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UIC副校长徐是雄：我们还不需要去冒险进行转基因商业化

　　徐是雄，1943年出生于上海，年少时随父母移居香港。曾留学澳洲，后担任香港大学植物学教授，在细胞学领域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副校长

　　2014年5月，《留学生》记者在UIC的办公室内见到了徐是雄——面容白皙，儒雅，正统，有着老一代海外留学生的风范。而在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各种话题表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

　　保守一词是相对于激进而言的。以他的话说，保守并不反对进步，而是尽量采取一种稳妥的方式去获得更多的进步。

　　徐是雄1943年出生于上海，年少时便随父母移居香港，后就读于香港拔萃男子中学。拔萃男子中学是香港当时为数不多的名校。

　　关于拔萃男子中学，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之久，但徐是雄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事情。“我记得当时的一位中文老师，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偷渡来香港的，他除了教授课本上的知识外，还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让我们读一些他为我们挑选的古文。”

　　“我的爱国主义观念就是在拔萃男校时形成的。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影响了我。”以至于从拔萃男校高中毕业，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就读时，他尽可能地带上了最多的中文书籍。他担心澳大利亚遥远的距离会阻隔他对祖国的感情，而中文书籍能解他的乡愁。“我带了很多书，其中有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文集》。”

　　徐是雄在澳大利亚度过几乎整个1960年代。在那里，生活并不容易。他说，墨尔本有很多港台留学生，我们家境都不富裕，所以都是采用一种半工半读的方式。

　　1970年，徐是雄回到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那时的港大，还是香港唯一的官方大学，这个大学，一是为港英政府培养官僚，二是培养留学人才。对于理科，港大连基本的实验室都没有。”于是，为香港大学建立理科学院、建立学科实验室成了他们这一代归国留学生的使命。而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争取教师平权。当时，港英政府为每一位外籍大学教师安排了高级住房，但像徐是雄这样的香港籍教师则需自己租房住。“外籍教师并不比我们厉害，在我们的斗争下，最终实现了各方面待遇的平等。”

　　徐是雄还是第一批回大陆交流的香港学者。那是在197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港英政府对于往大陆的学者都有严格的审查。徐是雄告诉《留学生》记者：“从香港过深圳的口岸时，如果发现你并非普通的探亲，会将你带到一个办公室去见两位官员，一位是移民署的，另一位是政治处的。想要出关并不容易。”但是，徐是雄和他的同事们有另外的办法，那就是取道澳门进入大陆。

　　“那个时候，我们去了北大，见了很多著名的教授，但内地高校是百废待兴，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徐是雄“很想为内地教育做些贡献”，但一直未能如愿。直至20多年后的2005年。这一年，他与原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在珠海创办联合国际学院，他们将这所全英语教学的大学定位为博雅型大学。

　　转基因研究符合伦理和法律

　　留学生：你在担任香港大学的植物学教授时，主要研究些什么？

　　徐是雄：其实，我并非单纯地研究植物。我是搞细胞学的，动物细胞我也研究。

　　回到港大后，我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植物的生殖方式。

　　例如植物生殖时，它的花房里面有一个卵子，花粉里有精子，授粉之后，它有一条花粉管进去，释放两个精子，卵子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精子可以得到结合的机会。这下问题就出来了，两个精子进去。那么它选择的机制是什么呢？或者识别机制是什么？这就必须从分子水平去解释。

　　留学生：你也做过关于转基因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转基因水稻方面。

　　徐是雄：是的，我发表过一些关于转基因研究的论文，其中有一篇是《绿色荧光蛋白标结合鼠Talin基因蛋白标记转基因水稻活体生殖细胞及精细胞的微丝架构》，我希望从分子水平去解释植物如何生殖。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做过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但那个时候还比较基础，我们所做的主要是如何提取基因，还未能做到将转出来的基因录入另一个生物体。而且那个时候提取基因的方面已经比较成熟，都是遵循一个程序。

　　留学生：你对于现在国内的转基因水稻研究情况了解多少？

　　徐是雄：我是一名植物学家，也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对于国内在转基因研究这一块有留意。但没有介入具体的科研。我也知道如今国内对转基因水稻是否商业化存在着很多争议。

　　留学生：那你怎么看这些争议？

　　徐是雄：一方面，我很支持转基因方面的研究，只要这些研究符合伦理和法律。我认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开拓，都不应该受到限制，在转基因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我是个保守主义者。在转基因水稻或别的品种的动植物方面的商业化上，必须足够的谨慎。也就是说，在不能确定它是否百分百安全时，应该持更谨慎的态度。

　　风险控制是第一位的

　　留学生：我曾经采访过华中农大的张启发院士，他对于转基因水稻不能商业化推广非常失望，因为他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3年前就拿到了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但是由于一些反对声，他无法将其商业化推广，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

　　徐是雄：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我只能说，对于转基因水稻食用的安全性，就算政府批准了，市民也仍然会有疑问：转基因水稻是否真的百分百安全？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因为风险控制是第一位的。将一种生物的基因转入另一种生物的遗传物质里面去，对于跨生物的遗传物质的交流，我们不太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假如这个控制得不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大家应该保险一点。如今，我们还不需要去将转基因水稻或玉米进行商业化种植，我们还不需要去冒险，还有足够的粮食吃。而面对粮食在将来出现更大的需求，我们应该将更多资金与人力放在传统的育种技术上，在传统育种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做得足够好，但似乎我们却要放弃了。

　　例如，我们中国的猕猴桃，是中国本土特有的，但现在新西兰在这方面独步天下，新西兰在传统育种猕猴桃方面投入非常大，并且做得很好，把我们完全比下去了。

　　留学生：据你了解，香港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怎样的？

　　徐是雄：香港的超市里没有转基因食品。对于这个，我认为现在传统种植的食品足够多，为什么需要转基因呢？

　　留学生：你在中医方面也有过研究？你对中医的态度是怎样的？现在社会上有一股反中医的思潮。

　　徐是雄：有一段时间我做中医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一些中医药材植物的多糖成分的研究。

　　我是支持中医的。但是我们在中医方面的研究做得不够好，不够让人信服。很多人反对中医，选择西医，那是因为现在的人过于急躁，有了病的时候，总想第一时间治好，所以选择西医。但这不是反对中医的理由。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必须发展中医，让中医科学化。现在中医研究在香港有了更大的发展，很多大学，例如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都设立了相关的研究室，而香港政府也在这些方面给予了支持。我们联合国际学院以后也会在珠海建立相应的研究室，至少我是这么设想的。

　　留学生：现在身为联合国际学院常务副校长，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徐是雄：2005年，我与吴清辉教授一起来到珠海创设UIC，已经过去9年时间。关于这个学校，具体由吴校长和你谈（详见下期《留学生》专访吴清辉）。

　　至于我在这个学校的工作，几乎是我什么都要管。我要管招生、管学校教学、教师招聘与福利，还有与内地教育部门的沟通等等，很多很繁杂的工作内容。但是我还能坚持，因为我们看到了将UIC办成国内一流博雅大学的前景。

　　文·本刊记者·梁为图·杨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