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准备好了吗?

　　我到太原的第一天，朋友发来短信询问：“中国污染第一城的感觉如何？”当时是下午，太原刚刚雨过天晴。我回说：“还成，比北京强。”

　　在太原的第二天，我站在迎泽桥头，看着头顶灰色的天空在迎泽大街的远端反而变成了蓝色——当然，这不是蓝天，这是霾害。看着四五千米之外的建筑仿佛水墨画一般在蓝色的雾气中晕开，我再给朋友发短信说：“错了，跟北京差不多。”

　　生活在北京，你总能听说有关太原的种种传闻。这两座城市的距离并不遥远，再加上最近几年北京房价暴涨，所有人都看见或听说或听朋友说“山西煤老板”们扛着麻袋来北京买走一栋楼的壮举。北京人对“山西煤老板”的艳羡与敌意，集中而成了对太原的戏谑与诋毁。比如那里鼎盛时期有着3000家“歌城”，比如那里空气严重污染，晴天看不到太阳，下雨就全是泥点子。再比如，太原街头的“悍马”比野狗都多。仿佛太原就是没有洗澡的迪拜，摔进煤坑里的拉斯维加斯。临行前，我自信满满，以为将看到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失落之城。

　　但我并没有看见满大街的悍马，也对这里的污染并不在意——灰霾而已，太原的空气质量确实比丽江、三亚、喀什这些城市要差很多，但相比起广州、北京和上海，这只能算是污染的“初级阶段”。至于歌城，太原的朋友们说，早在2002年，歌城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接替它们的“服务性”角色的，是一个个“洗浴中心”。这就和所有北方城市相差不大了。就我个人的粗浅阅历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太原的洗浴中心，显然无法和天津沈阳相提并论。

　　迎泽桥往东，太原最美的一条路。

　　于是，原本相当符号化的太原，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模糊。除了市中心的公园和几条主干道，这里的绿化很糟糕——但哪个北方城市不是如此？这里老国企的下岗职工生活艰难，小生意越来越难做，这里的道路坑坑洼洼，这里的房价节节攀升。试问，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之外，这难道不是中国所有城市的通病吗？

　　迎泽桥连接着迎泽大街和迎泽西大街，跨汾河而建。去年，桥东的解放路和迎泽大街刚刚完成改、扩建工程。今年，桥西的迎泽西大街和滨江东路再次开始全面封闭改造。太原人似乎已经习惯了出门就是工地的日子，热火朝天的工地、焦头烂额的交警、大鸣大放的汽车，这一切让我恍惚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城市早应该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城市主干道的改造，准备迎接21世纪的汽车爆炸——尽管有的城市准备得更好一些，有的城市准备得差一些。

　　迎泽大街是太原的标志。这条宽达70米的十里长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刚刚建好的时候，一跃成为中国仅次于长安街的“坦途”。以至于当时老百姓传闻说：“迎泽迎泽，就是要迎接毛泽东来山西考察嘛。”但毛终其一生都未踏足太原。实际是，迎泽大街起始于太原老城的“迎泽门”。“迎泽”与“承恩”，太原的历史就是对帝王的迎来送往，他们口中津津乐道的是1000多年前的李世民和武则天。

　　山西是一个坐落在煤田上的省份，作为其省会，太原一直没有从中得到过太多的好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山西的煤矿几乎都是无偿地调拨给内地。即使改革开放之后，煤的价格也一直没放开，成为中国仅有的实行“价格双轨制”的商品。这造成的一个奇观是，山西的煤矿运销系统成为中国最后一批“倒爷”，人人羡慕的肥缺。上个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广泛推行于从汽车到火柴的各类商品，无数人通过走“计划内”和“计划外”价差的漏洞，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这广泛散见于各个成功企业家的传记里，他们并不讳言原始积累的“灰色”。

　　如果不是因为2002年开始的“煤矿景气”，太原应该会和山西的其他城市一起，默默承担着国家赋予的角色，一步一步地发展，“山西就是中国的心脏，为整个国家默默地输血”。70米宽的迎泽大街，也会继续服役更长时间——不管够不够用，太原市和山西省都不会有这个魄力和财力，在城市的大动脉上，划上一条10里长的口子，进行一场彻底的外科整形手术。

　　但未来呢？太原做好准备了吗？在某个场合，太原市的一位中层领导曾经豪气冲云地说：“太原吃完了煤吃什么？吃文化！”

　　恰好我前一天刚刚参观了山西省博物馆，手舞足蹈地打电话跟朋友说，我终于看到了能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媲美的大陆博物馆，而且还免费。山西人确实在人文旅游上下足了功夫，但我依然怀疑，旅游和文化产业，能否填补煤矿挖空之后留下的空白。

　　我此行中见过的每一个太原人，都忧心忡忡地提起，煤挖完之后，太原还能怎么办。这种危机意识造成的现实选择是——即使煤矿企业再红火，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当上公务员。煤总有一天会挖完，但政府是永存的。

　　(姜明位摘自《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