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军用相机及侦察摄影在兵要地志的应用
- 来源:轻兵器
- 关键字:军用相机
- 发布时间:2010-03-26 13:09
日军军用相机
日本的军用相机种类较多，我撰写的《我手中的战利品：侵华日军的航空相机和航测地形图》一文[刊载于本刊2010年第2(上)期]中介绍了侵华日军的航空相机，而其同一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手持式相机则是六樱社公司生产的陆军型和海军型相机(“手持地上写真机”)。这两种相机都是使用大型干板作底片。我曾在日本1932年编撰的《航空写真术教科书》中见到过六樱社公司的海军型相机的照片。
另外，我手中有一架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是美能达公司1939年生产的、称为“军用二眼”的双镜头反光相机。这种相机使用6cm×6cm胶片，即通常所说的120胶卷。这款相机当时使用得也较广泛。
侵华日军侦察摄影在兵要地志上的应用
在摄影技术还没有广泛应用的年代里，日本军队地志中的插图和道路测图的写景图均为人工手绘。我曾见到明治17年(1884年)日本参谋本部刊印的《支那地志》(当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中，戈壁沙漠蒙古人图、伊犁准葛尔人图、四川山间图、长江上游水师战船图等都是人工手绘的。
照相技术出现后立即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军事摄影，准确说应该是侦察摄影，拍摄了大量中国预设战场的照片，在抗战前和抗战中编印了大量调查中国的各种兵要地志——即为侵华战争作战场准备之用的军事地理志。
我曾见到过1928～1945年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20余种中国兵要地志，其种类包括中国各省(日军将边疆省区，如甘肃、青海的兵要地志称为“事情”)、重要作战方向(如平津地区、南京上海地区)，以及江河兵要地志。
日军兵要地志编辑体例大致相同，是以文字、图，表约各占1／3的篇幅来表述其收集到的中国各省区和重要作战方向上的地形、交通、天候、通讯、卫生宿营及补给能力的军事情报。
中国各省兵要地志中的摄影
日军编制的中国各省兵要地志，运用较多的照片来直观反映情报内容，如1938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河南省兵要地志概说》中，将河南一些重要县城的城门、城墙、道路、黄河渡口、车船等运载工具以及地形照片附录在书尾。再如1943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中，用60余幅照片反映江西省的河川和地形，作为文字图表的补充。1944年编印的《湖南省兵要地志概说》中，将1941年8～10月长沙作战期间拍摄的53幅战场地形的照片汇编成附录，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行动地域兵要写真集”。这是日军参谋本部根据日军“吕集团”(即冈村宁次指挥的11军)所属的第3师团拍摄的战场照片编成的，足见其对湖南和长沙的重视。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仅2个月，1941年底又开始了第三次长沙会战，而这一次，中国军队大胜！胜利原因之一即是长沙的道路全部被中国军队彻底破坏，使日军坦克、重炮不易通过，火力难以发挥。我想这大概是极重视“作战路”调查的日军所始料未及的。
我国东北三省是当年日军进攻前苏联的出发地，因此日军极为重视该地区冬季作战行动的侦察研究。例如关东军参谋部于1935年秘密完成了《虎林-同江-富锦间冬季国境河川冰上交通资料写真》。另外，早在1931年日军《满蒙兵要地志概说》中就用照片反映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的道路、桥梁等地形、地物，并拍摄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蒙古包、喇嘛庙、用树木和草构筑的窝棚及半地下的“地窝子”等寒区居所，供其部队寒区生存时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铁蹄虽未能踏入陕西、甘肃、青海等边远省份，但也曾秘派特务拍摄了大量的城镇街景及民族宗教照片附在其兵要地志中。
重要作战方向兵要地志中的摄影
我所见到的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中国各省兵要地志中，照片只是作为文字、图表的补充手段。而1937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红色精装硬皮《武汉周边地区写真兵要地志》中是以摄影照片为主，并辅以地图，实际就是对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军事通道的摄影调查。全书分江南、江北两部分，共21幅要图。
抗日战争滇西作战史研究者余戈曾送我三幅日军盗印中国测绘的1：5万军用地图，其中有嘉鱼县这个长江边的军事重镇的地形圈。我在昔日进攻武汉的日军第6师团军官甲斐典世的回忆录《战地》“中支篇”中曾看到有嘉鱼一章，因而在翻阅《武汉周边地区写真兵要地志》时，目光本能地就落到了嘉鱼的图幅上。图中由北起长江边的嘉鱼县城、南到蒲圻的道路图(包括道路两侧的重要地形)，加上“由江上远望嘉鱼炮台”、“正面归龙口”等的大幅地形接片，以及水田边的道路、石磁镇的闸口、官桥、急造木桥等重要地物的照片构成。每张照片都在道路地形图上用号码标出相应位置，便于查找。
我曾在日本卷帙浩繁的画册《一亿人的昭和史》中看到武汉会战中，日军第27师团攻占辛谭铺以及师团长本间雅晴与参谋长原田义和等在辛谭铺前线的照片，因而也特别关注“辛潭铺-西坑塘”的图幅。在这幅兵要地志图中，在道路图旁附有中国军队架设的木桥、田地中的道路状态、河岸山边路、村镇附近小径，岩石露出地，急造木桥等具有特点的地形地物照片。
江河兵要地志中的摄影
关于日军的江河兵要地志，曾任日军北支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日记中写道：
“驻美大使馆武官平田正判转任波田支队联队长，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一大本有关中国长江及其沿岸防御的图册提供给我，看过以后，对美国平时调查的周密和重要文献整理、保密的精细感到惊讶。我们对文献的整理、保密及便于查找的方法不够重视，庞大的文件堆积如山，缺乏整理、修订、索引，形成一堆废纸。回顾过去，值得我们反省。”
当时日军编纂的中国长江兵要地志是否确如冈村宁次说的是一堆“废纸”？我曾看到昭和14年(1935年)，即抗战全面暴发的前两年，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编纂的中国长江兵要地志《扬子江案内全》。此书对中国长江两岸重要地区的历史、地理，包括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均作了绘图说明。
《扬子江案内全》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谋长冲野亦男在大正15年(即1926年)日军对长江沿岸研究稿本的基础上增补编纂的。此书正文之前还附有上海、南京、镇江、安庆、武昌、宜昌、庐山等沿江重镇的地理和文化景观，以及沉船、浅滩等52幅照片。
战史记载，1938年6～7月，日军攻占安庆和江防要塞马当后，迅速穿过彭泽、湖口、九江，沿长江一路直逼武汉。这本简要的长江兵要地志对当年日本的陆、海军作战行动起到何种参考作用，这是我想知道的，但惜无记载。
从日军兵要地志中的照片可管窥其军事上的关注点。初读日军的兵要地志会产生当年日军的情报侦察工作非常细致的印象。但从参谋业务角度看，日军所谓“写真兵要地志”其实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地图无比例尺，仅凭该图难以准确判断实际距离，二是桥梁仅有照片，但无长、宽、载重量的数据，因而对步兵以外的炮兵、装甲车、辎重车的通行能力无法判断……
后话
昔日侵华日军的军用相机大多被中国军队缴获并使用。而用这些相机拍摄的兵要地志却很少被我国军队缴获，绝大多数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4天与日本军旗一同烧毁了。遗留下来的日军兵要地志和照片从军事历史角度来看弥足珍贵。翻阅这些往昔的军事机密，我心难以平静。因为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战胜了那些当年穿着铮亮的马靴、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走出来、为侵华作战处心积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编辑／王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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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军用相机种类较多，我撰写的《我手中的战利品：侵华日军的航空相机和航测地形图》一文[刊载于本刊2010年第2(上)期]中介绍了侵华日军的航空相机，而其同一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手持式相机则是六樱社公司生产的陆军型和海军型相机(“手持地上写真机”)。这两种相机都是使用大型干板作底片。我曾在日本1932年编撰的《航空写真术教科书》中见到过六樱社公司的海军型相机的照片。
另外，我手中有一架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是美能达公司1939年生产的、称为“军用二眼”的双镜头反光相机。这种相机使用6cm×6cm胶片，即通常所说的120胶卷。这款相机当时使用得也较广泛。
侵华日军侦察摄影在兵要地志上的应用
在摄影技术还没有广泛应用的年代里，日本军队地志中的插图和道路测图的写景图均为人工手绘。我曾见到明治17年(1884年)日本参谋本部刊印的《支那地志》(当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中，戈壁沙漠蒙古人图、伊犁准葛尔人图、四川山间图、长江上游水师战船图等都是人工手绘的。
照相技术出现后立即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军事摄影，准确说应该是侦察摄影，拍摄了大量中国预设战场的照片，在抗战前和抗战中编印了大量调查中国的各种兵要地志——即为侵华战争作战场准备之用的军事地理志。
我曾见到过1928～1945年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20余种中国兵要地志，其种类包括中国各省(日军将边疆省区，如甘肃、青海的兵要地志称为“事情”)、重要作战方向(如平津地区、南京上海地区)，以及江河兵要地志。
日军兵要地志编辑体例大致相同，是以文字、图，表约各占1／3的篇幅来表述其收集到的中国各省区和重要作战方向上的地形、交通、天候、通讯、卫生宿营及补给能力的军事情报。
中国各省兵要地志中的摄影
日军编制的中国各省兵要地志，运用较多的照片来直观反映情报内容，如1938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河南省兵要地志概说》中，将河南一些重要县城的城门、城墙、道路、黄河渡口、车船等运载工具以及地形照片附录在书尾。再如1943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中，用60余幅照片反映江西省的河川和地形，作为文字图表的补充。1944年编印的《湖南省兵要地志概说》中，将1941年8～10月长沙作战期间拍摄的53幅战场地形的照片汇编成附录，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行动地域兵要写真集”。这是日军参谋本部根据日军“吕集团”(即冈村宁次指挥的11军)所属的第3师团拍摄的战场照片编成的，足见其对湖南和长沙的重视。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仅2个月，1941年底又开始了第三次长沙会战，而这一次，中国军队大胜！胜利原因之一即是长沙的道路全部被中国军队彻底破坏，使日军坦克、重炮不易通过，火力难以发挥。我想这大概是极重视“作战路”调查的日军所始料未及的。
我国东北三省是当年日军进攻前苏联的出发地，因此日军极为重视该地区冬季作战行动的侦察研究。例如关东军参谋部于1935年秘密完成了《虎林-同江-富锦间冬季国境河川冰上交通资料写真》。另外，早在1931年日军《满蒙兵要地志概说》中就用照片反映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的道路、桥梁等地形、地物，并拍摄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蒙古包、喇嘛庙、用树木和草构筑的窝棚及半地下的“地窝子”等寒区居所，供其部队寒区生存时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铁蹄虽未能踏入陕西、甘肃、青海等边远省份，但也曾秘派特务拍摄了大量的城镇街景及民族宗教照片附在其兵要地志中。
重要作战方向兵要地志中的摄影
我所见到的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中国各省兵要地志中，照片只是作为文字、图表的补充手段。而1937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红色精装硬皮《武汉周边地区写真兵要地志》中是以摄影照片为主，并辅以地图，实际就是对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军事通道的摄影调查。全书分江南、江北两部分，共21幅要图。
抗日战争滇西作战史研究者余戈曾送我三幅日军盗印中国测绘的1：5万军用地图，其中有嘉鱼县这个长江边的军事重镇的地形圈。我在昔日进攻武汉的日军第6师团军官甲斐典世的回忆录《战地》“中支篇”中曾看到有嘉鱼一章，因而在翻阅《武汉周边地区写真兵要地志》时，目光本能地就落到了嘉鱼的图幅上。图中由北起长江边的嘉鱼县城、南到蒲圻的道路图(包括道路两侧的重要地形)，加上“由江上远望嘉鱼炮台”、“正面归龙口”等的大幅地形接片，以及水田边的道路、石磁镇的闸口、官桥、急造木桥等重要地物的照片构成。每张照片都在道路地形图上用号码标出相应位置，便于查找。
我曾在日本卷帙浩繁的画册《一亿人的昭和史》中看到武汉会战中，日军第27师团攻占辛谭铺以及师团长本间雅晴与参谋长原田义和等在辛谭铺前线的照片，因而也特别关注“辛潭铺-西坑塘”的图幅。在这幅兵要地志图中，在道路图旁附有中国军队架设的木桥、田地中的道路状态、河岸山边路、村镇附近小径，岩石露出地，急造木桥等具有特点的地形地物照片。
江河兵要地志中的摄影
关于日军的江河兵要地志，曾任日军北支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日记中写道：
“驻美大使馆武官平田正判转任波田支队联队长，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一大本有关中国长江及其沿岸防御的图册提供给我，看过以后，对美国平时调查的周密和重要文献整理、保密的精细感到惊讶。我们对文献的整理、保密及便于查找的方法不够重视，庞大的文件堆积如山，缺乏整理、修订、索引，形成一堆废纸。回顾过去，值得我们反省。”
当时日军编纂的中国长江兵要地志是否确如冈村宁次说的是一堆“废纸”？我曾看到昭和14年(1935年)，即抗战全面暴发的前两年，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编纂的中国长江兵要地志《扬子江案内全》。此书对中国长江两岸重要地区的历史、地理，包括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均作了绘图说明。
《扬子江案内全》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谋长冲野亦男在大正15年(即1926年)日军对长江沿岸研究稿本的基础上增补编纂的。此书正文之前还附有上海、南京、镇江、安庆、武昌、宜昌、庐山等沿江重镇的地理和文化景观，以及沉船、浅滩等52幅照片。
战史记载，1938年6～7月，日军攻占安庆和江防要塞马当后，迅速穿过彭泽、湖口、九江，沿长江一路直逼武汉。这本简要的长江兵要地志对当年日本的陆、海军作战行动起到何种参考作用，这是我想知道的，但惜无记载。
从日军兵要地志中的照片可管窥其军事上的关注点。初读日军的兵要地志会产生当年日军的情报侦察工作非常细致的印象。但从参谋业务角度看，日军所谓“写真兵要地志”其实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地图无比例尺，仅凭该图难以准确判断实际距离，二是桥梁仅有照片，但无长、宽、载重量的数据，因而对步兵以外的炮兵、装甲车、辎重车的通行能力无法判断……
后话
昔日侵华日军的军用相机大多被中国军队缴获并使用。而用这些相机拍摄的兵要地志却很少被我国军队缴获，绝大多数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4天与日本军旗一同烧毁了。遗留下来的日军兵要地志和照片从军事历史角度来看弥足珍贵。翻阅这些往昔的军事机密，我心难以平静。因为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战胜了那些当年穿着铮亮的马靴、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走出来、为侵华作战处心积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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