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陈大戈传记（八）

　　云儿奉母命，带着甲鱼前往住在和平里的父亲的家，看到苍老瘦弱的父亲，拄着拐杖慢慢走动的身影，心中十分伤感。想当年，父亲是那么高大健壮。岁月的变迁真是难以想象。父亲说他的身体，已比刚出狱时好些了。见了张牙舞爪鲜活的甲鱼，老人开心地笑了。在那禁闭审查的漫长日子里，耗尽了他体内积蓄的全部能量。儿子送来他最爱吃的甲鱼！这餐饭他吃得津津有味。

　　饭后，父亲轻声问云儿：“这是你妈让你带给我的吧？她知道我爱吃此物”。云儿也轻声回答：“是呀！这一次是妈和我一起来京的，住在一氓伯伯家里”。老人很是激动：“快、快带我去看她”！“不行！李伯伯说过，你的身体太差、不能太激动。再说让林妈妈知道后，她又该大闹了！何苦呢？还是与妈妈通个电话吧”！

　　当天下午，趁林外出，徐平羽拨通了李一氓家的电话，对方传来大戈的声音。她仔细问候了徐的身体状况？劝慰他要耐心调养。老先生手拿话筒，嘴角不住地抽搐着，嗯嗯……地回应着对方的问候。脸上的肌肉在不住地抖动。过了半晌，他突然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道！“青如呀！你还记得白马湖吗？白马湖、白马湖——”刹时间，两行老泪涌出他的眼眶……

　　一旁的云儿赶紧挂上话筒，安抚老父的情绪。这一幕景象，让云儿终生难忘。他看到了父亲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流露。看到了父亲眼中那深深的内疚和悔恨。时至今日，父亲还在向往着那片母亲当年口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

　　从解放后，直到文革前的这段日子，徐平羽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充分暴露出泼辣的本性，她十分看重并竭力维护她部长夫人的地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徐平羽事务繁忙，经常要与众多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女性接触，徐平羽在艺术家中间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他们之间相处十分融洽，这时常会引起林的胡乱猜疑，时而发生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徐的脸上经常会有抓伤的痕迹。这个部长夫人更不愿意忍受在丈夫的心中一直思念着的、分开了儿十年，一直独居在外地的大戈。

　　徐、林二人貌合神离，距离越来越远。林经常会一言不合，带着小女儿离家出走，去住单位的宿舍。徐平羽有苦难言，经常会写信向大戈诉说内心的无奈。深知平羽秉性的大戈，总是耐心劝慰、开导，要他息事宁人。提醒他珍惜自己的声誉，不能让林成为大戈的第二。而林也常会写信向大戈“告状”！说徐沾花惹草的恶习难改，风流韵事不断，令她非常生气。还埋怨说：尽管她和徐平羽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儿女已生了五个，但始终同床异梦，无法取代大戈在平羽心中的位置，这使她痛苦不已。

　　大戈深知，林对于身居要职的丈夫，怀有十分强烈的占有欲。对自己始终存有戒备之心。所以常在信上劝她不必自寻烦恼、胡乱猜想。表明态度“我早已经居身事外，决不会影响到你和平羽的关系，你要多体谅对方、多找找自身的原因”。

　　其实争吵的表象，掩盖着徐与林之间，情感基础的实质。双方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素养乃至生活习惯的方方面面，差异越来越大，这才是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一个是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另一个是夺走自己丈夫的女人。居然双双都来向她诉苦。虽然大戈努力规劝协调，却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更增加了徐平羽对她的眷念。也更加深了林在内心中对她的嫉恨。

　　但是为了维系家庭的现状，为了努力保持部长夫人的地位，林却不便发作。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后期。

　　徐平羽经历了七年的磨难。经过七年的反思，在落实政策以后，他的思想变得愈加深沉，内心也更加珍惜被他一手抛弃的大戈母子。他很想作些补偿，以减轻发自内心自我反省的痛苦。

　　徐平羽出狱回家后，补发了多年没有领取的工资，又在木樨地部长大楼分到一套大住房，他的身体一度也有所好转。

　　中央曾考虑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据说邓小平亲自找他谈过话。让他对二项工作作出选择：一是留在北京出任国务委员，二是重下江南，出任江苏省省长。徐平羽经过考虑，打算选择后者，因为江苏是他的出生地，有着他对青少年时代深深的回忆。

　　正当踌躇满志的他，准备复出之前，林某陪着徐平羽兴冲冲地来到了久别的上海，希望将他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以便于出任新职。安排他在华东医院作身体检查。

　　缺乏头脑的林某，轻率地替他作出：“切除前列腺”的决定。徐平羽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先前曾有过几度小中风，在手术过程中诱发了严重的脑中风。

　　这一轻率的“抉择”，让徐平羽兴冲冲而来，半瘫后坐着轮椅而回。重新复出的希望，煞时成为泡影。他从此瘫痪在床……长病不起。

　　渴望生存、对人生充满着抱负、意志力顽强的徐平羽，无奈地拖着重病的身体带着精神的孤寂，开始了持续整整十年之与病痛抗争的岁月。

　　陪伴左右的只有一名护工。起初，他还能在床上起身，穿上外衣，坐着轮椅到阳台上去晒晒太阳，后来逐渐连起床也很困难，只能整天躺在病床上，双目朝天，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大房间。

　　落实政策后，住房换大了。林有了自己单独的起居室。行事已不再需要看徐平羽的脸色，她再也无所顾忌。

　　此时，一息尚存的徐平羽，只是她能持续享受部长夫人，待遇的一件活的“摆设”。每天她只在早晚进房来看他一眼，问问护工有什么需要？随即便转身离去。对话早已成了多余，她与他已经没有了可以交谈的话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一点的孩子们下乡插队去了。林为了寻找被关押后不知下落的徐平羽，曾写过无数的上访信。

　　她带着小女儿度过了艰难的七年。原以为徐平羽一旦复出职务升迁。她又可以重温官场旧梦。想不到徐竟会一病不起，所有希望彻底破灭。失落之余，她便经常去和一班官太太们聚会，消磨时间或外出旅游。独自享受挂名夫人的离休生活。

　　六

　　1976年的陈大戈庆祝粉碎四人帮

　　陈大戈在京拜会老同志和老战友的第二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开创新中国的第一代伟大领导人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相继去世不久，十年动乱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极左思潮”，终因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被冲刷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预示着新时期的到来。

　　被糟蹋得千创百孔的中国大地，承受了沉重苦难与创伤的人民，以自身顽强的毅力开始自我疗伤。从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调整步伐。几经反复，邓小平再次复出，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一时期的陈大戈，经历了十分沉重而痛苦的反思。她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个月中，有整整一周时间，昏昏沉沉卧床不起。

　　当她清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发动同仁集资，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和补发的工资都捐给了校办工厂，集体购置了一

　　台机床。以她最微薄的力量，表示出对恢复生产、恢复经济的迫切心情。

　　那年，她只身重返苏南茅山地区，在当地走访曾经用生命掩护过她的乡亲们。那些尚在人世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搂住大戈的肩膀，细细地端详她的面庞：陈区长回来了的声音传遍了四邻八乡。

　　乡亲们并没有忘记当年这个挎着双枪，英姿勃勃的女区长和她的战友，曾领导根据地军民们与鬼子、汉奸、进行过殊死的浴战斗。当年武工队炸碉堡、杀汉奸、打鬼子的故事，仍在人们的口中流传……

　　老区长虽然还像从前那样地平和、亲切，但面对这些依然如此贫困，嘘寒问暖的乡亲们，在大戈的心头升起……说不出的阵阵愧疚，这等苦涩、无地自容的心情在她胸中久久难以平息。

　　她以缅怀的溵情，来到当年和战友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凭吊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

　　在句容樊古徨村的后山之巅，望着那间小茅庐她沉痛追思，因狗汉奸告密而遭日寇逮捕、壮烈牺牲的好战友任迈与林一平！在斑斑剝剝的泥墙上，还有被敌人的机抡扫射过留下的弹痕，很显然这里曾发生过的战斗，是何等地激烈！

　　她亲密战友丁文烈士的牺牲地、在滔滔的漂水江心、她静静的地坐在江畔，追忆英烈生前的音容笑貌、骄健的英姿、和以袖掩面沉江牺牲的情景，让她久久难以平息……她刚毅的脸庞上两行热泪潸然直泻。即兴吟诗二首凭吊先烈，抄录如下：

　　一

　　痛悼战友林一萍、任迈

　　你俩当年遭逮捕。当在山巅茅庐中，

　　酷刑一日万千遍，仰首高呼杀倭奴！

　　相继推入硝镪池，山河失色骨肉无。

　　一萍帼国真英雄！壮哉！任迈伟丈夫。

　　二

　　忆丁文

　　丁文双枪不虚名，弹无虚发泣鬼神！

　　拉锯战场逞英豪，杀敌除奸作己任

　　佇立茅山抒正气，跃马苏南六七城

　　清清溧水埋忠骨，我忆故友泪涕淋

　　注：任迈同志，是苏南特委委员、民运部部长、丹南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江苏丹阳人，1913年生，1921年入青昧私塾读书，少年时追求进步，九.一八事变后，18岁的任迈北上北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八.一三以后，他动员有志青年33人，组成“丹阳青年流亡服务团”。上海沦陷后西进南昌。1938年1月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三队党支部组织委员、九江任临时工委组织委员、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战地工作队第八队（都昌队）党支部组织委员。同年12月26日，他到皖南丁家山，东南局机关受命，1939年1月调来茅山地区。1941年2月，丹南中心县委会在句容樊古隍村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汉奸告密，任迈、林一萍等同志不幸被捕，他俩惨遭酷刑、坚贞不屈！在宝堰镇被敌人推入硝镪池中，骨肉全无。

　　丁文同志，生前是茅山地区武装工作队长，1943年春，为营救区长陈戈在激烈的战斗里，中弹掩面牺牲在滔滔的溧水中，这三位烈士牺牲时，均还不足三十岁。

　　她怀着无奈的心情，依依离别了那片熟悉的热土地。在此后，只要尚有体力每到清明时节，她都会前往故地，去追思往日的岁月、去纪念那些亲密的战友们……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劫难，但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任何事物都一分二。有正面的，也会有负面的。坏事也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对大戈而言，也正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动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怀疑一切”，彻底清查历史档案的过程中。原先难以搞清楚的某些历史问题，居然会戏剧性地找到了答案。大戈的历史悬案，也意外地有了得以澄清的转机。

　　到了文革后期，为了安定团结。党中央要求对无数被审查的人员，尽快做出结论，落实政策。全国各地开始拨乱反正，许多地区悬而未决的重大专案，层层集中上报到中组部，其中也包括了浙江省的陈大戈悬案。在大量调查材料的汇总中，梳理出了新的头绪。

　　远在西北某地，有二个被审查的对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情节：“1942年秋，在苏南某县他们同几个人一起，曾营救过新四军在茅山地区的一名重要干部，是该地区赫赫有名叫陈大戈的女区长。据说这位女区长能文能武，手使双枪百发百中。被捕后受尽了种种酷刑。他们虽身在敌营但良心未泯。十分敬重这位女区长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把她营救出狱。

　　组织营救的领头人姓楼，是留学日本的翻译官。抗战胜利后去了马来西亚”。

　　大戈的被捕与楼翻译等人冒死营救的事实得到了确认。有关部门还找到了茅山地区当年的基本群众，旁证了陈大戈的被捕、营救与疗伤过程。种种不实之词得以澄清。三十年的不白之冤，终于一朝昭雪！

　　拨乱反正后，胡耀邦同志负责中组部工作。当年在延安时就认识陈大戈。从陈志方口中听说过“大戈的历史悬案”。获得这份材料后，他十分重视。因事关大革命后期一名老同志的政治生命。他立即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志方。陈随即写信给在上海工作的云儿。

　　在四十年代初，陈大戈在党内外的职务还在徐平羽之上。组织上曾四处寻找过大戈，但因徐平羽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军部党委一直没有找到陈大戈的下落，从而错失了查证事实经过的最佳时机。

　　在全国解放之后，从肃反、整风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为了澄清事实，组织上曾派出了大量的外调人员，去当地进行调查核实。由于年深月久，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动荡的历史时期，有了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当初的茅山地区已人事全非，哪里去找寻当年营救她出狱”直接的”见证人？

　　徐平羽为了当初的一己之私，阻断了大戈与军部的联系，解放后，他只能将错就错。仍旧不敢出面说明事实真相。为此，大戈这位1930年投身于革命的老党员，出生入死二十余年，为了党的事业经历过残酷的地下斗争、经历过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三次入狱受尽酷刑。却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的时候，由于难以查清的“历史问题”，而不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反而被当成审查的对象。审查她的材料同她所写的情况汇报，堆起来就像一座小山！人们戏称这位老共产党人为“老运动员”。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她就要再一次接受审查和冲击。她的工作环境越换越差、职务越降越低、工资降了又降。从刚解放时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后来当教导主任、接下来当教员、退休前成了县中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多年来她孓然一身、无怨无悔、坦然自若、问心无愧。坚信“是非曲直”终会有清楚的一天。严酷的现实，并不能改变她对党和对伟大祖国的无限忠诚、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伴随着她。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她都兢兢业业。度过了一次、又一次习以为常的政治磨难。

　　1983年底无独有偶，浙江省委组织部，在杭州市郊县肖山，召开组织部门工作研讨会。全省的组织干部在一次集中交流经验的工作中。当时肖山县委的组织处长和富阳县委的组织处长，正巧被安排在一间标准房内住宿。二人在闲谈中，说起各自手中的悬案，探讨解决办法。肖山的同志说：他们县有一个人一直自称：是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员，在1943年受新四军城工部的派遣，秘密到绍兴联系在东湖乡养伤的一位女共产党员。为浙东四明山游击区购买药品筹集资金。此人曾多次向组织提出要求：希望能按照对解放前参加革命有关的标准，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可是在绍兴东湖乡，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此人所说的“联系人”，无法证实他所说的事实。所以此案一直悬而未决。

　　对于这个“故事”富阳的组织处长十分耳熟，早就听陈大戈说起过。居然会在邻县肖山，也出现了相同的说法。于是立即抓住话题追问：此人叫何姓名？答道：胡怀德，当年化名叫张涛。又问：到绍兴联系何人？答道：到东湖乡德星小学，找一个叫陈大戈的女地下党员。但解放后，那所小学早已物是人非当地人不知道陈大戈是何人？

　　富阳县委组织处长很清楚，他们要找的“陈大戈”正是他的当事人”陈大戈之名是他的当事人在参加左联、投身革命后党内的曾用名。当地无人知道。进入到绍兴稽山中学时，当事人已更名叫陈天霓。

　　无巧不成书！二个不同地区，二个当事人的经历印证了同一件历史事实。这个悬了三十多年的疑案，居然破解在二位组织处长，偶然间的一次谈话之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年的联络员“张涛”能证实：陈大戈的确是新四军城工部，安排在绍兴养伤的地下党员。他还证实：当年身为城工部长的徐平羽，曾明确地声称！陈大戈是党内的老同志。养伤期间组织安排她在绍兴社会上层，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配合浙东四明山游击区筹集经费。

　　事实证明：陈大戈历年所写的“接受新四军城工部安排，留在绍兴当地养伤”的情节属实。

　　证实了正是这位曾作为地、省级党、政负责干部的陈大戈，自觉服从组织安排，转换成在地方养伤的一名普通党员。体现了其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品质。

　　此时已落实了政策后的徐平羽，瘫痪在床。在四室二厅宽大的住宅里，孤零零地躺在床上、面对着天花板，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的白天和黑夜。

　　每天，林很少出现在这个房间里。他万分孤寂，无助而又无奈，内心无比痛苦。只有小女儿逢到休息的日子，会来到病床前陪父亲说会话。

　　病榻上的十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徐平羽那充满活力的思维，并没有因为瘫痪而停息……

　　在充满抱负、战马偬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无暇顾及的问题太多、太多。他茫然无助地躺在病榻上，对自己的这一生，进行了充分地梳理和自我总结。通过深刻的反思、经历了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剖析，他的本性得以回归。

　　他曾有过踌躇满志，事业成功的喜悦！也有过身居高位的心理满足。但内心深处：却更多的是难以言表的悔恨和内疚，在长时期深深地折磨着他……

　　想当年，他曾率领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出访过西欧，也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

　　他那时年富力强，政治地位在蒸蒸日上，正在准备宏图大展。可是不久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他遭受了，莫名其妙沉重的打击！好不容易九死一生！熬过了七年牢狱之灾。恶梦刚刚结束，满心期待职务的升迁，重新再去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可好似命中早有注定，命运又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像是一现的昙花过早地剥落。他所有的希望与梦想，如数破灭。紧随其后的是绵绵无期、黙黙无望、孤独的病榻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团长徐平羽（中）曾率团出访西欧洲四国时摄，

　　他逐渐把这一切视为宿命的安排、是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在行将就木之前，他深感这辈子对不起陈大戈，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终于说出了压抑在内心的深深忏悔，他想还以历史的真实。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他能得以赎清罪孽。

　　1983年秋，重病中的徐平羽自知来日无多。抑制不住对大戈母子的思念，不顾林的坚决反对，通过文化部断然召唤长子云儿进京。文化部刻意安排了这次见面。

　　云儿当时刚刚落实政策，还没有安排对口的专业工作。闻父召唤！立即携妻及幼子从上海来到北京。

　　此前在文革中父子之间，曾有过一段被人为扩大的隔阖。经其姑妈王静、姑夫陈志方和李一氓出面澄清，冰释了误会。父子相见十分激动，以下是父子当年一亱对话。云儿用文字记实的内容：

　　“那天晚上，父亲让我一直陪伴在他的病床前，老人家十分瘦弱，因心情激动，在灯光下他的脸上散发出，一种病态的光泽。他的声音像还往常一样，低沉而沙亚。语句有点断断续续，但他思绪正常，表达清晰。一点也不像“脑组织开始软化”的病人。他微张着双眼，慢慢地对我交代了三件大事！嘱咐我必须尽力办到。

　　开始，他十分简短地为自己作了一生的总结。他说道：“我这一生，除了为党尽力工作、做好份内事外。只有二件是我最值得欣慰的。一件是国事，一件是家事。

　　国事：是在1961年，我考察敦煌莫高窟，发现那里风化十分严重，若不尽快抢修，有彻底倒塌、毁坏的可能。为此我向周总理打了专题的请示报告：请求整修敦煌莫高窟。报告得到总理的支持，他直接上报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快批复。并从国库毅然拨出专款，这项工程指派我由全面负责。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抢修工程二年内顺利竣工，抢救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徐平羽为子孙后代总算做了一件似可告慰祖先的好事。

　　第二件事是家事：也是需要你接着去做的事情。这一生中。我化了许多精力以《玉莲斋》名义收藏了一批古字画和一些古文物。因来之不易，我非常珍惜。保存好这批东西，在战争年代要冒多大的风险？收藏的这些东西，虽不能与国家的库藏及其他的收藏大家去类比，但这些字画与文物的价值，却也不可低估。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意识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便把这批东西送交故宫保管。文革结束落实了政策后，这批字画已大部分返还家中。但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一直没有机会清点整理。

　　据说字画已经散失了好几幅，我很生气！为了把你妹妹与妹夫从广西调回北京，（林）用字画送人情去疏通关节。根本不与我商量，如今丢了些什么？还剩些什么？我很不放心！都很想知道。可是我躺在床上，已力不从心，没有能力去做整理工作。文革之前我曾对一部分藏品作过考证。还有大量工作要交给你去完成。

　　我对你母亲说过：培养你学习绘画，就是为了想后继有人。本想让你专攻中国画，因为你的任性偏要去学油画。后来听说你尚能能学兼中西，还首创了中西结合的木笔绘画。连陈老总也夸奖过你！我当然很高兴。现在家中懂得字画、能知我心事的人唯有你一人！让你来整理这批字画是最合适的。虽然这是一件家事，但也是我一直放心不下的大事！这决心我早就应该下了，是我的病给耽误了！现在做我想还来得及。这些字画大都是明清时期一流名家之佳作。

　　你一定要记住：这批字画中有王家的传家之物；也有你外祖父给的名画；还有你昌华舅舅出钱买的扬州八怪好几本册页；其他是解放前后近代、现代书画大家的佳作。我化了毕生的心血，寻觅、收集、积累，装裱的这些字画藏品，文物价值都很高。你有责任不使散失、努力保全。如今我要看着你替我整理！你要好好的传承下去”！

　　父亲还特意嘱咐：要理解并尊重在富阳和在北京的二位长辈。你母亲一生吃的苦、受的罪实在太多。我为此负疚了大半生，而无以为报。对于你，我算是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所以你要代父受过！替我好好地侍奉好她。你林妈妈是个情绪化的女人，脾气时好时坏，而我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这些年来，她能够接受你，已算是很不错了！对她不要苛求？有不妥之处？或者言辞上的冲突，作为小辈你不必过于计较，你要懂得容忍克制！

　　弟弟妹妹你要善待。父母都是要走的！孩子们若都能够自立，当然是我的心愿。我一直以来忙于工作，对他们的关怀很少！文革中你们都受到冲击也吃了不少苦。如今我想作些补偿，已力不从心！你是老大比较懂事，有可能的话，要帮助关照弟妹们。长兄不好当啊！这一晚，爸爸很昂奋，还陆续交代了一些家庭琐事及另外二件让我替他代办的事情。

　　这一晚因为回忆起陈年旧事、徐平羽情绪有些激动。凌晨，交代完藏在心中的话，他安然地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安详。他眼角流向耳边，已经半干了的泪痕，在灯光下晶莹闪亮，云儿的内心一阵酸楚。

　　第二天上午，林对云儿说：昨晚你爸爸和你的谈话，我在门外都听见了。他一个晚上，对你说了这么多的话，比对我一年中所说的话还要多！他说想要跟你去上海？去呀！你怎么不答应啊？你若想带他走我不会反对！

　　徐平羽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洗漱后用过点心，他让保姆把林和云儿叫到床前，指着床边堆放着一长摞、高高的字画箱说：趁云儿在京，你去把画箱钥匙取来交给云儿，让他替我把所有的字画，都重新登记造册。好好的整理整理，看看少了哪些东西？

　　林一听让她交出钥匙，马上变了脸色！很不高兴地对父亲说：何必急于一时呢！东西那么多、箱子又很重，他一个人怎么行？你有那么多子女，为什么非得让云儿一个人整理？说完，她屁股一扭返身离开了房间。不再理会躺在病床上、这个威严尽失可怜的老人。

　　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徐平羽原先享有绝对的权威，在家中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他的意志是无人敢于违抗的！他还从没领教过林敢于对抗！当面反驳、一屑一顾、扭身一走的阵势。一时间气得瞠目结舌！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她骤然碰门离去的背影！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云儿在旁非常尴尬，一想到爸爸病势沉重，自己远在上海鞭长莫及，又不可能长期留在北京照看他。心想？千万不能为了此事与林闹僵！只好解围地说：“爸爸不着急！慢慢商量吧！你放心，整理字画什么时候都行，这件事我一定会办好”。

　　徐平羽回过头去，不再言语。他紧紧闭上双眼，眼角渗出晶莹的泪花。当晚病势转重被急救车送往友谊医院。第二天云儿打发妻儿先期返回上海，自己

　　留在北京，徐平羽的病情时好时坏，云儿每天往返医院，足足一个多月陪伴在其父病床边，照料重病的父亲。心中感慨万分！一向自信、威严、一言九鼎、意志顽强的父亲，竟会变得如此无奈。在病理和心理双重的折磨下，晚景如此凄凉！而自己虽为人子对此却束手无策！看着病危的父亲云儿的心为此紧缩。

　　强抑住辛酸，不断鼓励父亲要勇敢地挺过去！身体要快快的好起来！

　　在友谊医院的病房里，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上的徐平羽，微闭着双眼神情安详。云儿情不自禁地拿起画笔，悉心为病中的父亲画下了一幅肖像。

　　当年文采飞扬、英俊潇洒、驰骋疆场的“徐平羽”，最后剩下的竟是这般地苍老瘦弱、无力、如此地悲怆……一付令人叹息的模样！

　　这幅肖像，后来发表在云儿木笔绘画的专著之中，成为对其父亲永久的纪念”。当晚云儿还赋诗一首：

　　致病中的老父

　　童口误诵三月桃，龙华双十蹲大牢。

　　辞别延水南征时，而立之年腰悬刀。

　　寒风萧瑟满头白是非功过均可抛。

　　孟德暮吟龟虽寿，老骥伏枥心如潮……

　　注：老父九岁时祖父病重。嘱其吟诗于榻前，他随口误诵：“三月桃花落更开……”诵至“夜半杜鹃流啼血，不醒东风唤不回”，祖父惊闻此句长叹一声！“天意如此，吾命不久矣”！当晚呕血不止，不久与世长辞。终年仅三十五周岁。文革十年后，老父遭劫沉疴不起，但其志弥坚。今日，突命我榻前即兴吟古诗一首，我不假思索高吟曹孟德名句《龟虽寿》再唱《短歌行》。只见父亲老泪纵横、神情激昂、容光焕发！吾感触良深，即刻腹中成此一诗再诵。老父合眼颌首似觉心慰，含笑而眠。写像一幅永誌纪念。1983年10月于北京友谊医院

　　徐平羽自知不起，一月之后病情略为稳定，当着林和长子云儿之面，交代了几件身后事，云儿这才沧然离京。”

　　1985年，云儿曾因工作之便，去京见了父亲最后的一面。此时的徐平羽躺在病床上已口不能言。

　　姑妈王静对云儿说：“关于你母亲的问题，早年你父亲一直未能为她出具证明，让她受了三十多年的苦。他在二年前对组织表示，愿意为大戈补写证明：“证实她当年并没有脱党”。

　　但组织上已经不需要他写了！因为党已经找到了更确凿、也更为可靠的证据。你母亲的政治名誉已经澄清，党藉与红军的伍龄都将恢复。

　　这是耀邦同志，对你姑夫陈志方亲口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浙江省委组织部已作出了迅速为陈大戈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1985年9月在中共富阳县委在（1985）59号的红头文件上，赫然写着：“恢复陈天霓（陈大戈）同志的政治名誉，党龄和红军伍龄，均从1931年10月起计算，享受红军与离休干部的待遇……”

　　陈大戈离休时已是两鬓斑白72岁的高龄了，看着这份迟来的的决定，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平静地笑了。尽管为此受尽了多年的折磨，几十年的政治包袱，终于一朝放下。她坚定不移的信仰得到了彰显。由衷地感谢在她有生之年，党恢复了她的政治生命。

　　大戈恢复了政治名誉，不白之冤得以澄清。许多当时还在世的老战友、老领导，都由衷的感到宽慰。最令人感动的是胡耀帮同志，此时他身为总书记。第一时间向陈志方通报了陈大戈彻底平反的消息。陈志方同时将此事通报李一氓、张爱萍等老同志。也通报给了徐平羽。无奈他已口不能言，但神智非常清楚，即便如此他心中也难以平静。大戈平反，澄清了历史事实。老天却让他瘫痪在床，为此承受着身心的煎熬，令他千百遍、千万遍地回想……

　　想当年，那是充满着幻想、叱咤风云的年代。他和大戈有着说不完的话。他梦想再去重温那一段充满激情的生活。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向往与大戈一起去实现“白马湖”长相厮守的约定。他想努力摆脱发自内心无比的寒冷。在他离开人世前他多想去寻回，本该属于他那一份充满人性的温暖。他冀希着云儿能把自己带回到魂牵梦绕的上海，带他回到大戈的身边去……

　　可是在八十年代之初，他的这个愿望，不依靠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徐平羽不知道他在上海的云儿，全家住在13平米的小房子里，怎能安置得下他的病榻？事实上即使组织上同意，他在京所享受的一切待遇，都将会随之一同带去上海。那位部长夫人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

　　在漫长的十年里，林某靠着这个一息尚存老人，享受着国家副部级家属的待遇。更何况在徐平羽心里日夜所思念着的人？是她所无法取代的，是那位令她嫉恨了大半辈子的陈大戈。

　　徐平羽想去上海的愿望成为泡影。连整理字画的想法，也遭到林的断然拒绝！徐平羽最后的一丝生活乐趣，也被无情地剥夺。面对心地厚道的云儿，他连声叹息！他只能咽下最后的一口苦水，从此不再开口说话。在他不幸的后十年中，脑海里日夜反思，翻腾着令他内疚、悔悟、怀恋逝去了的往事……

　　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刻。严重的脑组织软化，终于熬干了他的脑细胞。临终前脑电图显示：他的大脑只剩下了一小半、颅内大部分是空的。

　　1986年9月，时年76岁的徐平羽因心动脉血管瘤破裂！抢救无效喷血而亡！死状十分悲惨。

　　重病中的徐平羽关于身后事曾对林有过交代：

　　1，骨灰不进八宝山，直接送回江苏老家埋在他母亲身边。

　　2，墓碑上只刻“共产党员王为雄”七个字。

　　3，后事从简，不要举行追悼会，不必麻烦组织。

　　4，希望子女做清清白白的老百姓。

　　徐平羽走了！但林并没有执行他的遗愿。为了最后充分享受国家给予的（副部级）遗孀的待遇，她跑到文化部讲条件、提要求、无理取闹。不答应她的条件就不同意火化遗体。闹了将近一个月，文化部党组最后作出了重大让步，才举行了追悼大会。

　　徐平羽一走林便毫无顾忌。因云坚持要求，给他母亲及舅舅陈昌华发送讣告，林某一反常态突然反目。公然污蔑已恢复了政治声誉，有着五十六年党龄和红军伍龄的陈大戈是“自首变节的叛徒”！居然还当面漫骂云是徐平羽和陈大戈“非法同居”所生的孩子！来京奔丧目的是为了捣乱追悼大会。让她下不了台！

　　在丧礼上，林某让她自己所生的大儿子，执长子之礼，把云一家排在亲友的最后面，在她的子女中间制造矛盾。

　　追悼会上，作为长子的云面对着父亲的亡灵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父亲从此离去……身为人子，他却没能为父亲完成最后的一丝心愿。他更无法想象，林竟然早已胸有成竹。她要把王为雄的长子立刻从这个家中驱赶出去！

　　过去兄弟姐妹间的感情一直还不错。想不到一夕之间，在失去父亲的同时，手足之间的血脉亲情，突然烟消云散？都已不再存在，如此冷漠令人心寒。

　　当晚林找云谈话，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父亲死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这个家当然是我说了算。从此我这个家与你再无关系。你考虑一下，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长期接受过传统道德教育的云儿百感交集，毕竟他是长子，心中还有父亲的嘱咐，他一时还来不及思考，如何面对这个没有了父亲的家？如何面对如此不可理喻的驱逐？他要顾及的事太多太多……

　　他的肩上还负有诗书传承的责任；父亲生前化了一辈子心血所收集的字画。还没有整理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父亲的身后加以整理。如有可能出版一本《徐平羽字画藏品集》也可以此告慰父亲的亡灵。他有责任，也有能力能做好这件事。他委婉地向异母表达了这个想法。

　　林某很清楚徐平羽的遗愿。早年徐平羽曾说起过字画的传承问题。她虽生有五个孩子，但是他们对字画文物都没有真的兴趣。包括林本身在内也没有文化艺术方面的素养。只有大戈的这个儿子，按照他父亲的要求，成了科班出身、从事高等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专业人才者。

　　正是因为如此，病中的徐平羽曾在1983年，让她交出字画箱的钥匙，被她一口所回绝。从那时候起，她就开始计划独贪，装了近十大箱字画藏品的主意。她对子女说：“绝对不能让云儿染指，就让他连看一眼也决不允许”！

　　现在徐平羽死了！她这种想法再也无须遮遮掩掩。她早已考虑到云会提及这件事情，于是冠冕堂皇、直截了当的回答：“你父亲收藏的这批字画都是文物。文物都是国家的，为了不使国家的文物散失！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把这批文物，全部上交给国家。所以整理字画的事情，就不用你费心了”！

　　说完后取出一式二份事先准备好所谓的“遗产协议”。写明在徐平羽的遗物中，赠与云三幅现代画家的作品，另有500元人民币，作为奔丧补贴。必须放弃遗产的继承权。

　　失去了父亲痛定思痛！在老人尸骨未寒的时候，云儿顾忌着父亲身后的影响。，怎能与这位部长的遗孀去争短长？

　　他母亲大戈也反复地在电话中强调：父亲已然离去！一切往事都成了过眼云烟。何苦再背上不孝的罪名？她要儿子不许为了身外之物而发生争执。

　　远在四川，年过八旬的老舅父陈昌华老先生，在致电悼念故友的同时，嘱咐云儿，你自幼是在陈氏门中养育、训导成长的好孩子，你既是为雄长子，当立长兄之风范！要讲礼仪、行孝悌，身外之物乃系过眼云烟，不争也罢！丧事一了从速南返……富阳尚有须你慰抚的年迈老母她在盼你与妻儿从速还乡。

　　年愈八旬的陈昌华老先生云儿依母示、顺舅训，在离京之前，为了努力保全这批字画，寄托哀思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全文发表在在87年7月“人民政协报”副刊的头条。

　　回顾了父亲的生平事迹，在文章的结尾中提及“对于父亲平生收藏的文物字画，全家同意全部上交国家”！

　　对徐平羽的身后事，林不让儿过问。她要充分利用徐平羽身后的影响“封妻荫子”。她把徐平羽的骨灰一分为三，一部分送到八宝山烈士陵园，按照徐平羽生前的级别安置在高干厅，让他死后高干的影响继续。另一部分送回徐平羽江苏的老家，让家乡政府替徐建墓立碑。还要求在家乡建一所“徐平羽纪念馆”。而大部分骨灰在云强烈的要求下林总算大方地同意，让云替母亲取走。

　　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云儿抱着一包父亲的骨灰，携了妻儿黯然离京，回到了在富春江畔母亲的住所。把父亲的遗像和骨灰交给母亲。母子二人端详着照片上的故人默然无语。此刻在大戈的心中，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怨恨。只有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哀思……

　　几天后，在一个清冷的早上，富春江上弥漫着蒙蒙的晨雾，初升的太阳刚从江面冉冉上升，映照在水面闪出一片粼粼波光。大戈带着全家登上一叶小舟，云儿双手捧着父亲的骨灰，行驶在清澈的富春江上……

　　船到江心，大戈把丈夫的骨灰一把又一把亲手撒入江中。望着白色的骨灰随着清澈的江水漂向远处……慢慢地沉入江底。

　　她长叹一声！“清水洗浊骨，为雄你安息去罢”！

　　徐平羽的遗像是在解放初期拍摄的标准像。英俊的四方脸踌躇满志，带着永远的微笑。

　　大戈把镜框中的照片挂在卧室的墙上，他们在互相注视着。此刻总算实现了他俩“重聚的愿望”。徐平羽摄于1950年标准像

　　前文中提及：徐平羽交代给云儿的另外二件事情。据了解：是让儿子替他向胡风和聂绀弩分别致歉的事。

　　向胡风道歉的原由是这样的：当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被捕入狱。胡风获释后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他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徐平羽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使徐部长受到牵连、被审查，心中十分不安。获释后迫于生计？但毕竟只是一个文人，除了舞文弄墨，没有其他谋生的本领。请求徐部长念及同类，能够设法替他安排一个可以胜任，聊以糊口的工作。

　　在政治上徐平羽十分谨慎，觉得胡风的这封信言词委婉，但他心有余悸，十分烫手。其实这完全是多虑，即使不予理会也就罢了。偏偏担心信会连累自己，他把这封信主动交给了有关部门。

　　在那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这封信又成了胡风“企图卷土重来”的证据。不久胡风重又收容入狱。徐平羽得悉此讯追悔不逮，内心甚觉不安，但庆幸自己，总算这次没被卷入进去。

　　这些年中他躺在病床上，思前想后，自知此事做得不该。为此他嘱咐云儿替父受过。代他向胡风和他的家属郑重致歉。他去世时，胡风已先行而去。云儿回沪后遵父之嘱，给胡风先生的夫人梅志女士，写去一封代替父亲诚恳致歉的信。胡风平反后的家和徐平羽当时的家同住在一栋楼里，梅志夫人接到来信后，很是感动！亲自上门向林致意，之后二家常有往来。林却始终不知，这是云儿替父致歉从中疏通了二家的隔阂。

　　另一件，事关聂绀弩。聂早年加入共产党，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诗人，文壇大家。在延安和新四军时，曾是陈大戈和“徐平羽”相熟的战友。他的境遇和大戈极相似，都是当年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由于聂绀弩国内是很有影响的文人。情况又如同郭沫若，两人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先后被委以少将之衔。全国解放后，聂绀弩理应归队、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曾经担任过新四军苏中军区城工部长的徐平羽，完全了解聂绀弩打入国民党内部前后的经过。理应对聂绀弩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

　　但居然以“聂在进入敌人内部后，具体的工诈情况，不完全清楚”为由，不肯出具明证。对此聂绀弩愤怒至极！痛骂徐平羽为混帐东西！

　　在肃反运动中，因为聂自己无法证明：受党派遣打入敌人堡垒内部后，工作具体的内容以及上下线的联系方式等等。而被有关部门以“国民党少将的身分”不分清红皂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直至国庆十周年大赦战犯时，才与其他的战犯一起被获释出狱。为此，聂绀弩对徐平羽恨之切骨。

　　聂老平反后，对大戈的遭遇，更是愤愤不平！他赞赏大戈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因而他生前一直与大戈保持着通信往来。得知徐平羽希望儿子替父向自己请罪时，他制止了云儿。他对大戈说：老子缺德，哪有让儿子替父受过“赔罪”之理？

　　当得悉徐平羽长年病瘫在床，内心日日煎熬的惨状后，聂老他仰天长叹一声！道：人不律己，必遭天遣！我可以不予计较！但老天却不肯轻放过他！真所谓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政治上的平反，给陈大戈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新的动力。她要继续在余生中努力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一分光和热。在教学战线上她辛勤耕耘，几十年默默无闻，把当好文学教师、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材视为自己最美好的事业。

　　她安贫乐道从不争个人待遇。对于名利得失从不放在心上。相反在国家困难时期她会主动提出降级、降薪。一直保持着年轻时在战争环境中，养成的军人作风

　　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未能回到她的身边。在这几十年里她孓身一人，长期居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她尽可能地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节省出大部分钱去资助一批又一批，来自山区的那些苦孩子。

　　几十年来受助过的学生难以计数。后来这些学生分别成为，各条战线的杰出人才。即使在县、市一级的干部之中，就有接受过陈大戈每月提供生活费，读完高中和大学的贫困生。

　　政策落实了，收入增加了大戈享受离休老红军的待遇，但她并没有钱留给自己的儿孙。心中想的是国家还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自己还有更多的责任。要尽一份力去扶贫帮困。

　　她一如既往地节衣缩食省下每一分钱、用全部的积蓄带头出资建立了一个助学帮困基金会。用来继续资助那些家庭贫困，成绩优秀的孩子。

　　她告诉儿孙：“没有党就没有自己的一切。她要用自己的全部，回报给党和人民。贫苦的人民大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最大恩人。没有他们无私的牺牲精神，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拥护，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时刻提醒！要无时无刻的想到人民群众。假如有一天淡忘了……无视他们的疾苦！那么？党的性质也就会变质！我们人民的政权就会面临被篡夺或崩溃的危险。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会不保！因此我们要警钟长鸣！政权建设一旦背离了根本，权力就会变成十分可怕的东西”！

　　长期乐观而有规律的生活，曾使她身体得以恢复。当年敌人留给她的刑伤，也已经基本治愈。她用超乎常人的毅力、科学的养生之道、战胜了身体的病痛。成为一个健康的老人。

　　每当有记者或者当年的学生前去拜访，这位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她没有因为历史对的不公，而有丝毫的怨言。

　　她从不夸耀自己，也从不羡慕高官厚禄，始终平平淡淡独善其身。她最常说的话：“我仅仅是一个幸存者！虽然也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与千千万万为了今天，献出了生命的先烈们相比，我的遭遇是不值得一提的。

　　能够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看着共和国的诞生，看着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我已是太幸运了！祖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着喜悦感到无比的幸福”！

　　她热心公众事业、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工作，担任市人民代表，被评为省、地、市，各级老干部先进个人，还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某些崇尚新潮的人，嘲笑她那“过了时的信仰”厌烦她的说教。称她是扭曲了心灵、沽名钓誉、为旧时代招魂的苦行婆。但凡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这位老人的意识超前，她的思想并不因为上了年纪而闭塞。她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她还翻阅《资本论》对照马克思的学说，从理论上去分析，政策的依据。

　　她十分担忧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她认为这是动摇社会根本的二大隐患。

　　她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当前的社会在一片光明的背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是社会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权宜之计”！但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十分清醒的头脑！我们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是要让人民大众全都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

　　2005年秋，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给陈大戈同志一枚“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金质纪念章。她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息……

　　在庆幸国家有了新一代优秀领导人的同时，对于时局她有不吐不快“如梗骨在喉”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她思虑再三秉笔直书！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直述己见的书信。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给党的总书记的一次思想交流。全文转抄如下：

　　秉笔直书！上达中央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暨中共中央常委会诸位领导同志：

　　首先在此感谢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给我一枚金质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不禁思绪万千。在此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适逢我年届九十四岁的生辰。（1912年8月12日我出生在浙江绍兴）在大革命后期的1930年，我在上海大夏大学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自此，我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1年我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上海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同时兼任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委员。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在帅孟奇等同志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在十余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过程中：无论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在延安抗大学习；到江西从事党的地方建设；还主持过苏南茅山根据地的地区政府，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在拉锯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在重大的各项斗争中，我始终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在我的身边倒下过无数的战友，我也曾几度生死遍体鳞伤。能有今日我是一个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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