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就是你一辈子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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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5-06 14:32
在上海戏剧学院旁边的一个咖啡店里,我多少内心有些忐忑,多年采访经验让我知道,导演很多时候比演员更难接触,要么脾气火爆拍摄现场经常开骂,要么沉默寡言回答简短到寥寥几字。而即将面对的关锦鹏,从1979年开始正式担任电影副导演以来,在这个圈子也摸爬滚打了30年,更是各大电影颁奖礼上的常客,而且由于他特殊的性取向,采访起来会不会多少有些局促和避讳。直到他跟助理的走近,我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了下来。身为导演,他足以儒雅;而身为被访者,他的从容淡定更是令我印象深刻。
得意与失意
每个做导演的人,内心对电影多少有种教徒朝圣的热忱,关锦鹏自然也不例外。从香港无线电视开始,两年助理编导的经验,才让他有机会在1979年正式开始迈入电影圈,对一个渴求电影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此他一直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看成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无论我小时候看电影也好,做了副导演看电影也好。我一直觉得做导演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得意,而且很自由,把工作看得很认真。同时在工作范畴中找到满足感。”
关锦鹏在1987年执导的电影《胭脂扣》是他电影风格正式确立的一个标志,这部电影对他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导演手法上,他采用时空交错、把过去与现在、回忆与联想、幻觉与现实揉和在一起,造成新颖独特的叙事结构,用80年代的视点去观察30年代的生死恋,成为香港新电影的代表作。在口碑上,这部电影获第八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及最佳作品奖,并获法国第十届第三世界影展金球奖、意大利都灵国际电影节评审员特别大奖;而在票房上,这部电影也成为香港当年十大华语卖座片之一,真正可谓是“名利双收”。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打击让他始料不及,“我必须要承认,《胭脂扣》的成功让我有点忘乎所以,之后有人找我拍《三个女人的故事》,就是中港台三地的女人在纽约生活,并且相遇所带来一串故事题材的电影,应该说,这个题材离开我自己蛮远的,我觉得可以驾驭但是实际上不行”。虽然,《三个女人的故事》在当年的“台湾金马奖”上提名10项并且最终拿了8项奖,其中还包括了“最佳故事片”这个份量很重的奖项。但是那一年他的最大对手来自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而当年的评审中有拥护侯孝贤的,也有反对他的。所以在关锦鹏看来,“某个程度那年的金马奖是个游戏,是‘拥侯派’跟‘倒侯派’的游戏,我觉得这个结果是一个游戏的决定,而不是真的电影的评定。我觉得好像自己的电影分摊了侯孝贤的奖项,你会注意到旁边有些人的眼光,其实跟我的想法一样,《三个女人的故事》怎么跟《悲情城市》比?无论从电影本身还是整个气魄来说,都是没法比的,我不是谦虚,这是事实。其实马上也就看出来,无论在台湾还是香港,《三个女人的故事》的票房都很差……。在那个阶段,可以说是我最失意的时候,但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沉淀,让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分析自己,做好自己的电影”。
别人给我标签,我从不给自己定性
香港电影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30多年来,这个约700万人居住的城市,一直拥有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所制作的电影数量,几乎超越所有西方国家,输出电影之多,只仅次于美国。而1979年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以年青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更是呈现“三魁报春、百花齐放”的兴旺局面,从筹划到摄制再到公映收回成本,电影工业流程更呈现出香港独有的迅速、机动、灵活、即兴的特征。在关锦鹏看来,香港电影工业走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商业取向的路线”,“哪怕所谓的‘自我审查’,也并不是有政治敏感的自我审查,而是针对我们要一个包装,我们要走一个市场,我们要照顾票房和观众。新浪潮的那些导演所带给香港电影的冲击是巨大的,那个时候是被鼓励开发你自己想拍的题材。那个时候我们常说,是香港电影黄金十年的开始,是被鼓励去做一些你个人的作品”。
但是从实际上来说,不管许鞍华或是张婉婷也好,谭家明或是严浩也罢,哪怕到后来的王家卫甚至是关锦鹏,他们在拍摄电影的时候,都非常在意对电影的包装。以王家卫为例,处女作《旺角卡门》便起用刘德华、张曼玉、张学友等一班大牌明星,《阿飞正传》就更不用说了。而关锦鹏1985年出道之作《女人心》也是找来正当红的周润发、钟楚红和缪骞人来主演,到第二部《地下情》,除了周润发之外,更有梁朝伟、温碧霞和蔡琴的加盟。大牌明星的号召力,自然是电影票房的保障。这跟台湾电影有着迥然的区别,当时的台湾一些导演,包括侯孝贤在内,都拒绝用专业演员,甚至培养新人,找非专业演员来演戏。因此,虽然有很多人都给关锦鹏冠以“艺术片导演”的头衔,但他却一直认为“人家要把标签放在你身上,是人家的事情,我们不会说‘我们是艺术片导演,王晶才是商业片导演’之类的话”。
《男生女相》,“出柜”之作
在关锦鹏的个人办公室里,同事帮忙整理好的他所拍摄的影片都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但是他自己却很少重看。即使是那么多年来,《胭脂扣》、《阮玲玉》等影片常常被人提到,他自己却都没再看过,哪怕是28岁的处女作《女人心》也是如此。对他而言,那些拍过的影片本身或许并不重要,他更看重的是拍摄和合作的过程。“之前的作品,有些内容或是技巧上的东西自己现在来看,都会多少有些尴尬。不过作为新导演,可以碰到很好的编剧和大牌的演员信任,如果我今天去否定之前的作品,我觉得对大家都不公平,我到现在依旧非常看重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对关锦鹏来说,有部电影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方,那就是1996年他拍摄的《男生女相》,这是他一个“出柜”的作品,也是他第一次正面自己的性取向。对此,他自己的理解是,“那个状态就是自然而然的来了”,但是分析他的家庭,不难发现这与他幼时的经历有莫大关系。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而作为普通家庭主妇的母亲必须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担子,在外面打工,一天做两份工,因为学历也不是很高,所以也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现在“钟点工”的工作,“我觉得,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爆发力,我不避讳地说,我观察我母亲,我研究我母亲,那个时候我是大儿子,她特别疼我。反倒那个时候,我跟我母亲是最靠近的。我经常问一些她在外面工作的状况,让她觉得很窝心”, 可见,向往女性、关注女性、认同女性,是关锦鹏最内在的“阴柔”心理基础。
幸好当时的运气也比较好,一班同事思想也都非常开明,对他也非常尊重,对他的工作能力也是非常认可,并没有因为他的性取向选择而不与他合作。有过多次合作的美术指导张叔平更是多年的好友,早在谭家明的《烈火青春》中,他们的合作就非常愉快。“我相信,张叔平肯定在我身上看到作为一个导演的能力,他关锦鹏有能力作为一个导演”,那种艺术上的沟通交流也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我们之间的默契根本用不着冗长的讨论,他做出来的东西,只有让我惊讶,只有我觉得比我想象当中的好。比如这次的电影,后来我们定了赵雅芝,定了刘嘉玲,他只听我讲了讲两个角色的安排,场面是怎么样的,我没再过问,他也就立马知道该怎么做了”。而像杜可风这种虽然笑称自己是“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但在关锦鹏看来,骨子里还是外国人,“他愿意听你的坦率多于听那种婉转的兜圈子,很少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同志,最起码在杜可风身边的电影圈没有像我这种勇气的人,所以他很认同我”。
关锦鹏身上女性的纤细特质,加上男人的身体,让他经常觉得自己是两个人在“照镜子”。“照镜子”的结果,往往让他发现很多女演员身上潜在的能量,“因为她们是女生,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一切表现都是女性应该有的特质。但其实没有深度挖掘,当她们碰到我,我往往会引导她们把内心的想法甚至一个动作眼神,给彻底地发掘出来。比如在跟邱淑贞的合作中,我就会说,我要是你我不会这样子。这个眼神不是说你滥情的妩媚,你多注意下你眼睛。”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多女演员乐于跟关锦鹏合作,她们也在跟关锦鹏的合作中完成了蜕变,甚至从偶像派或是性感派一跃成为实力派巨星。
现在拍《阮玲玉》,前期准备三个月足够了
现代科技的发达让仍然坚持用笔写东西的关锦鹏也暗叹不已,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不只拍电影,也会拍一些广告短片。以前或许为了准备资料要花上很长时间,但是现在有了笔记本电脑,上网搜集资料,效率要高很多。他笑言当时拍《阮玲玉》的时候光是前期准备就用了一年半,而现在,估计最多三个月也就足够了。
关锦鹏并不是思想顽固的人,所以新片《用心跳》也加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比如大胆启用新人,加入歌舞片甚至武术的元素,但是,里面细腻的感情依旧是他一贯的思想,“分隔在两个不同时空的一群年轻人,交往认识后再回去,隔着一个七十几年的时间的相互的思恋……那是一个征途,到最后我相信一个导演还是会有他自己的签名在他电影中。”
银幕背后的关锦鹏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多少有点“宅”,对他来说,最有安全感的时候一是拍电影时,二是在电影院里,虽然每次收工之后也会跟朋友一起喝喝啤酒吃吃饭,但电影确实在他生命中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时间。拍得女人情感戏多了,也有人问他,什么样的女人是他最欣赏的,他总是回答,“不单是女人,我觉得有勇气去做一些承担的人我都很欣赏。这其实也是我的个性,我吃亏有什么问题?让人吃到我的亏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因而很多熟悉他的人经常会打趣说生活中的他没个性,而他自己却认为“没个性正是我最大的个性”。采访的最后,当问到家庭的定义,他却一反常态,坚定的告诉我,“这是一个承诺,既然你选择了,你就要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