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式自欺”陷阱

　　参会嘉宾：

　　周放生 国企改革、企业风险管理专家，原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

　　陈 功 安邦集团(ANBOUND)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

　　李晨晔 战略管理咨询专家

　　新 望 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

　　缪永合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经管出版中心副总经理

　　傅 强 智囊传媒总裁

　　主持人： 冯宗智 《新智囊》总编辑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然而作为企业的领导者，最容易沉浸在以往的成功中，而对很多已出现的未来视而不见，甚至自欺欺人，下意识地认为某种现实可怕得让人不敢面对，因而也就不可能是现实。它让挑战变成危机，让困境成为灾祸，这成了企业领导人面前最大的障碍。然而，由于“自欺”造成的决策失误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在关键时刻避免这种状态的出现，是我们选择这个沙龙话题的缘由所在。

　　理查德 S. 泰德罗在他新出版的《自欺：领导者的决策陷阱》一书中，就给我们的读者列举了各种“自欺”现象，并告诉领导者如何在一触即发的时刻，做出清晰的决策。

　　在中国，“自欺”的状况并不少见，而且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中，也体现出了其更加特殊的“味道”。但不管如何，意气风发的经营者，总以为自己全盘掌握产业脉动，往往不肯承认市场的风向球已经转向，当然更不可能迅速变革 。也许决策者已经感受到了“自欺”的无时不在，但如何在转型中避免“自欺”的陷阱，寻求真相，做出正确的决策？

　　本期沙龙，我们一起谈谈如何在乱象中，寻找洞察决策“真相”——

　　随处可见的“中国式自欺”现象

　　周放生：人们所熟悉的“世界五百强”就是典型的中国式“自欺”现象。究竟是“世界五百大”还是“世界五百强”？财富杂志的英文原意是“世界五百大”，翻译到中文的时候才变成了“世界五百强”，为什么会这样？本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单词，但由于“大”的表述气势不够，“强”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财富成都全球论坛上，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对《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则表示不同看法，他开始时以为中文的强就是大，后来才知道不是一个意思，并承认了杂志的这一错误，同时又表示为商业利益只得入乡随俗。无论是最初的翻译者，还是以进入名单为自豪的社会、企业领导者，或是《财富》杂志的“知错不改”，都是一种“自欺”——“中国式自欺”。

　　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当下，早在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大跃进时期这类的导报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自欺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而且，“自欺”归根结底是一个人性问题，人性使然无法逃脱，“自欺”几乎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经济领域里，企业有“真假自欺”之分，真自欺是不想承认事实，对事物规律视而不见，还有领导者在决策中存在心理障碍，如果不肯否定自己之前的成功，那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神话才能不破灭。

　　《自欺》是一本从人性出发，寻求悲剧发生的人性的内在原因。深刻！

　　陈功：一个年营业额超过200亿的房地产企业，正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企业领导者在介绍企业的过程中讲到了一种环保建筑材料，已经进行了大范围地应用。生产这种材料的基础技术关键点在于添加剂，添加剂的不同导致了材料在硬度和强度上的区别，用得好则有利于快速施工。这个房地产企业的领导者由此便展开了一系列的设想，这些设想相当惊人，首先是与环保绿色建筑结合，那么建筑垃圾可以回炉“变废为宝”，此外他抓住了新型城镇化中的就业问题，并提出可以在拿到农民的土地之后提供就业，为政府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企业便可以大刀阔斧地开展项目，不仅仅是项目，甚至不仅仅是产业园，而是产业新城。在这一过程中，领导者完全忽视了技术的可依赖性，该企业并没有掌握此项技术，并非是自己的研发成果，那么，基于此的一系列展望也无疑是海市蜃楼。作为企业领导，他明知道这一技术并不是多么先进的、核心的技术，只不过是相对较好而已，但是他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对自己的市场操控能力过于自信，过于看重自己在市场中的价值。

　　在过去，这样的例子也是层出不穷，被叫停的“荷兰城”、被停产的“三株口服液”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企业领导者在决策的过程中陷入了“自欺”的陷阱。

　　缪永合：这本《自欺，领导者的决策陷阱》书中的一些案例，是“假自欺”的情况，不愿意承认真相，是书中讨论的主题。比如出版人之间的对话，往往从“你们今年出版的书有多少品种”开始，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出版的数量、规模，出版业人人都知道，发行量才意味着影响力，但似乎人人都回避这个问题。还有出版行业经常出现的合并现象，多家出版企业合并之后，就真的变得强大了吗？实际情况往往是，中国的众多企业在合并之后，规模变大而实力未必变强。这些现象都有一些“自欺”的成分。

　　“中国式自欺”的深层原因

　　新望：网络上流传这样一段话“我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也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在撒谎。”由此可见，“自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从宏观上看，可能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计划经济，二是媒体的宣传；从微观上看，企业界的自信与自欺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宏观上，中国的计划经济曾经被认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竞争是盲目无序的，计划经济才可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直到后来，最早搞计划经济的人开始怀疑计划经济的科学性，因为即使电脑技术和统计技术十分发达，依然无法保证输入数据的真实性。虽然计划经济内部的人冲破了自欺的状态，但是很多经济政策还在延续，没经过严谨论证的计划依然还在执行，产业政策制度制定过于随意，政策到了地方更是没有任何论证。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导致了现在“中国式自欺”现象的普遍存在。

　　还有宣传，中国的一套强大的宣传系统，是典型的“自欺的宣传”。政府树立典型之后，媒体过度宣传，直到导致在企业恶性发展的后期资不抵债，或倒闭，或被并购。企业深受宣传营销之害而不自知，很多企业家陶醉在自我神话中。因为深陷“自欺”陷阱而不觉，使得一大批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完成华丽的转身。

　　微观上则可以将“自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低层次的“自欺”，企业多年来的野蛮生长、企业家出身的不同，使得企业缺乏团队建设和战略规划。二是高层次的自欺，企业家领袖群体内部的自欺，这种情况更为复杂，在中国，企业家的定位非常尴尬，定位的不清晰、安全感的缺失，使得“自欺”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这应该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自欺”。

　　陈功：自欺是一个战略现象，从外部视角来看这一现象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存在的内部视角，此外，还应该注意自欺与自信、风险之间的关联。

　　我身兼企业家和研究员两个角色，所以对企业的进程有特殊体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由小到大，企业家与企业主几乎都是从个体户开始，对自己的要求都不高，只求多赚钱，有机会成为大老板。在这个阶段，自我否定居多，在此之后才逐渐发生演变，在淘汰了大多数人之后，少部分人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并开始变得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的积累，慢慢解决了团队建设问题。企业的结构体系都是建立在人和团队的基础上，但建设了团队之后，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所以团队是关键，如果企业能成功克服团队问题，市场规模则可以得到进一步完善。在这一阶段，在没有本质转移的情况下，主线是核心竞争力，如果竞争力没有发生改变，仅是外延式扩张，那么自信将进一步膨胀。这便是导致“自欺”的内生性原因。

　　那么，“自欺”现象一旦发生，企业家能否马上进行识别和调整？企业家是属于比较敏感的群体，当别人从外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假设企业家一无所知，业内人士比外部人士更熟悉问题。但是，面对改变与否的问题企业家可能考虑到，修正团队结构和核心竞争力是需要成本和风险的。带领企业做变革的总是少数人，只有具有相当高的敏锐的识别能力，加上足够的自信，才能够完成，大多数人很难做出这种转变。企业在消亡之后，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如核心竞争力、企业模式、商业实践和案例等等。

　　傅强：自信与自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企业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坚持，和自欺有没有结果导向——决策正确就是自信，决策错误就是自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李晨晔：我同意刚刚周放生说的观点，自欺是人性使然，是一种必然结果。

　　陈功：自欺有心理学上的东西，从欺人到自欺。

　　李晨晔：西方的出发点是假设，但是在操作上，面向企业时，各个环节的实施，必须是基于事实、基于数据的。价值判断必须清楚，但做决策必须是有选择的，那么，决策就必然与行动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式自欺”，则需要企业领导者慢慢练习，有时它又与专业能力联系在一起。虽然可以练习，但不是终极结论。在中国，“自欺”现象的发生，与国家政策有关，中国经济成长速度过快，获得成功的人被媒体给予光环，这样就给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一个负面的影响——自欺居然可以成功，并能够获得很大成功。比如中国的房价和贫富差距，都是因为“过快”，快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傅强：如果自欺导致更大的失败，是否可能改变这一负面引导？习惯了一种模式之后，企业领导者在管理的过程中很难再发生改变，在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是否可能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判断失误？

　　李晨晔：大量的事实以及书本中的事例表明，错误的决策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领导者拒绝看到某种现象和结果。

　　如何解决“中国式自欺”问题

　　傅强：一是要改变外部环境中的评价系统，比如媒体。什么样的报道才是真正的好的报道，这类问题都需要引导和学习，莫斯科大学的传媒专业，除了基础课之外，从专业课开始都是各个传媒公司的领导者在讲课，像这样的教育实践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二是内部看得见的系统，系统化在企业和组织内部十分重要，而不是系统中的几个要素，企业领导者只有看见了整个系统之后，才可能让“自欺”现象少一些。

　　新望：现在的民众不仅需要宣传，对真相的需求更是非常大，而我们的宣传系统还是单向的，依然在起着党的喉舌的作用，真相的供给严重不足。如果从宏观上改变自欺，加大真相供给、放开管制，可以防止制度性自欺的出现。从企业层面，低层次自欺的避免方法，可以多用旁观者去补充，要有“外脑系统”，这样可以有效及时地进行校正。如果让整个企业家阶层走出自欺的状态，那么对企业家的定位问题也需要进行解决，才能帮助企业家走出心理上的不安定感，可以解决“被迫自欺”的现象。

　　周放生：我对宏观上的改变不乐观，甚至担心产生倒退。而在微观上，则可以考虑让更多的作者将“中国式自欺”的案例写出来，将这一过程还原，让更多人知道，用失败的案例反过来帮助在自欺路上的领导者，减少企业走向失败和消亡的可能。

　　李晨晔：还有部分企业企业领导者的专业技能和道德水准，没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无法与企业的发展速度想配比，在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自欺”现象的发生。所以，避免或减少“自欺”现象的发生，应该着手解决微观组织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比如企业领导者自身的能力建设，领导力建设是关系到企业生死的大事，是一个学和习、知和行共同前行的过程，也是个人的“历练”过程，是企业家团队的、也是中层管理团队的和基层员工的一个逐步建设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个有清晰目标的行动，并且最终它通过决策体现，决策失误的减少，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欺”现象的发生。

　　陈功：企业家在中国是悲剧性人物，社会基础导致了现今的结果，那么基于目前的社会基础，“中国式自欺”可能根本无法解决。不过，从微观上来说，年轻人应该多读书，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提高个人的素质，为未来的成功铺平道路，因为理性是物质化的，想要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没有积累是不行的。

　　企业社会化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因为从自欺与自信、自欺与风险的关系上看，企业贴近市场会更好，与社会的距离不要过远，融合得越近越好，比如淘宝电商就是一种融合。

　　新媒体的运营已经为企业提供了融入社会的渠道，使这种融入变成可能。企业领导者应该转变意识，例如企业的团队中，与社会直接接触的并不仅仅是市场部，其他部门通过新媒体也能直接与社会接触。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信息不再经过层层过滤，这样会使企业领导者在决策的过程中回避风险，如果整个过程处于开放状态，那么就可能更多地接触真相。

　　□ 本刊记者 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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