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富于民 请先减税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减税
  • 发布时间:2010-06-21 11:06
  从极端的深圳富士康N连跳,到克制的佛山南海本田停工,都以企业大幅涨薪换取事态缓和平息。一股涨薪潮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地方政府纷纷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中央政府部门专家亦提出“国民收入五年倍增计划”。

  但是,纵观全局,如果员工涨薪不能与政府让利、企业减负、放松管制、拓展企业生存和盈利空间同步,中国经济未来可能滑向失业和滞胀的泥潭。

  注意刘易斯拐点

  多年来,中国廉价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这得益于人口红利,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高出生率时期的出生人口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受制于农业自身的低生产可能性边际,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当年这一代人怀揣改善家人生活的理想,离乡打工,能够吃苦耐劳。现在这代人已步入中老年,在所工作的城市既无户籍也无住房,更难以融入当地的文化与生活。随着年龄增大,身体状况退步,内地收入水平提升,他们更愿意返乡工作生活。

  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广泛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新生代打工族多来自独生或者少子女家庭。其中的90后面孔是伴随着上网吧玩手机长大的,与其他同龄人无异。他们不但在数量上不及上一代,性格上也忍耐力差,敏感脆弱。两代人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影响了他们对低端工作的接受度和对薪资收入的要求。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已从1990年的25岁上升到2010年的34岁。平均年龄增大显示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已成强弩之末,人口结构折向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就业增长开始推动工资上涨。

  20年间,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收入未现大幅度增长,但生活成本已然大幅上升。随着制造业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长期受到政府和企业压制的薪资水平有内在调整的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行业内竞争激烈,利润率普遍低于3%。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订单减少,很多制造类企业难以为继,纷纷关门歇业。如果此次涨薪潮大规模蔓延,加薪幅度过大,而企业各类显性和隐形负担不减,生存空间受制,将影响整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存。目前,这类产业吸纳了中国最多的低端劳动力,大规模失业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增加员工收入,需要政府让利于企业。政府首先需要减轻企业的税收和各类费用捐助负担,为企业加薪腾出空间。而现在政府但凡遇到问题,习惯于增加税种和税率、强化征收以调整结构。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如果一味强调企业对员工的责任,而不实质让利于企业,加薪潮蔓延只会导致两类后果:利润低、竞争力差的纷纷倒闭,社会面临大规模失业难题;利润稍高、竞争力稍强的则会将成本消化一部分后,直接向下游转嫁。这样宏观经济就必然会走向增长失速、实际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加剧的最危险“滞胀”格局。

  减税是重要手段

  1998年至2008年,政府全口径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已从20%上升至32%,财政收入多年大幅超越GDP增长,金融危机过后,近期又重新回至超过30%的增长率。这种税费征收方式大幅压制了企业盈利和长期发展空间。

  近年来随着各项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企业的用工成本不断攀升,原材料涨价、地租上升,其他各类开支也都在明显上升。加上各类行政审批和行业管制的增加,导致大量民间资本退出实业领域,或者不再新增投资,企业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和实物商品市场进行各类投资和投机,无法发挥资本的再生产作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国民经济只能更加倚重房地产和各类基建投资。甚至各级政府为各自利益,纷纷设立各类投融资平台,成为市场参与主体,直接参与利益瓜分,形成房地产和基建相关投资对国民经济的绑架。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税收是政府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形式,本质上对企业和个人减税也是一种再分配格局。如果企业面临盈亏平衡和转型阵痛,减税无疑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政府投资和信贷刺激已经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错失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调结构”机会,政府不能再次将保就业、促稳定的责任全部推给企业。政府在对企业减负的同时,还应该增加民生支出、扩大社会和医疗保障、压缩政府规模、清理各类准政府组织。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减轻个人所得税,这同样涉及收入的合理再分配。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企业发展,才会惠及雇员和社会。企业有更大盈利空间,才有能力将更多收益分配给员工,有更多税收贡献给社会。中国社会当前最主要矛盾就是政府及准政府组织在收入分配中拥有强势地位,在分配格局中占比过高,导致全民贫富差距扩大。权利阶层、垄断企业雇员成为改革利益的攫取者。

  政府不能再倚靠数量庞大的工人挣着微薄工资,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来创造GDP了。用GDP增长来掩饰各种矛盾,拖延其爆发。员工有权伸张自身权利,不应以牺牲广大民众的福祉来换取经济增长,应由全民共享社会财富增长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社会财富在全民中的合理分配,也有利于拉动内需,消费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福利经济学中社会总福利的提升并不代表所有个体或者群体净福利的提升,但是如果广大的低收入者都难以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成果,个人收入长期低于GDP增幅,就只能反映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不科学。

  此前,在涨薪问题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建议:一方面推行劳资工资集体协商,另一方面探索税收优惠等措施在内的新思路。这显示政府在调整收入分配上的思路正在转变,而这也是我们希望的:摆脱国福民穷的格局,最终实现还富于民、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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