务公司副书记，同时也是上海高桥（平邑）来沪务工人员居住地调委会副主任付德远了解到集卡司机中涌动的情绪，迅速部署。
十天后，上海建交委、发改委、物价局、交通局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本市集装箱运输服务有关收费行为的意见》，平邑公司管理下的1200名集卡司机工作生活秩序平稳如常。
外来人口不到20年膨胀了1000倍
上海数万名集卡司机，以河南籍最多，山东次之，江苏、安徽又次之。主要集中在浦西的杨行镇、顾村镇，浦东的高桥镇、高东镇。高桥镇地处高桥港区、保税区、电厂、高桥石化发展腹地，是浦东开放的前沿。
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港务集团与山东平邑县合作了扶贫项目，主要是向上海港输送外来劳动力。张庆刚带着20多个平邑人来到高桥镇，成立了平邑县劳动合作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并以此为中心拓展。
平邑地处沂蒙山区，却生长出港口文化，因其劳动力主要流入地是上海、深圳、连云港、青岛、日照等港口城市。“港务区的活危险，又苦又累，没有人干，平邑人拾遗补缺。”张庆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平邑向上海的几次大移民潮，都受港口政策牵动。从1990年末起，集装箱运输市场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上海先后新建了宝山、罗泾、外高桥等新港区，还宣布要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平邑人一直在高速而平稳地涌入上海港。2003年起，随着许可证制度放开，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上海从事集装箱道路运输的企业及车辆，迅猛增长了约1倍，也达到了平邑人入沪的最高峰。目前，共有2.5万名平邑人居住在高桥镇。
社会管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在不到20年中膨胀了1000倍的外来人口群体。由于语言差异、习俗迥异等，当地居委会有时候想管不敢管，有时候不知道如何管。
2007年，一家物流公司的驾驶员集体怠工，200多个集装箱无法按时装上外轮，高额罚款将随之而来。平邑公司夜里11点接到求援电话，40名党员组成抢运突击队，原先怠工的集卡司机见党员抢运，也纷纷跳上卡车跟上了运输队伍。
2007年9月，平邑公司党支部在高桥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决定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有针对性地解决外来人口群体中的矛盾。
岛上的阴云一散而空
“平邑人要成立调委会，你是怎么想的？是让他们自行成立，还是我们全面介入指导？”浦东新区司法局前局长凌德铭，曾坐在高桥镇司法所办公室内这样问司法所所长沈忠。
“他们是成建制单位，就让他们成立好了，我们业务指导。”沈忠回答。
“要想得远一点。这里有山东的、湖南的、河北的、安徽的，各地单位都要求成立自己的调委会，将来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又怎么办？司法所一定要介入指导，做好引路者，要给予法律资源的支持。”
于是，在调委会建立之初，司法所就介入其中。
2008年2月28日，“高桥镇（平邑县）来沪人员居住地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是首个来沪务工人员自己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司法所、平邑公司、律师事务所三方共同筹建。
一张三层的“调解网”兜住了这个新生长出来的“小社会”。第一层是240余名信息员，分布在按照员工居住地划分的53个片区中，负责矛盾纠纷信息的排摸；第二层是40多名调解员，负责所在单位一般纠纷的调处；第三层是调委会，负责重大纠纷的调解。
这是一张灵敏度极高的网，班车上因抢座而发生的拌嘴也会触发这张网，并能迅速反应，其效果就是增开了班车班次。
对这张网络的第一次重大测试发生在调委会成立两个月后。2008年“五一”前后，洋山港码头工人参考新《劳动合同法》，在加班工资计算、带薪年假等问题上与用工单位产生了矛盾，部分工人试图采取非正常手段。
沈忠带着一整盒名片、法律书籍与调委会的人上了岛，为工人现场答疑。最后，名片被工人们讨要一空，岛上的阴云也散去了。
社会管理创新是生根于基层的才智设计
高桥镇屯粮巷村四周起了高墙，根据村民出行规律，开放3个出入口，并建造警卫室，配备保安24小时值班，进出车辆都有登记记录。原本开放式的农村宅村变成了封闭式住宅小区。这场“城市化”的总花费是450万元。
围墙既是管理需要，也是限制生长的隐喻。“人口红利”渐终结的中国大趋势，高桥镇正在经历。2009年，付德远招了40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不到5天，跑得光光。这意味着高桥镇平邑人的共同体在体量上不再生长，它遭遇了新问题。
2010年9月7日，13岁的平邑人小马刺死了15岁的上海人小林，起因是在QQ上怄气，被害人的父母也不起诉，去砸小马父母的猪肉摊，要一命偿一命。小马父亲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召集了在高桥务工的亲戚、同乡等，在自家门口附近“巡逻”。调委会在激烈的对抗中介入，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到第九天终于让双方恢复了理智。
这个类似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案子，是每一个外来人员聚居地都会碰到的治安难题。还有婚外情这样的都市情感难题，也在滋生。沈忠开着司法警车呼啸而去，“赚了些钱就出了轨”的集卡司机在调委会情与法的兼施下回心转意，平邑人也渐渐习惯了上海“老娘舅”式的调解。
高桥8万本地人，10万外地人，人口流动、货物集散建构起来的码头文化，许多本来只能“自行解决”的纠纷在调委会的介入下柔性化解。
“排斥+控制”的强制性管理绝非理想的外来人员管理模式。国家司法部将高桥镇来沪人员调委会誉为“一种机制与体制的创新，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和独特性”。
这是一种双赢模式。之前，高桥、林桥派出所每天接100多起110报警，治安问题中的80%系由外来人口引起，自2008年调委会成立以来，2万多名平邑县籍来沪人员的违法犯罪率为“零”。
另一方面，平邑人也在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中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成立后的两年当中，调委会通过村级调解室共协助6487名来沪人员找到工作岗位，帮助联系3285名来沪人员子女进入公立、民办学校，安排913名来沪人员参加镇举办的免费就业技能培训班，联系282名来沪人员到上海一些大的医院进行就诊。
“社会管理创新是生根于基层的才智设计，”沈忠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常要走基层的意义所在。”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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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后，上海建交委、发改委、物价局、交通局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本市集装箱运输服务有关收费行为的意见》，平邑公司管理下的1200名集卡司机工作生活秩序平稳如常。
外来人口不到20年膨胀了1000倍
上海数万名集卡司机，以河南籍最多，山东次之，江苏、安徽又次之。主要集中在浦西的杨行镇、顾村镇，浦东的高桥镇、高东镇。高桥镇地处高桥港区、保税区、电厂、高桥石化发展腹地，是浦东开放的前沿。
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港务集团与山东平邑县合作了扶贫项目，主要是向上海港输送外来劳动力。张庆刚带着20多个平邑人来到高桥镇，成立了平邑县劳动合作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并以此为中心拓展。
平邑地处沂蒙山区，却生长出港口文化，因其劳动力主要流入地是上海、深圳、连云港、青岛、日照等港口城市。“港务区的活危险，又苦又累，没有人干，平邑人拾遗补缺。”张庆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平邑向上海的几次大移民潮，都受港口政策牵动。从1990年末起，集装箱运输市场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上海先后新建了宝山、罗泾、外高桥等新港区，还宣布要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平邑人一直在高速而平稳地涌入上海港。2003年起，随着许可证制度放开，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上海从事集装箱道路运输的企业及车辆，迅猛增长了约1倍，也达到了平邑人入沪的最高峰。目前，共有2.5万名平邑人居住在高桥镇。
社会管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在不到20年中膨胀了1000倍的外来人口群体。由于语言差异、习俗迥异等，当地居委会有时候想管不敢管，有时候不知道如何管。
2007年，一家物流公司的驾驶员集体怠工，200多个集装箱无法按时装上外轮，高额罚款将随之而来。平邑公司夜里11点接到求援电话，40名党员组成抢运突击队，原先怠工的集卡司机见党员抢运，也纷纷跳上卡车跟上了运输队伍。
2007年9月，平邑公司党支部在高桥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决定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有针对性地解决外来人口群体中的矛盾。
岛上的阴云一散而空
“平邑人要成立调委会，你是怎么想的？是让他们自行成立，还是我们全面介入指导？”浦东新区司法局前局长凌德铭，曾坐在高桥镇司法所办公室内这样问司法所所长沈忠。
“他们是成建制单位，就让他们成立好了，我们业务指导。”沈忠回答。
“要想得远一点。这里有山东的、湖南的、河北的、安徽的，各地单位都要求成立自己的调委会，将来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又怎么办？司法所一定要介入指导，做好引路者，要给予法律资源的支持。”
于是，在调委会建立之初，司法所就介入其中。
2008年2月28日，“高桥镇（平邑县）来沪人员居住地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是首个来沪务工人员自己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司法所、平邑公司、律师事务所三方共同筹建。
一张三层的“调解网”兜住了这个新生长出来的“小社会”。第一层是240余名信息员，分布在按照员工居住地划分的53个片区中，负责矛盾纠纷信息的排摸；第二层是40多名调解员，负责所在单位一般纠纷的调处；第三层是调委会，负责重大纠纷的调解。
这是一张灵敏度极高的网，班车上因抢座而发生的拌嘴也会触发这张网，并能迅速反应，其效果就是增开了班车班次。
对这张网络的第一次重大测试发生在调委会成立两个月后。2008年“五一”前后，洋山港码头工人参考新《劳动合同法》，在加班工资计算、带薪年假等问题上与用工单位产生了矛盾，部分工人试图采取非正常手段。
沈忠带着一整盒名片、法律书籍与调委会的人上了岛，为工人现场答疑。最后，名片被工人们讨要一空，岛上的阴云也散去了。
社会管理创新是生根于基层的才智设计
高桥镇屯粮巷村四周起了高墙，根据村民出行规律，开放3个出入口，并建造警卫室，配备保安24小时值班，进出车辆都有登记记录。原本开放式的农村宅村变成了封闭式住宅小区。这场“城市化”的总花费是450万元。
围墙既是管理需要，也是限制生长的隐喻。“人口红利”渐终结的中国大趋势，高桥镇正在经历。2009年，付德远招了40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不到5天，跑得光光。这意味着高桥镇平邑人的共同体在体量上不再生长，它遭遇了新问题。
2010年9月7日，13岁的平邑人小马刺死了15岁的上海人小林，起因是在QQ上怄气，被害人的父母也不起诉，去砸小马父母的猪肉摊，要一命偿一命。小马父亲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召集了在高桥务工的亲戚、同乡等，在自家门口附近“巡逻”。调委会在激烈的对抗中介入，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到第九天终于让双方恢复了理智。
这个类似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案子，是每一个外来人员聚居地都会碰到的治安难题。还有婚外情这样的都市情感难题，也在滋生。沈忠开着司法警车呼啸而去，“赚了些钱就出了轨”的集卡司机在调委会情与法的兼施下回心转意，平邑人也渐渐习惯了上海“老娘舅”式的调解。
高桥8万本地人，10万外地人，人口流动、货物集散建构起来的码头文化，许多本来只能“自行解决”的纠纷在调委会的介入下柔性化解。
“排斥+控制”的强制性管理绝非理想的外来人员管理模式。国家司法部将高桥镇来沪人员调委会誉为“一种机制与体制的创新，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和独特性”。
这是一种双赢模式。之前，高桥、林桥派出所每天接100多起110报警，治安问题中的80%系由外来人口引起，自2008年调委会成立以来，2万多名平邑县籍来沪人员的违法犯罪率为“零”。
另一方面，平邑人也在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中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成立后的两年当中，调委会通过村级调解室共协助6487名来沪人员找到工作岗位，帮助联系3285名来沪人员子女进入公立、民办学校，安排913名来沪人员参加镇举办的免费就业技能培训班，联系282名来沪人员到上海一些大的医院进行就诊。
“社会管理创新是生根于基层的才智设计，”沈忠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常要走基层的意义所在。”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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