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北方高校与科研机构纷纷南迁。随着淞沪战事吃紧，位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相继起程迁往长沙等地。武汉会战在即，湖南全境震动，迁入长沙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再度迁往昆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等均随之迁滇，继续开展工作。
1940年，日军对昆明轰炸日趋加重，为求得一张安静的书桌，史语所等驻昆明学术机构再一次酝酿搬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派所内研究人员芮逸夫亲赴四川考察，准备迁入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史语所发生了一件离奇事件，这便是胡福林（厚宣）的悄然出走。
胡厚宣，河北省望都县人， 1911年12月20日出生在大王庄一个生活清苦的教师之家。福林是早期的名字，抗战胜利后改为厚宣。此君自幼好学，1928年于河北保定培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顺利升入史学系。当此之时，中研院史语所正由广州搬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北大校长蒋梦麟聘请该所的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名流大腕前往兼课，以壮北大文学院声威，胡福林算是傅斯年等人的学生。
1934年，胡氏毕业，被傅斯年、李济选拔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从此之后，胡福林追随梁思永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了第十、十一次考古工作，并单独主持了侯家庄西北冈王陵1004号大墓的发掘，成绩显著，为同人称道。
殷墟最后三次发掘（十三次至十五次），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当时在工地清理不便，连泥带土一同运到南京史语所住地---北极阁大厦整理。在董作宾领导下，由胡福林与所内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获。
史语所南迁后，胡福林追随董作宾整理殷墟出土的全部甲骨，兼做《殷墟文字甲编》的释文事宜。1940年8月23日，住在昆明郊区龙头村的史语所助理员胡福林向傅斯年请假，说是有位叫许心武的好朋友，在重庆北碚替自己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要亲自护送家眷赴渝，并说一个月后立即回昆明销假，需预支九、十两个月的薪金以作旅费。傅斯年再三踌躇，最后一咬牙答应下来，嘱对方快去快回，不要误了所内搬家事宜，胡氏点头答应，此事算告一段落。
当傅斯年来到考古组主任李济住处，把胡福林请假赴渝之事讲过后，李济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全所搬迁在即，许多器物需要整理装箱，且人手又少，若胡此时离开，对史语所的工作极其不利。
李济的观点与傅斯年原本相同，如果胡福林非要离开，待把家迁到李庄安静下来后再作行动，这样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本来就有些不情愿的傅斯年经此一说，颇有悔意，遂立即找到正在整理器物的史语所考古组助理研究员石璋如，让他赶快找到胡福林并转达傅、李二人的意见，希望对方暂且留下，待搬到四川后再行赴渝。
石璋如得令，急忙跑到胡氏的宿舍与史语所驻地可能匿身的地点搜寻，想不到寻了半日也不见胡福林的踪影，后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胡氏已悄然离开昆明了。而胡离滇竟与顾颉刚和钱穆二人暗中操纵有关。
胡福林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的时候，具体地说是1931年下半年，时任燕京大学专职教授的顾颉刚受聘为北大历史系兼课讲师，每个星期讲几点钟的课。作为学生的胡福林出于对顾氏学问的崇拜，暗中与顾颉刚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想不到这一关系竟为几年之后胡在昆明出走埋下了伏笔。
岳南：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
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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