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民间博物馆应看重文物的质量

　　56岁的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一生曾做过三次重大选择，一是不当重庆三医大的教师，做了宜宾市政策研究所干事；二是辞去宜宾市副市长的职位，到外企打工、自己做房地产；三是搞收藏并建立现在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建川博物馆聚落。

　　建川博物馆聚落坐落在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29件……分为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个系列，30余座分馆，目前已开放24座。

　　7月7日，为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建川博物馆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启动“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巡展活动，同时，樊建川的口述回忆录《大馆奴》的新书首发式也在展览现场举行。樊建川坐在前来捧场的吴思、秦晖、马未都等文化名流席位的一旁，身穿印着“戎马边疆”四个大字的T恤，说话语速极快、声音洪亮，表达感谢时右手敬礼，一派军人作风。

　　近日，因冀宝斋闭馆引发的民间博物馆生存现状的延伸话题还在持续发酵中，这也使得樊建川的新书首发式多了一层深意，当不可避免地被问到对民间博物馆管理和生存方面的认识和看法时，樊建川说：“任何人的思路都是无法复制的，每一个建立民间博物馆的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总的来说，想要办一个民间博物馆，需要有钱、有地，最重要的，是能够坚持。”

　　“买出来”的近现代文物收藏市场

　　《方圆》：1966年，那时你才九岁，收藏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些“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传单，你说那时候你就有了明确的收藏意识，可小孩子意识指向性一般都是模糊的，你怎么会关注那些被丢弃的东西呢？

　　樊建川：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过自己。

　　其实九岁之前我就开始收集东西了，我的第一件收藏品是幼儿园时的老师评语，之后就收集文具盒、成绩单等等。这些行为没人教导过我，我好像天生就特别注意细节。这应该就是一种“癖”吧。

　　比如我曾经收藏了一份上世纪70年代的遗书，上面有很多黄色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全是尸水印记。但我也没有觉得不妥或是不安，反而还有一种发现探索的愉快。

　　《方圆》：一般收集东西的渠道有哪些？

　　樊建川：90年代以前就三个渠道：一是自己找，二是向亲友要，再就是在垃圾堆里捡。有时候市场里面没有我需要的东西，是我把近现代文物市场“买出来”的。举个例子，我需要毛主席像章，市场上没有，我说你去找，他就知道了，哦，毛主席像章可以卖钱，就找来卖给我了。有了市场后，我便开始逛地摊、结交五湖四海的高人、捡漏，这么几十年，每一个城市，都有我的联络站，很多古玩商人或者文物收藏者都认识我，我们会定期见面，我会告诉他们我需要的东西，这种方式是我现在收藏的主渠道。另外，依靠收藏网络，一年可能收到上千件的东西。

　　《方圆》：有收到假文物的经历吗？

　　樊建川：当然，这几十年，我买的赝品也该装满一个房间了。但就近现代文物的品鉴来说，我水平还算不错，别的收藏家一般只有某一个方面的特长，我不一样，金、银、铜、漆、木、石头、布、纸、像章、报警器、武器装备、飞机、碉堡等等我都包罗万象地收，自负地说，像我这样成千上万的品种都收到了相当数量和一定水平，中国没有第二个。

　　《方圆》：你收藏文物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反映社会变迁的，比如三鹿奶粉、大哥大。现在找一块清朝的牌匾不难，可是要找到“文革”时期写有“某某革委会”的牌匾非常困难。这些东西大多被砸、被毁。“文革”的匾，现在标价超过民国、清代了，但我也得咬牙抬着走，没得选择！

　　《方圆》：收集文物花费很高，钱是从哪里来的？

　　樊建川：都是自己的。1994年起，我和朋友经营房地产生意，最好的时候做到了四川省房地产行业前十名。

　　“庄严巍峨”？实在有点扯

　　《方圆》：什么时候想到要建一个民间博物馆聚落了？

　　樊建川：生意发达了，我的藏品也越来越多，建馆前，每年我花在文物上的资金就达2000万以上，为搜集抗战文物，我还多次到日本“扫荡”，仅购买的照片数量就达30万张之多，文物多得库房都没法登记。但那时候还没敢建，只是想着有朝一日找个小楼，把文物全放进去。

　　到了1999年9月，我考虑到自己是做房地产的，大肆买文物可能犯法，就成立了建川博物馆，主要希望是以办民间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真正有做大博物馆的想法是在2001年，我做了一次展览。

　　《方圆》：什么样的一次展览？

　　樊建川：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邀请我去做展览，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过来看，很吃惊，民间收藏怎会有这么高的水平？他们怕我的东西是赝品，就问我能不能做一次鉴定，那一次，我带去的文物当场鉴评出了14件国家一级文物，连卢沟桥馆都只有几件国家一级文物。我忽然有了底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文物不比别人差了。我又仔细观察了卢沟桥纪念馆的房子，我是做房地产的，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打算自己建博物馆了。

　　《方圆》：但是建博物馆是会赔钱的，这跟做房地产完全不同。

　　樊建川：好多朋友都劝我，说搞民间博物馆是个“无底洞”，任你金山银海也填不满。诗人朋友流沙河当时就认为我异想天开，不合“在商言商”之道。当时我想，我只是成都市一家年利润5000万左右房地产公司的股东，像我这样的人，四川并不少。后来又反过来想，四川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收藏历史才更有意义。中国那么多人，总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就是这种使命感让我觉得，这个事就该我干。

　　《方圆》：“博物馆聚落”的构思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还是后来收不住了产生的？

　　樊建川：一开始只是想修个大房子，把东西全放进去。过程中发现不行，我的藏品中既有“文革”的东西，又有抗战的东西，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我就郁闷，这个大房子得有多大啊！

　　我又去考察比较了其他的博物馆，觉得怎么都是“庄严巍峨”？实在有点扯！四川天府之国这么漂亮，能不能把景观、建筑和题材融合，让博物馆小型化，弄成更多个博物馆？有了这个想法，理念就建立起来了：一定要多，让别人不要跑老远只能看一个馆，聚在一起就挺好，可以省时间。

　　《方圆》：那在设计馆内系列的时候，为何没有把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民俗系列放在一起呢？

　　樊建川：这是生活常识。我们读书的时候，课程的安排都是分开的，数学完了语文，然后是美术、体育，没有一个学期下来只学了化学的。就是这个道理，分开“上课”，保持新鲜感。看完川军抗战馆，换个题目看兵器馆，再换个题目看三寸金莲馆。

　　《方圆》：有点像在超市里购物的感觉。

　　樊建川：其实就是“博物馆超市”。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博物馆的神圣性，成为一个邻家的文化业态。博物馆铺下了身子，卸下了架子，慢慢和观众靠近。平时我们需要买一个可乐、面包会去超市，这是生活需要，那去哪里满足心理需要，去博物馆超市啊，每一个馆才花几块钱，物美价又廉。

　　《方圆》：各个馆聚集得多了，商业空间也大了。可见你在建馆之初就想到为博物馆“造血”了。

　　樊建川：既然是“博物馆超市”，就可以通过十年二十年慢慢扩大，然后做一些配套，像客栈、酒店、餐厅、影视、夏令营、培训、茶馆、会议室等等。这样就可以发展旅行商业地产，既可以养活自己和博物馆，又可以符合人们的文化休闲需求。

　　《方圆》：很全面的考虑，可哪有那么多的地给你做博物馆？

　　樊建川：最初我去宋城考察了一番，回来后觉得500亩地比较适中。别人很不理解，说省博物馆才三五十亩地，你竟坚持要500亩地。那时候看，我的想法非常超前，但现在看来，还是偏小，当时再敢想一点，800亩、1000亩，更有余地和空间。

　　后来我去北京、上海、重庆考察，选择落户地点，因为我是房地产商，大部分人都认为我是骗他们的，500亩拿到手后20亩地用来建博物馆，剩下的480亩地来搞房地产开发。在都江堰，我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江堰市领导觉得我是在圈地，以博物馆的名义忽悠他们。我口水说干了也没人相信。

　　《方圆》：后来，大邑县安仁古镇相信了你？

　　樊建川：当时大邑县安仁古镇那块土地是商业用地，从理论上讲是用来盖别墅的，这个消息登了报，我就想到要拍下来，安仁镇的人文环境太符合我的要求了。

　　为什么那么急？2003年那时候，国家将管住土地“闸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感觉土地闸门即将关闭，再不然我就没有机会建大场面的馆了，我牺牲了房地产业务发展的黄金时期，竞标夺得了安仁的地。

　　《方圆》：当时是怎么和当地政府合作的？

　　樊建川：大邑县相信我。我把500亩地全部用来建了博物馆。我大量聘用了当地居民，出资兴建了一批单体式住宅帮助解决征地被搬迁农户的安置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当地的规划、经营几乎都是按照我自己的设计蓝图在实施。

　　我们名字不叫“文革”馆，叫“红色年代”

　　《方圆》：有人说，我们身处一个没有真相的时代。而你的博物馆又非常有特点，属于事件性的博物馆，每一个历史上的事件，你都尽可能地让文物“说话”，从而感受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在收集历史资料的时候，触及到政治敏感性问题，一般都是如何解决的？

　　樊建川：其实这是一个彼此理解的过程。我的博物馆被审查的次数还是挺多的，比如我的国民党抗战馆就审查了20多遍。我很理解审查部门，因为有些主题的博物馆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你开，他们要把展出的东西一个一个看完、看清楚，再做决定。这个时候我们积极地去配合，毕竟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由着性子来。

　　《方圆》：如果经过审查，将资料减得面目全非，是否有违还原历史面貌的初衷？

　　樊建川：肯定会与我最初想法有出入，但反过来想，有总比没有好。红线不去闯，闯闯黄线也可以嘛。巴金先生就有个建议，说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这其中涉及的党史、国史、军史问题很敏感，是一定要求上报报批的，但我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文革拆成了红色瓷器、知青生活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就避开了这么一个特别敏感的大题目。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是文革中的重要内容，采取这样的策略，让各个方面都能接受。很多人都问我，怎么你就建成了呢？我说，我们名字不叫文革馆啊，我们叫红色年代。

　　真正的大老板都不愿意做民间博物馆

　　《方圆》：河北冀州冀宝斋博物馆丑闻，最近成为一则路人皆知的笑话。

　　樊建川：就跟我有收藏癖一样，我觉得冀宝斋这个馆长也是一种偏执。看待文物，有两种人，一种是，一个文物摆在眼前，看各种因素，外观、画工、题材、材质等等，这些因素里，如果有一个角度发现存在问题，就可认定它是假；但还有一种人，往往认为一个地方对了，就是有十个破绽，也不管。这种情况我在这个领域见过很多，我有一个朋友，说自己的玉是三星堆的玉，我这人比较直，一看上面的文字是编造的，我就想说服他，但他不相信。我就找人做了一块一模一样的赝品给他看，他竟认定这是几千年前的。但就是这样给他看了，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方圆》：那他的“自欺欺人”就没有责任了吗？

　　樊建川：如果是个人自己爱收藏，花了自己的钱，愿意被骗，那无话可说。古玩这个行当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行当，也是一个允许被骗的行当。举个例子：甲把一块古玩放在乙面前，两个人一般是这样交流。乙：这个东西是真的吗？甲：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如果乙认为是真的，乙就买走，出了门后，如果又反悔，想拿回来退，还要给甲交学费呢。所以说，用自己劳动的钱买到赝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可是，如果要建博物馆，要挂牌，那里面的东西一定要经过严肃的审查，因为博物馆是人生的第二课堂，“教材”一定要严格的审查。所以冀宝斋这件事情，不仅馆长本人有问题，管理部门更有责任。

　　《方圆》：文物鉴定市场这么乱，假的被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怎么办？

　　樊建川：我最得意的张善子《飞虎图》，曾在央视一台鉴宝节目录制时，被现场的4位文物专家不屑一顾地断定其为赝品，理由是，中国的民间博物馆没有国家一级文物。

　　张善子的《飞虎图》是十几年前，我通过国有资产拍卖侥幸得到的，九十年代，我请国家文物局做鉴证，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建川博物馆日常展出的也只是复制件。我可以理解那4位专家的理由，民间博物馆很难有一级文物，因为评成一级即不能买卖流通，丧失经济价值，所以很多民间收藏家手里就是有评为一级文物的资格的东西也不愿意拿出来评。但我的建川博物馆里，国家一级文物就有329件。所以我说，鉴定市场这么乱，不要随便听信，找专家还得找在市场摸爬滚打的高手。

　　《方圆》：那你看，目前，想要做好民间博物馆，解决生存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就是，国家真正落实“民间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同等的法律地位”，重视和扶持私人产权，民间博物馆的数量没有任何意义，应该看重文物的质量。第二就是，博物馆掌门人要将文化事业当成产业办，将民间博物馆同文化旅游很好地结合起来，寻找为民间博物馆“造血”的方法，否则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真正的大老板们目前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像我这样的傻子还是少，因为没有任何优惠和鼓励。

　　《方圆》：接下来对于民间博物馆有什么新的想法？

　　樊建川：我想建一个六十层的塔，做一个新中国六十年的博物馆，我觉得我前面做的，都是为了这个六十年的博物馆做准备，这个真是我最大的愿望了，为国家、民族，也为自己留下这翻天覆地六十年的记忆。博物馆的形状已经想好了——一个竖起来的锥形体，像剑一样，把天都要捅破。

　　《方圆》记者 毛亚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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