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家（陆家嘴）高峰论坛发言摘要

　　嘉宾致辞

　　王松奇：

　　“新常态”一词成为眼下中国最时髦的词汇。《人民日报》在8月5日、6日、7日连续三篇的系列评论以《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显现新特征》和《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为题，在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具体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政策涵义，简单概括说就是：（1）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2）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具体政策意向是调结构、挖潜力、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人民日报》是第一党报，发出的肯定是权威声音，但《人民日报》不是学术报纸，而我们从学术上对“新常态”进行分析时，也可以自由发表看法。

　　有人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再平衡，而《人民日报》总结的新常态的四个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中特别是“优结构”和“新动力”之说，恐怕只属于我们主观想达到的改革目标，能否实现还要看努力的结果。

　　如果一定要总结“新常态”特征似乎可以从经济增长新阶段的事实中去总结，大体有三：一是推动经济增长因素中出口与内需的再平衡；二是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三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上升。这三个特点本质就是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因此，可以将再平衡归纳为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

　　在我看来，有关“经济新常态”的解说无论是繁琐的还是简明的、权威的还是普通的，都漏掉一个新概念解释的必要环节，那就是语义学的说明。“经济新常态”，“常”者，长也，“态”者形势局面也，而经济局面涉及到“长”字，就至少要五到十年，方可与“长”字相匹配，因此，用这种语义学的“经济新常态”定义，似乎有许多问题还可继续思考。

　　所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持续的周期长度；现在是否已经在宏微观经济方面形成了稳定的可以总结出规律性的运行特征？在政府作用历来强大的中国宏观调控当局工具篮子里有很多可动用的反周期工具，工具作用空间也很大，我们要从学术角度进行严谨深入地再讨论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新时期“无衰退结构调整”目标。

　　新常态该怎么解释？新常态时期到底有哪些本质特征？中国银行业在这个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战略抉择，我们要怎样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所在：新常态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战略抉择。

　　（作者系本刊主编）

　　郑 杨：

　　银行业是金融体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结构下，银行业在支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十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生力军，近年来在国家管理部门的指导支持下，上海银行业加快创新转型，不断拓展业务发展空间，有力推进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了上海经济转型发展，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机构加快集聚。上海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汽车、金融、货币经济公司等已经超过了1300家，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上海金融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各类围绕市场发展的资金运营、资金管理等金融机构不断增多，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在沪设立总部型功能性机构。

　　（二）业务创新日益活跃。近年来上海银行业围绕着产业结构升级、实体经济的需求以及民生事业的发展，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在小微金融、科技金融、贸易金融、财富管理、跨界人民币业务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三）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上海已经成为外资银行在华总部主要的聚集地，截至2013年年末上海共有外资银行23家，占全国一半以上。此外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海必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

　　（四）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落户上海的央行征信中心数据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上海市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开通运营。为了鼓励创新，上海在市级层面设立了金融创新奖，不少商业银行创新项目得到了这个奖励。

　　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自2013年9月挂牌以来，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自贸区金融改革在制度建设、业务创新、市场平台搭建以及金融机构聚集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也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基本形成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制度体系。一行三会发布了51项金融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政策措施，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实施细则，大约有13个，特别是5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两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细则--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和审慎管理细则，为自贸区开展金融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第二，积极推进了自贸区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平台建设。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区内设立了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国际版已经获得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区内设立国际金融资产的交易平台。

　　第三，探索推出了一批有特色的金融创新案例成果。涉及到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创新、自贸区企业融资创新、支付结算创新、企业资金管理创新、对外直接投资创新等方面，商业银行是这些金融创新活动当中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四，聚集了一批金融和类金融的机构。中外资商业银行纷纷在区内设立了分支机构，到现在为止，在上海自贸区里面设立的“一行三会”颁发拍照的金融机构有37家。

　　新常态意味着新的机遇，同时也有新的挑战。希望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能够主动适应新常态，把握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机遇，加快战略转型，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争取在新常态中谋求新发展，展现新风采，迈向新台阶，取得新佳绩。

　　（作者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主任）

　　嘉宾演讲

　　盛松成：融资成本现区域性下降趋势

　　当前我国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最近几个月，前期实施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效果初步显现，总体来看，开始出现缓慢区域性的下降。这就是我们银行业一个新的常态。

　　融资成本区域性下降的依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标准化存贷款综合抽样统计系统所得到的数据（央行以近300家法人金融机构的3000多家支行作为样本，每个月采集1亿笔左右的存贷款信息，约占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的10%。这个系统既有存贷款量的统计，又有资金价格的统计；既可以生成存量数据，又可以生成流量数据；既可以提供分期限、额度、地区、行业和企业规模等多方面的数据，又可以根据分析研究的需要对这些数据予以灵活组合进行深度挖掘）。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2013年初至2014年一季度，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利率基本上呈上行的态势，2014年3月份新发放贷款利率比年初上升了17个基点，比2013年同期高了42个基点，但是我们发现从2014年的二季度开始新发放贷款利率的走势发生了改变，4月份利率上升趋缓，5月份开始下降，到了6月份金融机构当月新发放贷款利率降至6.7%，比利率最高的4月份低了7个基点，已经接近2014年以来各个月的最低水平，所以从二季度开始整个贷款利率出现缓慢的趋势性下降。

　　从金融市场看，2014年上半年短期利率大幅度下降，到9月10日一周的利率比年初下降了209个基点，下降幅度是很大的；七天回购利率比年初下降了218个基点；银行间市场的五年、七年、十年的国债收益率分别比年初下降了43个基点、37个基点和26个基点。银行理财、资金信托和余额宝等市场化产品的收益率基本上呈现回落趋势，7月份理财和信托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比年初下降了54个基点和42个基点。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是大幅下降的，但金融市场利率下降影响到实体经济，影响到整个融资成本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根据我们的综合抽样统计系统数据得出了三个结论：

　　第一，微刺激政策效果初步显现。201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的微刺激政策，4月和6月人民银行两次降准，促进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国内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信贷趋势，释放了部分流动性，政策效果从5月份开始显现，5月份当月新发放贷款利率小幅下降，比4月份下降了5个基点，6月份继续下降2个基点。随着中小企业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刺激政策的实施，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贷款利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二季度以来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新获得贷款利率比大中型企业下降得更为明显，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有所改观。其中微型企业新发放贷款4月份到6月份每个月平均降幅达到15个基点，而同期全部企业贷款利率月降幅是3个基点，说明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下降力度和幅度大于大中型企业。从所有制性质来看，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利率下降幅度大于国有控股企业，6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当月新发放贷款利率比3月份低4个基点，但是仍然高于年初水平，而非国有控股企业6月份新发放贷款利率比3月份低11个基点，比年初低4个基点，也就是说我们的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利率总体上比国有控股企业还高，但是它的下降幅度比较大，速度更快。

　　第二，信贷风险是决定贷款利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开始上升，贷款利率当中包括了风险议价的水平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从借款企业规模来看，2014年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不良率分别比中型和大型企业高0.54个百分点和1.57个百分点，我们总体不良率趋势是这样的，企业规模越小总体的不良率越高，所以6月份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分别比中型和大型企业高了49个基点和84个基点。那么从所有制性质看，我们6月末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不良率高于国有控股企业1.71个百分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6月份新发放非国有控股企业贷款利率比国有控股企业高45个基点。如果依风险状况对贷款收益进行调整，调整以后我们发现小微企业贷款收益率与大中型企业的贷款收益率基本持平。也就是说，把风险议价都去掉，基本上大中小微企业对银行来讲的收益率是基本相当的。所以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高风险是高利率的原因，高利率是高风险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风险议价的原因。近期我们微刺激政策精准发力，使小微企业的融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仍然相对比较高，所以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总体高于大中型企业，这是与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机制相适应的。

　　第三，利率市场化不是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当中，市场化产品越来越多，理财产品、余额宝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利率，整体上推高了银行成本，但是银行成本的提高并没有同步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上升，贷款利率上升并没有和存款利率或者说银行成本的提高同步上升，这说明利率市场化并不一定推动贷款利率的上升，未来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扩大浮动幅度甚至是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管理），那么存款利率将会走高，这是个趋势。但是理财产品等市场化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反而会下降。这是我们研究了历史上英美国家等国际经验以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市场化的金融产品受到原来管制利率的冲击以后，它的需求会减少，大量的资金会流向原来被管制的存款，所以最后的结果一方面是存款的上升，另外一方面是市场化金融产品的收益率会下降，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整体利率反而会下降。

　　目前我国企业融资成本比较高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一些市场主体，比如说地方融资平台存在财务软约束，对利率的敏感性不高，这个软约束的需求一方面推高了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对小微企业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其次，是由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与国家比较快的经济增速以及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等都有很大的约束，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是需要比较长时期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魏国雄：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应加强风险管理

　　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出现新的调整。如今我们正处在经济调整的时期，在经济调整过程当中必然带来银行业的调整，当然这个调整我觉得既有结构性的调整也有战略的调整。

　　经过我们前面若干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快速的发展，或者说带来了银行业的繁荣，所以现在银行也非常多，竞争比较激烈。但是随着经济出现了新的常态、新的变化，对银行业来说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尽管现在市场上银行业的新产品比较多、创新者比较多，但是对银行业来说，新常态更多的是一种模式的变化。过去我们基本上是在做一些传统模式下的银行。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银行的经营模式将在未来发生比较大的转变，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业务的发展，E金融、E银行将会成为未来银行发展的重要新趋势，或者新的模式。因为我们的风险管理模式、客户、产品、经营成本都迫使我们在模式上进行转化。

　　目前我们银行业的问题比较多，压力比较大。这里既有经济调整下行时期的外部影响，也有内部管理问题。我们解剖每一笔不良贷款的形成，这里面不可否认有管理的问题，也有理念的问题，比如说有些银行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偏好比较进取，希望能够发展得快一点，能够竞争力强一点。同时，对风险识别的方法、模式也有很多问题。现在信息越来越不对称，所以银行用传统的方式越来越难以获取更完整、及时、准确的信息了，而这些信息又是我们风险识别的基础。所以在未来发展当中必须要调整，必须改变。因为随着外部的市场变化，客户的经营方式模式也在变化，所以银行的风险管理经营模式也要发生变化。所以在新常态下，经营模式的变化对银行业来说更具挑战性，因为银行需要控制好成本，也需要控制好风险，管风险是需要成本的，如何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风险控制好更重要。我们现在面临的经营模式的挑战可能比创新一些产品更具有战略意义。

　　现在大家都在探索怎么样用好大数据，用大数据的理念来帮助银行做好风险的识别工作，因为现在企业都是跨区域跨国境的，它的经营模式又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经营的产品跨很多领域，跨很多行业，单纯的一种模式、一种方法、一种管理，是难以来做好风险管理工作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就要借助于技术，借助于信息网络做好战略转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战略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偏好也要相应地调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多地偏向于稳健。如果过于进取的话，很难做好战略调整。因为调整的过程不仅是模式上的调整，还有经营理念的调整，经营理念的调整是经营模式调整的基础，我们需要更加稳健的经营理念。银行要办成百年老店，稳健为本，稳健是基础。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银行的经营必须稳健，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在新常态下我们同样需要银行业有更稳健的经营理念来创新我们的经营模式，来更好地为新常态下的实体经济服务，做好金融产品的创新，我们的银行业会迎来一片新的蓝海。

　　工行目前要进行经营模式的转型，把更多的资源投到信息化建设上，打造一个全新的EICBC（E工商银行）。因为未来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新的经营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条件，所以将来物理网点必定会减少。工行现在的业务量基本上80%以上都是通过网络电子银行做的，过去工商银行最大的排队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几乎所有的业务都能在网上办。

　　目前的城商行很多还是太行政化了，行政的区块色彩非常明显，但是这个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概念将会越来越淡化。因为经营是全球的，跨区域、跨界限经营是未来发展所不可阻挡的，而且在网上办业务很多也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将来对于网络融资、网络金融、电子银行怎样进行监管，这是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

　　黄志凌：中国银行业的转型难题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都在找方向，截至到目前都还在探索之中。

　　危机之前全球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几乎是趋同的，大多数银行都是追求规模扩张，比速度、比收入、比地盘、比多样性、比新奇、比技术、比谁更能监管套利等，求大、求前、求广、求快、求新，很多大型银行涉足金融市场各个领域。国际排名上也将资产规模营业利润收入、绩效指标作为衡量银行好坏的标准，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种发展模式。当然也有一些银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比如坚持连锁和本土战略的法国银行，以资产托管为特色的纽约银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秉承上述模式和理念的银行，要么在法律意义上破产，要么在经济意义上破产，要么苟延残喘，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业一片狼藉。在此情况下监管部门开始反思，实施强制监管，给银行业安全画红线。危机之后国际监管改革逆转了银行业投行化的发展趋势，强化了资本要求，更加注重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管理，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

　　危机之后经济金融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银行业营利模式受到资本及市场约束被迫转型，寻求新方向的道路。几年前，新资本协议就银行监管达成了共识，在某种意义上指明了银行改革转型方向。但近年来国际银行业的实践归集并不统一，没有形成所谓的标准模式。许多银行在收缩，实施所谓的瘦身计划，放弃不成熟不熟悉的业务，比如花旗集团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到优势业务上，对非优势业务在实施缩减策略，汇丰银行宣布将关闭100家次贷业务网点；也有银行在扩张，如危机前的富国银行对美联银行收购实现了规模扩张，中国大型银行也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完成全球布局；当然还有一些银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策略定位，正在试错，也就是说全球银行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反思与变革。到目前为止，全球银行业的转型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方向和模式。

　　国际银行业都在找方向的时候中国银行业更是面临战略转型的难题。

　　首先，转型更加迫切。虽然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没有遭受重创，但危机之后随着全球经济步入漫长的下行期，中国经济结构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市场化改革在期待与疑惑中摸索前进，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国际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遭遇也给中国银行业敲醒了警钟，监管机构发布新监管协议，监管标准全面引入，资本约束显著加强；另一方面，应对危机在特殊时期内发放的天量贷款也为中国银行业埋下了大量的风险种子，市场化改革使得现有银行营利模式不可持续，引发银行对现有银行前景的悲观预期。

　　其次，中国银行业转型的方向和道路已经没有可以复制的标准模式。中国银行业和所谓的国际领先银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市场水平完全不同，这种市场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为我国银行业和欧美银行业横向比较带来了困难，很难通过简单的对比来否定某种发展模式或者肯定某种发展模式。中国银行业此次的转型与前两次转型完全不同，前两次是从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型、从国有商业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型，由国家统一设计，道路清晰、方向明确。但此次转型没有清晰的道路，完全依靠各家银行自己探索。中国银行业转型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市场改革的叠加当中进行，增加了转型方向选择与转型模式设计的复杂程度。一是市场机制改革，银行业不能眼睛只盯住国企，民企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需要银行业高度重视。二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使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增大，银行通过资产组合、定价模型、衍生品交易管理、对冲流动性，这些都是完全不同于现有银行业熟悉的系统风险敞口。三是三驾马车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与内需驱动的转变，这是一个过程。在此期间，投资与国际贸易领域的金融需求仍然十分巨大，但是随着消费占比不断提升和国民消费模式变化，消费金融将成为未来银行业市场战略的重点，届时将逼迫银行转型并真正考验银行经营服务能力。

　　未来中国银行业战略转型到底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尽管全球银行业转型方向还在探索当中，但是有几点是大家共同意识到的：首先是必须转型，其次是转型路径的目标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市场优势，进行与此相适应的内部体制机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目前是战略观察、战略思考、战略设计、战略选择的重要机遇期，更是战略风险管理的关键期，我认为，大型商业银行确定发展战略至少要考虑以下核心因素：第一，要有潜在的巨大市场。小银行关注局部区域性的市场，大银行需要分享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风险分散的好处，必须专注于相当规模或者高成长性的市场。第二，要有良好的风险收益结构。有些市场规模虽然大但潜在风险高，收益风险不匹配。第三，要有战略基础，包括现实基础或者是经过资源投入以后可以培育出来的能力基础，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根本性障碍。第四，要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第五，要确立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商业银行价值观。借助产品组合和风险管理技术帮助客户创造价值，或者降低成本。这种价值观越成体系越可以形成较大的客户黏性，持续时间越长就可以越长久地获得客户的价值回报。

　　无论是实施新的市场战略还是实施转型，都要具备坚实的经营管理基础，而且经营基础的建设也是战略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数据基础、制度基础以及人才基础。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乃祥：地方商业银行应积极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近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造上升到一个议题上来。接下来就从股权结构特点与现状、股权结构治理及存在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合理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与目的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建议展开说明。

　　地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现状与特点分为以下五类：

　　一是地忙财政局直接控股型的地方商业银行，占比最多。二是属于地方国有资本公司或地方企业控股型的，占比其次。三是股权较为分散，但国有企业或财政局占优先型的，比例较小。四是外资金融机构和战略投资人控股型的，比例也较小。五是职工股占优型，是极少数的。

　　股权结构及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股权比例不均衡。民资、外资股权比例受到了监管部门的一些门槛限制，有的只能象征性地参股不能控股，这是一类问题。其次，股权话语权差异比较大。国有股权即使占比不大，但是在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当中的话语权也是非常重非常大的。再次，行政干预。地方政府直接采取行政手段管理地方银行的人事权和经营控制权。第四，公司治理形同虚设。民资与外资股东不能享有与国资同样的话语权，董事会在人事管理、重大投资决策、薪酬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缺乏实际的权限，这些权利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干预控制。最后，经营机制的缺陷。董事会决策功能不足，内部制衡机制不健全，管理层在运营中缺乏独立性和话语权，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完善。

　　地方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造也到了关键的时刻，混改合理性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合理性。2014年7月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4年年中的总结会上明确指出，推进有条件商业银行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激发市场化发展活力。这是监管机构领导发出的声音，从政策的合理性讲已经具备条件。第二，理论合理性。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小，改革搏击面小，同时不涉及到大而不倒的问题，而且民营企业具备参与实力，可以作为银行改革的重要抓手。第三，现实合理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不仅可以阶段性地解决部分城商行、农商行资金不足，股权、话语权不对等，而且还可以从结构上、公司治理上扭转机制体制的缺失。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目的：

　　本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表现为产权清晰、相互制衡、提高机制效率。目的是如何做到削减和剥离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地方行政对城商行的干预十分严重。因此城商行如果想要快速地发展，就必须要在减弱和剥离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下功夫，如何进一步优化和清晰产权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脱离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状态也是本轮改革的重中之重。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以及手段：

　　我们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权混合方面来看，股权应该多元化、均衡化，同时需要降低国有资本的比例，优化股权结构，降低民资、外资进入城商行的门槛。从股权的平等方面来讲，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话语权要对等，要发挥不同性质的股东各自的优势。治理结构方面，公司治理应该要到位，要赋予董事会经营决策实际上的权利，赋予董事会管理层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的机制，减少甚至消除行政干预。董事会的成员应该多元化，在这里呼吁城商行在董事会成员中要引进更多的专家以及管理层持股等，从激励机制改革方面管理层长期持股是有效的途径，同时员工股权的激励机制应该要进一步加强。

　　（作者系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副总裁）

　　赵世刚：深刻理解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常态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点理解：（一）新常态经济是增速适度的，与潜在增长力相适应，有可持续性；（二）新常态强调环保民生，强调发展；（三）创造有利的经济制度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模式转型将对我们商业银行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常态下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资产质量的挑战。最近爆发了一些系统性的风险，包括行业风险、区域性风险，充分暴露了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当中存在的漏洞。资产质量的压力目前仅仅是刚刚开始，到今年年底，特别是明年上半年对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考验和压力将逐渐的显现出来。

　　第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资金成本的上升。活期存款比例在下降，取而代之是各种理财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这些产品都变向地提升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另外对现在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目前在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的前提下，企业接受不了商业银行这么高的贷款利率或其他的融资利率。

　　第三，资本管理的挑战。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充足率的管理规定是最严格的，很多商业银行达不到它的要求。但从当前角度看，监管将始终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特别是把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

　　第四，商业银行营利能力的挑战。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我认为2014年中国的商业银行大约能保持15%左右的利润增长，2015年大多数的中国商业银行都会保持在10%以下的利润增长速度。

　　第五，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挑战。这几年商业银行快速的发展，不是依靠单纯存款和贷款的投放，主要是依靠同业业务的创新和发展。现在监管部门对同业业务提出来明确的监管要求，特别是127号文发布以后商业银行在同业业务腾挪的空间明显受到压缩，对商业银行的营利能力提出挑战。同业业务的风险是存在的，单纯考核一个存贷比的概念远远不适合当前商业银行的状况，目前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加强对非信贷资产的风险管理，而不仅仅是对贷款利率的风险管理。

　　中国商业银行如何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银行发展战略。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带来的变化，作为商业银行要坚持审慎经营稳健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在银行战略、公司治理、风险偏好、业务结构等方面不断地调整完善审慎性管理要求，重新审视银行发展战略，客观评估自身资本实力和管理能力，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市场和客户的需求确定差异化的发展目标。

　　其次，加强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商业银行要形成对集团发展的长远目标有利的治理机制和结构。一方面是怎么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是怎么更好地激发商业银行创新的激情和提升商业银行创新的能力。

　　第三，明确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很多商业银行风险偏好是中性的，或者偏审慎的。在当前中国发展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要逐步调整到审慎。因为现在经济形势和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资产质量的管理带来很大的挑战。

　　第四，提升银行自身的业务结构。要做好自身业务结构的调整，包括资产负债的配制需要遵循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对单一行业、单一客户要严格总量控制，逐步调整传统资产业务模式等等。随着经济的变化，银行资产结构会发生变化，客户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最后，提升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的可竞争能力。在当下，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认真地总结如何在互联网金融上跟进形势、完善形式。互联网金融现在影响最大的还是个人银行业务，主要还是体现在移动支付、产品销售方面，对银行的其他业务和同业业务影响是循序渐进的。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平台的竞争、销售能力的竞争，利用平台加强产品的销售，发展更多自己的客户。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商业银行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果跟不上脚步就会被时代逐渐地淘汰。商业银行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做好互联网竞争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互联网可竞争能力。

　　（作者系渤海银行行长）

　　连平：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进入加上金融脱媒，当时业界一致认为这两个压力将对中国银行业带来很大的挑战，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两者对整个银行业的压力并不大。2008～2009年，全球百年不遇的危机，对西方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银行业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影响不大。中国银行业真正感到困难是从最近这两年开始的，现在银行业遭遇到的挑战是两面夹击式的战略挑战，在资产和负债两方面同时、持续地产生压力和挑战。

　　从资产的角度来看，首先，2013年以来，资产业务越来越感觉到有压力，产能不过剩的行业已经很稀少了，在信贷投放方面始终感到风险压力巨大。其次，目前资产质量的压力巨大，从2013年开始不良转为双升，未来恐怕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从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来看，不良资产反弹的压力持续上升，很可能今年的行业不良资产比例会上升到1.14到1.19。

　　通过压力测试来看看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巨大的风险。如果说GDP在未来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话（从现在大概7.5左右降到6.5左右），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会是一个什么态势呢？经测算，不良率将上升两个百分点。从现在的82万亿元信贷上升两个百分点就是1.6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就意味着现有规模的营利荡然无存。

　　从负债的角度来看，存款增速在最近一两年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存贷款的增速依然是很快的，但是存款的增速持续下降，从8月数据来看，存款增速只有10.1%，而贷款的增速是13.3%，且差距在进一步扩大。所以在目前存贷比考核机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确实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下一步中国银行业应该怎么做？

　　首先，改革。没有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整个银行业的状况不会发生积极的变化。改革涉及到银行业本身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中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城商行，比较多的是外部人控制、政府控制，不像西方的商业银行是内部控制。因此，从现在来看，我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空间是很大的，而且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前提是国有资产不能流失，且国家对主要金融机构的控制力不能松懈。

　　其次，转型。转型的推动力在于改革，改革不到位，内部的体制机制不能更多地向市场化商业化方向转变，转型也是难以实现的。转型涉及到内部的管理体制、考核机制、业务模式等，只要通过很好的内部体制、机制改革，转型不是问题。

　　最后，外部环境、市场环境。最关键的是从宏观管理、监管怎么创造一个跟市场化发展、跟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的环境相适应的监管环境，跟整个市场运营实际状况相适应的监管环境，这是放在监管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说不能及时地跟进这种变化，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改革的要求，还是沿用现有的监管方式、体制、模式，显然是不能适应新一轮的变化，需要加快利率改革，同时还需要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市场发生了变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整个市场竞争程度越来越高，所有监管体制模式需要很好地、及时地加以反思，做及时地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有助于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条件下银行业才能保持平稳地运行，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保证、保障、支持我们的经济能够获得平稳地增长，不断地改善质量、调结构，实现我们的目标。

　　（作者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存款外逃”是利率市场化下银行业的新常态

　　在利率市场化下，恐怕一个最大的“新常态”之一就是银行体系所面临的“存款外逃”问题。这里所说的“存款外逃”不是钱从银行跑掉了，而是钱从银行的“存款”账户里变到了另外一个不叫“存款”的账户。

　　观察过去的历史数据，在2003年以来的十年里，中国银行业负债当中存款的占比整体上持续下降，从过去最高的高达84%掉到现在的只有76%（参见图1）。

　　与此同时，各类投资理财迅速崛起。观察图2，目前我们的基金规模4.2万亿元，券商资管规模5.2万亿元，保险资产管理8.3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余额10.2万亿元，信托10.9万亿元，这些加起来总共达到38.8万亿元，比股票市值（截至2013年年末）的23.9万亿元高出了14.9万亿元（高出了62%），也显著超过了债券余额（30万亿元）的规模（如果只算信用类债券则规模更小），接近银行存款（100万亿元）规模的40%。一句话，各类投资、理财的规模早已不是可有可无、能够忽略不计的状态了。它们都是存款的有力“竞争者”。

　　为什么说利率市场化下，“存款外逃”是“新常态”呢？因为每一个利率市场化先行者那里，都曾经出现过存款的“外逃”。比如在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从1970年开始到1986年结束。在此期间，存款在总负债中的比例也是持续下降的。存款持续下降，与之伴随出现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典型标志就是货币市场基金的迅速崛起。观察图3左图，货币基金在1979年之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此后快速上升，与之对应的则是银行储蓄存款突然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由此对银行的负债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从图3右图可以看到，银行储蓄存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与之对应的则是大额定期存款在上升，定期的小额存款也在上升。这里的大额定期存款其实就是CD，这里的小额定期存款则是柜台面向普通人发售的几万美元的小额CD，它们实际上已都是CD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存款。

　　银行业面对着存款的外逃，监管者如果不及时做出政策调整，银行能够选择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需要监管者和银行共同努力。

　　第一，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应主要从银行存款外流，负债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及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的角度去考虑。过去几年我们刺激投资，银行资产中，中短期贷款的占比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负债方的流动性也因利率市场化而不断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相应提高资产方的流动性，即资产证券化。

　　第二，提高负债方的稳定性。我们要推进NCD的发展，发展直接面向企业和柜台的CD，拓展银行类企业发债的空间，让银行发债常态化。

　　第三，打破刚性兑付。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理财市场上有着强烈的“刚性兑付”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人不太在意资产的流动性，一个刚性兑付理财产品就是和存款一样安全的，但收益率却是存款的十几倍或几十倍。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低收益存款安全性的特性没有得到有力彰显。所以，需要打破刚性兑付，使得大家真正明白银行存款的低利率，是因为给投资者最安全的保障。

　　第四，取消存贷比。因为存贷比造成了存款定价的非理性。在利率市场化其他渠道不断竞争银行资金来源的时候，为了满足存贷比的要求，银行不得不在可能的条件下抬高吸收存款的定价。此时，扩大存款利率上限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政策部门现在允许把利率上浮到基准利率的10倍，所有银行也都会把这个抬高10倍，囚徒博弈下不提高利率存款就流失了，进而就不能贷款了。“存款立行”的业内信条就是因此而生的。

　　（作者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魏德勇：直销银行是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的转型方向

　　目前全球银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他的新兴力量正在挑战银行业的地位。客户行为正在发生变化，公司客户和零售客户的要求变得更高、更零售化、更倾向于跨机构发展业务，而科技也正在改变我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对竞争优势的定义。欧洲和美国的金融危机使银行业失去了社会的信任，这是银行业本身对内部和外部挑战的抵御能力降低。

　　监管也正在发生变化，监管要求银行重新思考自身的业务模式，思考在哪些领域开展业务，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竞争。因此，需要我们在一种新的环境下去更有效地竞争，赢得我们客户的信任。

　　ING在业内被认为是网上银行的先驱，并拥有全球最大的直销银行。ING直销银行业务模式顺应了市场发展趋势，客户越来越主动表达他们的意愿，客户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客户的体验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要求传统银行业务无法满足。它的特点就是直销，便于高效率、大规模和简单的产品。

　　中国市场已经具备发展直销银行业务的条件，智能手机的使用非常普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因此银行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服务和产品，以满足这些客户的体验要求，而往往这些客户的体验要求，现在传统银行无法很好地满足。

　　新的数字一代希望能掌握他们自身的财务，他们选择使用手机银行，而不是前往物理网点排队，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和时间办理银行业务，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优惠的价格，他们更希望能够通过手机享受银行的便利服务，他们还希望银行能够提供简单透明的产品，而不是复杂无法解释的产品。这就是银行面临的新常态，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新常态，国内银行需要采用新的科技，使自己具备金融创新的能力，以应对新的客户趋势。

　　（作者系北京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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