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文学所，就是步入实现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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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文学所,吴庚舜,访谈
- 发布时间:2012-01-19 15:49
吴庚舜，四川安县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第四届学术委员，全国杜甫学会、李白学会、苏轼学会、元好问学会、毛泽东诗词学会理事，曾主编《唐代文学史》、《唐诗选注》等。
一、我的家世和教育情况
张晖（以下简称张）：吴先生，您好！我受所里委托，来采访您。请您先谈谈您的家庭情况，来所之前的受教育情况。
吴庚舜（以下简称吴）：好的。先说两句题外话。从古今人物故事来看，中年发愤遂成大家（如苏轼之父苏老泉）的少，多数还是从小就喜欢学习的人。从我的经历看，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学校和家庭文化的熏陶）是成功之道。
我是四川安县人，祖籍则是江苏常州。明代因仕宦、战乱迁徙到湖南耒阳，清代前期，高祖父的父亲迁到邛崃。高祖吴江（春帆）是嘉道间著名诗人、书法家，有《草亭存草》，他曾撰有一联云：“风月无边，长安北望三千里；江山如画，天府南来第一州。”流传甚广；他对功名没有兴趣，喜欢到处旅游；四川各处的名胜古迹，至今保留了他不少书法作品；那时到海南去不容易，他竟然渡海到了海南，从此自称“过海神仙”。我的曾祖父吴宗兰是个举人，曾任贵州铜仁知县、兴义知府等，在当地有“青天”之誉，著有《白鹤山房诗钞》，用王羲之体抄了整整十本，记载了贵州当地汉族和苗族大量的风土人情，可惜没有刻行，后来毁于“文革”。祖父去世得早，祖母是绵阳人，带着我父亲等五个孩子回了娘家。
我的二姑嫁到了绵阳的孙桐生家。孙桐生是有名的文人，《红楼梦》的脂砚斋批语中有他的一些批语，他还编过《全蜀诗钞》，我二姑成了他家的孙儿媳妇。我因此经常到孙家玩。后来，因为大姑、二姨、么姨等嫁到安县。父亲因军阀战乱也迁居安县，清贫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房子都是租的；父亲通文墨，所以担任过安县女中的语文老师、安县救济院、图书馆的职员，也为别人撰写墓志铭以及对联等书法作品。抗战胜利后，县长任翱为了庆祝，要修西山公园作为纪念，遂聘我父亲做县政府的秘书，专门负责西山公园的建设，为公园撰写对联。但时间不长，任县长离开后我父亲就失去了这份工作，继续过着穷困的生活。
我们家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没有财富。我读高中时，借钱读了江油中学，一年后就失学了。我父亲解放前去世，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妹妹、弟弟都要送人。我表姐当时是小学教师，因为要去成都，就推荐我去做老师。所以，我十六岁就开始当老师，妹妹也坐在教室里听我上课。四川一解放，我考上了人民教师，当到教导主任、校长，一直到1955年考上大学之前，都在小学做人民教师。
我小学念的安县私立文江小学，它是沙汀的舅父郑慕周出钱、沙汀筹划办的。郑是旅长，很有钱。就在他家旁边建了新式的小学和幼稚园，占有半条街。我先念的幼稚园，后念小学。小学里挂着沙汀题的校训，至今记得其中有“为社会服务”的字样，学校聘请了很多进步老师任教。沙汀夫人黄老师教我们音乐，比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进步歌曲。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受新文化影响很大。老师讲鲁迅《阿Ｑ正传》。读小学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里唱讲胡适作词、赵元任作曲的《上山》：“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老师还教外国文学，如《鲁滨孙漂流记》、《木偶奇遇记》等有趣的小说和故事。我在课外还阅读了《人猿泰山》、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学校不仅让我们动脑，还让我们动手，比如开美术课、手工课。安县有很多芦苇，我们就用芦苇作手工。我在给王伯祥先生写传记时，曾引起联想。当时还有近郊、远郊旅行等，游戏有荡秋千、滑滑梯、跷跷板、跳绳、推铁环等。安县在成都平原的西北边，到绵阳要走一百多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小时虽然贫苦，但生活还是比较愉快的。那时上学讲究读书写字，书法也是一门功课，我父亲也是地方上的书法家。我也经常练字，因为穷，没有那么多纸，所以用草纸练字。后来，母亲发现城外河边有一种黄泥土，颜色特别红，像朱砂一样，可以在草纸上反复写，一张纸可以写四次。我听老师说写字要悬腕，就把一个盛水的碗放到胳膊上练习腕力，母亲还以为我在淘气。
沙汀和我有点远亲。受到他的影响，小学时学校出题问“长大后要做什么？”我就说要当作家。安县除了沙汀是个大作家外，萧崇素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翻译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我也有影响。清代李调元的出生地也在安县，清代属绵阳罗江。从前安县的经济、交通各方面发展都很缓慢，但文化上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对我都有引导的作用。
张：您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
吴：我只读了一年高中，高中课本都是后来自学的。1955年，我考上四川大学。
川大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朱德、郭沫若等都在这里读过书。学校规模很大，是当时高教部七所直属高校之一，学校的中文系、历史系、数学系、生物系都很有名，毕业生分配，1959年包了好几个车厢到北京的科研院所工作。
中文系杨明照先生是《文心雕龙》专家，教文学史、文献学，我做课代表。还有一位老师张怡荪先生，年轻时曾写书和梁启超先生商榷，解放后出版过《藏汉大辞典》；张先生教古代汉语很有水平，讲课很风趣，能把古代汉语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现代汉语。还有任二北，研究敦煌文学、戏曲文学，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到他系统的讲课。任先生后来不能到文学所工作，十分可惜，他当时就住在鼓楼那边，据说当时行政部门觉得他年纪大。还有一位石璞老师，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张：我知道她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出过一本《欧美文学史》。
吴：是啊。她是钱钟书先生的同学，后来她到北京开会，我还去看望过她。杨明照先生来北京，我也去看他。杨先生还曾一口气爬十一楼到天坛我家作客。学校都肯定我，在两地分居困难岁月，川大中文系领导还曾到北京见何其芳同志，想调我回校任教，因其芳同志留我，没有办成。
我1955年进校，当时提倡向科学进军。在这种气氛下，我读了不少书，小时候我已读前四史，当故事书来看，也读了《汉魏丛书》等较大规模的书。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就是看书，我学年论文写莫里哀、蒲松龄，毕业论文写沙汀短篇小说。
为了配合“大跃进”，和北大、南开一样，川大也写过文学史，我也参加了，写的是小说方面。后来风气变了，这套文学史就没有出版。现在看来，是大跃进，价值有限。
我以前想当作家，念了川大后，想当学者。但刚开始读书的时候，自己的知识面狭窄，想写文章可不知写什么，就像进了大森林一样，前后左右都有大树挡着，觉得前人什么都写过了，自己找不到出路。慢慢的，知识系统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多了，就好像进了宝山一样，要找个题目写，俯拾皆是，当然小问题没什么意思，要找大家都感兴趣的写。
二、文学所忆旧
张：您是怎么来文学所工作的？在您眼中，那时文学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吴：对我来说，步入文学所，就是步入实现理想之路。
当时科学院还是全国选拔人才的。我毕业填报分配志愿，第一个就是文学所，第二个是川大，第三个是新疆，最后分配到文学所。当时需要坐火车先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到北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1959年9月15日。因为那天早上毛主席、周总理刚刚参观过北京站，所以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
川大分到文学所一共有五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民间室的祁连休。其他人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精简机构时到其他单位去了，当时连卞之琳先生的夫人也到下面的单位去工作了。
我们这批人来到文学所之后，一开始没有分配到各个研究室。国庆节所里开庆祝会，我第一次见到余冠英先生、王伯祥先生、钱钟书先生等久仰的学者。我代表新来的大学生、留学生讲话，主要就是表达了很兴奋的心情。当时何其芳同志安排我们在图书室抄写卡片等，先熟悉情况。后来何其芳让大家讲讲各自的兴趣和志愿。我分配到古代组。
文学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专家多，著名学者多；二是图书多，善本多。图书多主要是因为郑振铎、何其芳都爱书。汪蔚林专职管图书，范宁等先生都兼职过图书室主任。那时人少，白天借书方便，就是晚上也可以借书。
文学所还有一点就是人情味浓。来所里后，邓绍基请大家去他家里玩，我和老先生们关系都很好。“文革”中，我被提了两个缺点，一是爱种花，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在我家乡四川，农民都种花；第二个问题是和老先生关系好。那时老先生绝大多数都进了牛棚，不是问题也是问题。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等于表扬我，而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
张：能否仔细谈谈当时文学所的老先生们？
吴：我从小就养成了尊敬师长的好习惯。无论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大学的老师。文学所的老前辈，我都出自内心的诚意尊敬他们。
说起老先生们，当时文学所聘任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唐弢先生是和我同一年来的，戈宝权先生来所在我后面。当时古代室老专家更多。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文革”前夕已定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征求意见本，但迟迟未出版。记得1965年初中宣部文艺处开会，于光远主持，我发言曾提到此书，希望早日出版。俞先生知道我喜欢书法，我请他写，他就写了一个条幅给我，那是在他获得平反之前。俞先生生活简朴，常穿大褂。
古代组组长是余冠英先生。余先生知识渊博，从先秦到唐代均有学术成果。林庚、冯沅君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曾请余冠英先生审订。余先生在这方面，是权威。不仅如此，余先生在语言上也注意美感，是由博而专的学者。我和他接触时间很长，经常和他谈个人情况。他对我十分爱护。唐山大地震前四川闹地震，余先生让我把家属从四川接来。我1963写《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也得到余先生的肯定，认为研究有突破。余先生认真又虚心、宽容，能容纳各方面意见；待人宽厚，能团结全组同志。
余先生为人正直，不计个人得失。“文革”后期，余先生关注未完成的科研任务，经常在他家里召开会议讨论《唐诗选》的修订工作。有位老先生担心修订后出版不了，余先生笑说“只要书有价值，不出版，藏之名山好了！”余先生关心培养人才工作，经常和年轻人谈心。我和胡念贻为中华书局撰写了柳宗元《天对译注》，胡念贻送他看后，对胡说：“庚舜同志不仅论文有新见，注释也显见功力。”《唐诗选》的初稿因时间短，尚不完善，而钱先生因撰《管锥编》退出编写组，余先生约我参加，并兼作他的助手，从选目到注释，作了全面修订。
王伯祥先生是年纪最大的老专家，文史兼擅，为人慈祥，待我如子侄。我1959年结婚时，王先生晚上专门过来当主婚人。后来谈学问，他对我说搞唐代文学一定要读《全唐文》。六十年代初他让我担任他编撰《中国古代文论长编》的助手，因为我去山东下乡而未果。王先生早年研究过《四库提要》，所以中华书局后来请他标点。我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中曾为他撰写了传记。
孙楷第先生身体不好，住在北大，大家都不认识他。《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我专程去接他到四川饭店赴宴。孙楷第先生搞考证，当时风气不重视考证，其实自己做了研究，才知道考证的重要性。文学所对孙先生礼遇，真正体现了爱惜人才，利用专长，体现了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
吴晓铃先生“文革”前就是研究员了，是元明清戏曲小说的著名专家。他曾在语言所工作，后来才调到文学所。吴先生的知识面很广，将博与专结合得非常好。他对后辈也十分关怀。譬如看了我的传奇论文，他高兴地鼓励我，还对我说如果想看京剧就告诉他，他送我戏票。
范宁先生很活跃，爱整洁。当时穿衣服，俞平伯先生是不拘一格的。钱先生是很整齐的，余冠英先生就开玩笑说钱先生“风度翩翩”。范先生的研究面也很广，从魏晋一直到元明清。他喜欢发表独立的意见，大家都很喜欢和他交流问题。
我的导师虽然是钱锺书先生，他和我合写论文《也论长生殿》，这在他是少见的。但古代组老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信服杜甫的“转益多师”。除了本所的老先生外，我也曾受到茅盾先生的影响。听了茅盾先生的话，我才下决心在后来主编《唐代文学史》时加入骈文部分，全面反映唐文面貌。
张：钱钟书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呢？
吴：钱钟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最近《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一篇文章，说钱先生是“孤傲”的，我觉得谈得比较片面，其实钱先生对人还是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他家住东四头条或钓鱼台，我去他家时，多数是他开门，在门口就能听到他急促的脚步声。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热情、谈笑风生的。我去送稿费、文件等，有时需要钱先生回信的，他就马上打开墨盒，一挥而就。他曾对我说他有一只心爱的铜炉，保姆很勤快，把它擦得发亮。郑振铎先生到他家看到这个铜炉，不断地叹气说“完了”。钱先生是笑着对我说的，连一句批评的意思也没有，他知道保姆不过是好心办坏事。于此可见钱先生的平易近人。
研究所老师带学生不需要手把手教，主要是谈自己的经历和心得，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是以身作则。如要专一，又要博学，他跟我说，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钱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在自己的膝盖上划了一个圆圈，然后画出射线，作为比喻，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
除了言传，还有身教。钱先生上班比其他老先生都要早。来了就去书库。
做学问一定要熟悉第一手资料，钱先生谈天时说他反复通读过《全唐诗》五遍。我想和强记的他比，我应超过他才行。于是，向余冠英先生借钱买了套《全唐诗》，为研究需要看了六七遍。我研究唐代小说，也是在通读唐代小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另外，钱先生每次看到我的论唐诗的新作时，总是高兴的，说你又读了《全唐诗》。
钱先生生活很有规律，白天专心工作，晚上九点就睡觉。翻译《毛选》时，在沙滩那里。宾馆里伙食好，有黄油，但他不总吃太多，对身体不好。他也散步，注意养生。
张：您还和哪些老先生来往较多？
吴：还有吴世昌先生。吴先生有很突出的爱国思想，他的爱国热忱，很值得人学习。他用英文写《红楼梦探源》，同时对诗词很有研究，创作也很地道。
他喜欢奖掖后进。当时我是夫妇两地分居，一个人住在院部８号楼集体宿舍，吴先生每年寒冬春节都来看我。有一次开组会，我们坐在一起，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文学所有三吴（即他、吴晓铃先生和我）。”我只好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和他接触多，是因为一起带唐宋文学的研究生，我是他的助手。培养计划、参考书目等，都是我负责写的。我还带研究生去俞平伯、夏承焘等先生家里去听课。学生毕业时请北大、北师大的先生来参加论文答辩，都是我来做。从前很少招研究生，怎么带，有的不熟悉，他常常介绍国外带研究生的情况。他非常爱才，第一次招研究生，一千多人报考，他和我通过荒煤争取了名额，除唐宋文学选拔四人外，还将优秀的考生分配给了王士菁、侯敏泽等先生。
吴先生他为人真率，有不同意见，就会直接说出来。他对以往答辩的不良风气提出要警惕。他说平常要严格要求研究生，对于有的评委为了显示自己常常刁难学生，他不赞成。
三、编纂文学史和其它科研成果
张：文学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从事文学史的写作，您自己也花费大量精力从事文学史的编纂。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我这一生，跟文学史也算结了缘。来文学所之初，就参加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我们年轻一辈和钱先生、余先生、力扬、吴晓铃、陈友琴、范宁先生等一起住在颐和园西边的高级党校宿舍。大家都是星期一来，星期六离开，接触很多。当时是困难时期，生活困难，住在高级党校，一日三餐无虞。
《中国文学史》的上马，我在其中还起了一点点小小的作用。当时反“右倾”，整风贴大字报，我不愿意写其芳同志等所领导、老先生，所以贴了一个大字报呼吁编写文学史，这对推动文学史的上马是有作用的。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影响很大，对培养人才应该起到了作用，当时朱光潜先生就赞扬这本书比较踏实。前些年去贺敬之家里，他还赞扬这套书，并且放置案头。
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只有十多万字，关键是作家面不够，不能全面反映唐代作家的全面成就，诗歌流派、民间文学、敦煌文学、骈文等，都没有反映出来。此外，文学规律仍值得探索，如新乐府运动是否成立的问题。过去只认为汉代的乐府诗重要，我做了重新探讨，认为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乐府诗最为繁荣的时期。
《唐代文学史》下卷的编成不容易。充分发挥了大家的专长，除我们写的篇章外，如张锡厚写敦煌，蒋寅写大历，都有特点。书出版前，出版社请陈贻焮先生审阅，陈先生认为《唐代文学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文学史。书出版后，所里开过一次所内外专家的会议，《唐代文学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如果我不搞唐传奇研究，我对唐代的基本情况也不可能这么熟悉。
张：您还从事了许多选本的工作，能否介绍一下？
吴：真正好的选本对提高民族素质是有帮助的。除了《唐诗选》之外，我还有主编的《唐诗选注》。该书上马时大家都在地震棚里，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一般同志写东西也发表不了，所以，何其芳同志主张多请古代组的同志参加。当时出版社要求应有工人同志参加，我认真做了修改，这本书关键是注，做到雅俗共赏。我们在注释、分析上认真地花了时间，胡念贻先生为一个注就曾花费三天时间。
随后，我又主编了《唐诗名篇赏析》，并撰写了“前言”，还与人合著了《唐宋词选讲》，事前我确定选目并撰写“前言”。在工作中了解中社会需要，所以后来和范之麟先生主编了一套《全唐诗典故辞典》。另外，我和北大的储斌杰、周先慎、袁行霈先生四个人一起为农业函授学院撰写了一部文学简史，我负责宋辽金元部分，其中有些新的见解。
张：能否请您多介绍一些您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
吴：我这些年来也有不少论文。前面提到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文学所十周年所庆时，何其芳同志在众多论文中发现了我这篇论文，并得到余冠英、钱钟书先生的肯定，收入了《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上，与钱钟书、杨绛、胡念贻、卞之琳、季羡林、吴世昌、孙楷第等先生的文章在一起。对于唐代传奇，论文对南宋以来的一些重要论点提出了商榷。另一篇《谈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是针对全国讨论而发的总结性论文。这篇文章在当时有广泛影响。《宋代文学研究之我见》一文，我去南京开会，唐圭璋先生说读过我这篇论文，赞同我的意见。当时夏承焘先生等人认为《满江红》不是岳飞所作，我认为确是岳飞所作，词中提到“贺兰山”，是使用典故，而不是指明确的方位。在文章中，我还谈到唐宋文学研究的比较，一般认为唐代文学研究比较繁荣。我觉得，如果宋代文学研究要媲美唐代，必须要加强宋代文学的资料整理。唐圭璋先生、程千帆先生都表示赞成，程千帆先生并把他自己所写的论文与我的观点印证，表示有共同的看法。《略论唐代乐府诗》、《李白三论》等也引起关注。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比较宏观的论文，我也针对一些具体问题作过研究。比如讨论过魏徵、元稹及李杜并称的问题等，还撰写了一些作家评传，《苏轼评传》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说法而已，《张若虚评传》和《白行简评传》则有些贡献，陈毓罴同志看到《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说你写的不少啊。
我还写过唐代批评李白、杜甫的情况。傅庚生先生说李、杜在唐代是没有人批评的，我列举一些证据反驳这种观点。钱钟书先生看了，说发表之前怎么不给我先看看，他大概还想补充一些的。
我也写了一篇讨论计有功《唐诗纪事》的文章，考证计有功的籍贯，系统介绍该书的内容。
张：贯穿您各种研究之中的，是否有什么研究方法？
吴：五十年来，我的研究面很广，除重点在唐宋外，上至南北朝的《敕勒歌》，下至当代的俞平伯先生的诗歌创作都有论文。上下求索，是研究需要，因为不了解唐前文学就无法探索和继承创新；不研究后代，也不能真正了解唐代文学的影响。我的成果包括论文、文学史、选注、诗词欣赏、工具书等，出版书籍十余种。我要求自己写论文尽量做到在学术上篇篇有新见，出书部部有突破。我的研究方法是：研究一个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要进行综合研究；要看它们所有的作品，同时对同时代、后代对他的评论，都要加以汇总之后，才敢下笔。
张：非常感谢您！
吴庚舜 张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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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家世和教育情况
张晖（以下简称张）：吴先生，您好！我受所里委托，来采访您。请您先谈谈您的家庭情况，来所之前的受教育情况。
吴庚舜（以下简称吴）：好的。先说两句题外话。从古今人物故事来看，中年发愤遂成大家（如苏轼之父苏老泉）的少，多数还是从小就喜欢学习的人。从我的经历看，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学校和家庭文化的熏陶）是成功之道。
我是四川安县人，祖籍则是江苏常州。明代因仕宦、战乱迁徙到湖南耒阳，清代前期，高祖父的父亲迁到邛崃。高祖吴江（春帆）是嘉道间著名诗人、书法家，有《草亭存草》，他曾撰有一联云：“风月无边，长安北望三千里；江山如画，天府南来第一州。”流传甚广；他对功名没有兴趣，喜欢到处旅游；四川各处的名胜古迹，至今保留了他不少书法作品；那时到海南去不容易，他竟然渡海到了海南，从此自称“过海神仙”。我的曾祖父吴宗兰是个举人，曾任贵州铜仁知县、兴义知府等，在当地有“青天”之誉，著有《白鹤山房诗钞》，用王羲之体抄了整整十本，记载了贵州当地汉族和苗族大量的风土人情，可惜没有刻行，后来毁于“文革”。祖父去世得早，祖母是绵阳人，带着我父亲等五个孩子回了娘家。
我的二姑嫁到了绵阳的孙桐生家。孙桐生是有名的文人，《红楼梦》的脂砚斋批语中有他的一些批语，他还编过《全蜀诗钞》，我二姑成了他家的孙儿媳妇。我因此经常到孙家玩。后来，因为大姑、二姨、么姨等嫁到安县。父亲因军阀战乱也迁居安县，清贫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房子都是租的；父亲通文墨，所以担任过安县女中的语文老师、安县救济院、图书馆的职员，也为别人撰写墓志铭以及对联等书法作品。抗战胜利后，县长任翱为了庆祝，要修西山公园作为纪念，遂聘我父亲做县政府的秘书，专门负责西山公园的建设，为公园撰写对联。但时间不长，任县长离开后我父亲就失去了这份工作，继续过着穷困的生活。
我们家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没有财富。我读高中时，借钱读了江油中学，一年后就失学了。我父亲解放前去世，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妹妹、弟弟都要送人。我表姐当时是小学教师，因为要去成都，就推荐我去做老师。所以，我十六岁就开始当老师，妹妹也坐在教室里听我上课。四川一解放，我考上了人民教师，当到教导主任、校长，一直到1955年考上大学之前，都在小学做人民教师。
我小学念的安县私立文江小学，它是沙汀的舅父郑慕周出钱、沙汀筹划办的。郑是旅长，很有钱。就在他家旁边建了新式的小学和幼稚园，占有半条街。我先念的幼稚园，后念小学。小学里挂着沙汀题的校训，至今记得其中有“为社会服务”的字样，学校聘请了很多进步老师任教。沙汀夫人黄老师教我们音乐，比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进步歌曲。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受新文化影响很大。老师讲鲁迅《阿Ｑ正传》。读小学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里唱讲胡适作词、赵元任作曲的《上山》：“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老师还教外国文学，如《鲁滨孙漂流记》、《木偶奇遇记》等有趣的小说和故事。我在课外还阅读了《人猿泰山》、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学校不仅让我们动脑，还让我们动手，比如开美术课、手工课。安县有很多芦苇，我们就用芦苇作手工。我在给王伯祥先生写传记时，曾引起联想。当时还有近郊、远郊旅行等，游戏有荡秋千、滑滑梯、跷跷板、跳绳、推铁环等。安县在成都平原的西北边，到绵阳要走一百多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小时虽然贫苦，但生活还是比较愉快的。那时上学讲究读书写字，书法也是一门功课，我父亲也是地方上的书法家。我也经常练字，因为穷，没有那么多纸，所以用草纸练字。后来，母亲发现城外河边有一种黄泥土，颜色特别红，像朱砂一样，可以在草纸上反复写，一张纸可以写四次。我听老师说写字要悬腕，就把一个盛水的碗放到胳膊上练习腕力，母亲还以为我在淘气。
沙汀和我有点远亲。受到他的影响，小学时学校出题问“长大后要做什么？”我就说要当作家。安县除了沙汀是个大作家外，萧崇素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翻译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我也有影响。清代李调元的出生地也在安县，清代属绵阳罗江。从前安县的经济、交通各方面发展都很缓慢，但文化上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对我都有引导的作用。
张：您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
吴：我只读了一年高中，高中课本都是后来自学的。1955年，我考上四川大学。
川大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朱德、郭沫若等都在这里读过书。学校规模很大，是当时高教部七所直属高校之一，学校的中文系、历史系、数学系、生物系都很有名，毕业生分配，1959年包了好几个车厢到北京的科研院所工作。
中文系杨明照先生是《文心雕龙》专家，教文学史、文献学，我做课代表。还有一位老师张怡荪先生，年轻时曾写书和梁启超先生商榷，解放后出版过《藏汉大辞典》；张先生教古代汉语很有水平，讲课很风趣，能把古代汉语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现代汉语。还有任二北，研究敦煌文学、戏曲文学，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到他系统的讲课。任先生后来不能到文学所工作，十分可惜，他当时就住在鼓楼那边，据说当时行政部门觉得他年纪大。还有一位石璞老师，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张：我知道她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出过一本《欧美文学史》。
吴：是啊。她是钱钟书先生的同学，后来她到北京开会，我还去看望过她。杨明照先生来北京，我也去看他。杨先生还曾一口气爬十一楼到天坛我家作客。学校都肯定我，在两地分居困难岁月，川大中文系领导还曾到北京见何其芳同志，想调我回校任教，因其芳同志留我，没有办成。
我1955年进校，当时提倡向科学进军。在这种气氛下，我读了不少书，小时候我已读前四史，当故事书来看，也读了《汉魏丛书》等较大规模的书。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就是看书，我学年论文写莫里哀、蒲松龄，毕业论文写沙汀短篇小说。
为了配合“大跃进”，和北大、南开一样，川大也写过文学史，我也参加了，写的是小说方面。后来风气变了，这套文学史就没有出版。现在看来，是大跃进，价值有限。
我以前想当作家，念了川大后，想当学者。但刚开始读书的时候，自己的知识面狭窄，想写文章可不知写什么，就像进了大森林一样，前后左右都有大树挡着，觉得前人什么都写过了，自己找不到出路。慢慢的，知识系统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多了，就好像进了宝山一样，要找个题目写，俯拾皆是，当然小问题没什么意思，要找大家都感兴趣的写。
二、文学所忆旧
张：您是怎么来文学所工作的？在您眼中，那时文学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吴：对我来说，步入文学所，就是步入实现理想之路。
当时科学院还是全国选拔人才的。我毕业填报分配志愿，第一个就是文学所，第二个是川大，第三个是新疆，最后分配到文学所。当时需要坐火车先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到北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1959年9月15日。因为那天早上毛主席、周总理刚刚参观过北京站，所以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
川大分到文学所一共有五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民间室的祁连休。其他人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精简机构时到其他单位去了，当时连卞之琳先生的夫人也到下面的单位去工作了。
我们这批人来到文学所之后，一开始没有分配到各个研究室。国庆节所里开庆祝会，我第一次见到余冠英先生、王伯祥先生、钱钟书先生等久仰的学者。我代表新来的大学生、留学生讲话，主要就是表达了很兴奋的心情。当时何其芳同志安排我们在图书室抄写卡片等，先熟悉情况。后来何其芳让大家讲讲各自的兴趣和志愿。我分配到古代组。
文学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专家多，著名学者多；二是图书多，善本多。图书多主要是因为郑振铎、何其芳都爱书。汪蔚林专职管图书，范宁等先生都兼职过图书室主任。那时人少，白天借书方便，就是晚上也可以借书。
文学所还有一点就是人情味浓。来所里后，邓绍基请大家去他家里玩，我和老先生们关系都很好。“文革”中，我被提了两个缺点，一是爱种花，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在我家乡四川，农民都种花；第二个问题是和老先生关系好。那时老先生绝大多数都进了牛棚，不是问题也是问题。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等于表扬我，而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
张：能否仔细谈谈当时文学所的老先生们？
吴：我从小就养成了尊敬师长的好习惯。无论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大学的老师。文学所的老前辈，我都出自内心的诚意尊敬他们。
说起老先生们，当时文学所聘任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唐弢先生是和我同一年来的，戈宝权先生来所在我后面。当时古代室老专家更多。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文革”前夕已定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征求意见本，但迟迟未出版。记得1965年初中宣部文艺处开会，于光远主持，我发言曾提到此书，希望早日出版。俞先生知道我喜欢书法，我请他写，他就写了一个条幅给我，那是在他获得平反之前。俞先生生活简朴，常穿大褂。
古代组组长是余冠英先生。余先生知识渊博，从先秦到唐代均有学术成果。林庚、冯沅君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曾请余冠英先生审订。余先生在这方面，是权威。不仅如此，余先生在语言上也注意美感，是由博而专的学者。我和他接触时间很长，经常和他谈个人情况。他对我十分爱护。唐山大地震前四川闹地震，余先生让我把家属从四川接来。我1963写《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也得到余先生的肯定，认为研究有突破。余先生认真又虚心、宽容，能容纳各方面意见；待人宽厚，能团结全组同志。
余先生为人正直，不计个人得失。“文革”后期，余先生关注未完成的科研任务，经常在他家里召开会议讨论《唐诗选》的修订工作。有位老先生担心修订后出版不了，余先生笑说“只要书有价值，不出版，藏之名山好了！”余先生关心培养人才工作，经常和年轻人谈心。我和胡念贻为中华书局撰写了柳宗元《天对译注》，胡念贻送他看后，对胡说：“庚舜同志不仅论文有新见，注释也显见功力。”《唐诗选》的初稿因时间短，尚不完善，而钱先生因撰《管锥编》退出编写组，余先生约我参加，并兼作他的助手，从选目到注释，作了全面修订。
王伯祥先生是年纪最大的老专家，文史兼擅，为人慈祥，待我如子侄。我1959年结婚时，王先生晚上专门过来当主婚人。后来谈学问，他对我说搞唐代文学一定要读《全唐文》。六十年代初他让我担任他编撰《中国古代文论长编》的助手，因为我去山东下乡而未果。王先生早年研究过《四库提要》，所以中华书局后来请他标点。我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中曾为他撰写了传记。
孙楷第先生身体不好，住在北大，大家都不认识他。《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我专程去接他到四川饭店赴宴。孙楷第先生搞考证，当时风气不重视考证，其实自己做了研究，才知道考证的重要性。文学所对孙先生礼遇，真正体现了爱惜人才，利用专长，体现了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
吴晓铃先生“文革”前就是研究员了，是元明清戏曲小说的著名专家。他曾在语言所工作，后来才调到文学所。吴先生的知识面很广，将博与专结合得非常好。他对后辈也十分关怀。譬如看了我的传奇论文，他高兴地鼓励我，还对我说如果想看京剧就告诉他，他送我戏票。
范宁先生很活跃，爱整洁。当时穿衣服，俞平伯先生是不拘一格的。钱先生是很整齐的，余冠英先生就开玩笑说钱先生“风度翩翩”。范先生的研究面也很广，从魏晋一直到元明清。他喜欢发表独立的意见，大家都很喜欢和他交流问题。
我的导师虽然是钱锺书先生，他和我合写论文《也论长生殿》，这在他是少见的。但古代组老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信服杜甫的“转益多师”。除了本所的老先生外，我也曾受到茅盾先生的影响。听了茅盾先生的话，我才下决心在后来主编《唐代文学史》时加入骈文部分，全面反映唐文面貌。
张：钱钟书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呢？
吴：钱钟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最近《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一篇文章，说钱先生是“孤傲”的，我觉得谈得比较片面，其实钱先生对人还是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他家住东四头条或钓鱼台，我去他家时，多数是他开门，在门口就能听到他急促的脚步声。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热情、谈笑风生的。我去送稿费、文件等，有时需要钱先生回信的，他就马上打开墨盒，一挥而就。他曾对我说他有一只心爱的铜炉，保姆很勤快，把它擦得发亮。郑振铎先生到他家看到这个铜炉，不断地叹气说“完了”。钱先生是笑着对我说的，连一句批评的意思也没有，他知道保姆不过是好心办坏事。于此可见钱先生的平易近人。
研究所老师带学生不需要手把手教，主要是谈自己的经历和心得，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是以身作则。如要专一，又要博学，他跟我说，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钱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在自己的膝盖上划了一个圆圈，然后画出射线，作为比喻，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
除了言传，还有身教。钱先生上班比其他老先生都要早。来了就去书库。
做学问一定要熟悉第一手资料，钱先生谈天时说他反复通读过《全唐诗》五遍。我想和强记的他比，我应超过他才行。于是，向余冠英先生借钱买了套《全唐诗》，为研究需要看了六七遍。我研究唐代小说，也是在通读唐代小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另外，钱先生每次看到我的论唐诗的新作时，总是高兴的，说你又读了《全唐诗》。
钱先生生活很有规律，白天专心工作，晚上九点就睡觉。翻译《毛选》时，在沙滩那里。宾馆里伙食好，有黄油，但他不总吃太多，对身体不好。他也散步，注意养生。
张：您还和哪些老先生来往较多？
吴：还有吴世昌先生。吴先生有很突出的爱国思想，他的爱国热忱，很值得人学习。他用英文写《红楼梦探源》，同时对诗词很有研究，创作也很地道。
他喜欢奖掖后进。当时我是夫妇两地分居，一个人住在院部８号楼集体宿舍，吴先生每年寒冬春节都来看我。有一次开组会，我们坐在一起，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文学所有三吴（即他、吴晓铃先生和我）。”我只好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和他接触多，是因为一起带唐宋文学的研究生，我是他的助手。培养计划、参考书目等，都是我负责写的。我还带研究生去俞平伯、夏承焘等先生家里去听课。学生毕业时请北大、北师大的先生来参加论文答辩，都是我来做。从前很少招研究生，怎么带，有的不熟悉，他常常介绍国外带研究生的情况。他非常爱才，第一次招研究生，一千多人报考，他和我通过荒煤争取了名额，除唐宋文学选拔四人外，还将优秀的考生分配给了王士菁、侯敏泽等先生。
吴先生他为人真率，有不同意见，就会直接说出来。他对以往答辩的不良风气提出要警惕。他说平常要严格要求研究生，对于有的评委为了显示自己常常刁难学生，他不赞成。
三、编纂文学史和其它科研成果
张：文学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从事文学史的写作，您自己也花费大量精力从事文学史的编纂。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我这一生，跟文学史也算结了缘。来文学所之初，就参加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我们年轻一辈和钱先生、余先生、力扬、吴晓铃、陈友琴、范宁先生等一起住在颐和园西边的高级党校宿舍。大家都是星期一来，星期六离开，接触很多。当时是困难时期，生活困难，住在高级党校，一日三餐无虞。
《中国文学史》的上马，我在其中还起了一点点小小的作用。当时反“右倾”，整风贴大字报，我不愿意写其芳同志等所领导、老先生，所以贴了一个大字报呼吁编写文学史，这对推动文学史的上马是有作用的。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影响很大，对培养人才应该起到了作用，当时朱光潜先生就赞扬这本书比较踏实。前些年去贺敬之家里，他还赞扬这套书，并且放置案头。
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只有十多万字，关键是作家面不够，不能全面反映唐代作家的全面成就，诗歌流派、民间文学、敦煌文学、骈文等，都没有反映出来。此外，文学规律仍值得探索，如新乐府运动是否成立的问题。过去只认为汉代的乐府诗重要，我做了重新探讨，认为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乐府诗最为繁荣的时期。
《唐代文学史》下卷的编成不容易。充分发挥了大家的专长，除我们写的篇章外，如张锡厚写敦煌，蒋寅写大历，都有特点。书出版前，出版社请陈贻焮先生审阅，陈先生认为《唐代文学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文学史。书出版后，所里开过一次所内外专家的会议，《唐代文学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如果我不搞唐传奇研究，我对唐代的基本情况也不可能这么熟悉。
张：您还从事了许多选本的工作，能否介绍一下？
吴：真正好的选本对提高民族素质是有帮助的。除了《唐诗选》之外，我还有主编的《唐诗选注》。该书上马时大家都在地震棚里，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一般同志写东西也发表不了，所以，何其芳同志主张多请古代组的同志参加。当时出版社要求应有工人同志参加，我认真做了修改，这本书关键是注，做到雅俗共赏。我们在注释、分析上认真地花了时间，胡念贻先生为一个注就曾花费三天时间。
随后，我又主编了《唐诗名篇赏析》，并撰写了“前言”，还与人合著了《唐宋词选讲》，事前我确定选目并撰写“前言”。在工作中了解中社会需要，所以后来和范之麟先生主编了一套《全唐诗典故辞典》。另外，我和北大的储斌杰、周先慎、袁行霈先生四个人一起为农业函授学院撰写了一部文学简史，我负责宋辽金元部分，其中有些新的见解。
张：能否请您多介绍一些您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
吴：我这些年来也有不少论文。前面提到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文学所十周年所庆时，何其芳同志在众多论文中发现了我这篇论文，并得到余冠英、钱钟书先生的肯定，收入了《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上，与钱钟书、杨绛、胡念贻、卞之琳、季羡林、吴世昌、孙楷第等先生的文章在一起。对于唐代传奇，论文对南宋以来的一些重要论点提出了商榷。另一篇《谈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是针对全国讨论而发的总结性论文。这篇文章在当时有广泛影响。《宋代文学研究之我见》一文，我去南京开会，唐圭璋先生说读过我这篇论文，赞同我的意见。当时夏承焘先生等人认为《满江红》不是岳飞所作，我认为确是岳飞所作，词中提到“贺兰山”，是使用典故，而不是指明确的方位。在文章中，我还谈到唐宋文学研究的比较，一般认为唐代文学研究比较繁荣。我觉得，如果宋代文学研究要媲美唐代，必须要加强宋代文学的资料整理。唐圭璋先生、程千帆先生都表示赞成，程千帆先生并把他自己所写的论文与我的观点印证，表示有共同的看法。《略论唐代乐府诗》、《李白三论》等也引起关注。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比较宏观的论文，我也针对一些具体问题作过研究。比如讨论过魏徵、元稹及李杜并称的问题等，还撰写了一些作家评传，《苏轼评传》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说法而已，《张若虚评传》和《白行简评传》则有些贡献，陈毓罴同志看到《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说你写的不少啊。
我还写过唐代批评李白、杜甫的情况。傅庚生先生说李、杜在唐代是没有人批评的，我列举一些证据反驳这种观点。钱钟书先生看了，说发表之前怎么不给我先看看，他大概还想补充一些的。
我也写了一篇讨论计有功《唐诗纪事》的文章，考证计有功的籍贯，系统介绍该书的内容。
张：贯穿您各种研究之中的，是否有什么研究方法？
吴：五十年来，我的研究面很广，除重点在唐宋外，上至南北朝的《敕勒歌》，下至当代的俞平伯先生的诗歌创作都有论文。上下求索，是研究需要，因为不了解唐前文学就无法探索和继承创新；不研究后代，也不能真正了解唐代文学的影响。我的成果包括论文、文学史、选注、诗词欣赏、工具书等，出版书籍十余种。我要求自己写论文尽量做到在学术上篇篇有新见，出书部部有突破。我的研究方法是：研究一个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要进行综合研究；要看它们所有的作品，同时对同时代、后代对他的评论，都要加以汇总之后，才敢下笔。
张：非常感谢您！
吴庚舜 张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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