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为绿色核算绞尽脑汁 绿色GDP离我们有多远？

　　在全球减排的大趋势下，改变传统的不计算环境资源成本的GDP核算体系，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很多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众所周知，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的所有产品和劳动的市场价值，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这个概念最初是从1934年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写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1944年召开的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做出重要决定，把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总量的主要工具。因其具有诸多优点，此后GDP一直占据经济数据统计的王者宝座，西方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甚至用“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样的溢美之词，来评价GDP。

　　尽管GDP在衡量经济总量和规模方面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但也存在各种先天不足。其中最受诟病的是，GDP无视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非市场产出等因素。GDP概念创始人之一理查德·斯通也提到，“社会分析所依赖的三根柱子，分别是经济研究，社会人口研究和环境现象研究”。

　　例如，一家钢铁厂生产了500万吨钢材，这带来的GDP可用钢材的市场价格衡量，但钢铁厂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恶化、居民健康损害、治理污染的投入，却和这家钢厂的GDP无关。

　　其实，对GDP概念的调整几乎从它一问世就开始了。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就提出了“可持续收入”的说法，他所说的可持续收入的意思是，从国民总收入中减掉自然资本（土地和环境等资源）、人力资本等资本的折旧。从那时起，经济学家、科学家们苦思冥想，为把自然环境和资源等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付出了很多心血。

　　多国为绿色GDP核算绞脑汁

　　数十年来，学者和机构在修正GDP算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由于自身的不足和限制，至今还没谁能完全取代GDP的地位，但这些成果对“绿化”GDP不无裨益，对更准确地衡量经济发展状况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联手提出了名为“经济福利指标”（MEW）的核算模型。MEW不但要从GDP中扣除产业污染和交通堵塞等产生的社会成本，还把休闲产业、家政和义工等产生的价值加进了GDP，后面这类经济活动在传统上长期被忽视。

　　打个比方，某位香港男子以不菲的价格请了一位菲律宾女佣打理家务，菲佣的收入经过申报后可计入香港的GDP。可是日久生情，该同学迎娶了这位美貌的菲佣，从此免费享受高质量的家政服务，太太的劳动当然就无法再被计入GDP里了。而MEW却能通过自身的统计模型，估测出这部分未付工资的工作的隐形价值。所以，托宾和诺德豪斯被视为可持续发展核算方式的先驱。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里佩托等人进一步探索了自然资源损耗带来的影响。他们提出了折旧计算的说法，主张将环境恶化成本和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从GDP中扣除。

　　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用“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替代GDP。两人计算了美国从1950年到1986年的ISEW，发现美国的GDP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后仍继续增长，但普通美国人的经济福利并没有跟着水涨船高。两人经过分析和计算，认为生产增长不一定导致福利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的外部影响（如环境恶化）和收入分配等。按照ISEW算法，消费者的支出应该加以调整——减掉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再加上没在市场上交易的有价值产品（如家务劳动）等，最终形成的数值才能说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ISEW的国际影响力较大，除美国外，英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瑞典、智利、芬兰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对自己的ISEW做过统计。芬兰的统计结果证实了戴利和科布的分析结论，那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和环境危害的增加，导致个人经济福利下降。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全球热烈响应。

　　1997年，德国经济学者恩斯特·魏茨察克与他人合著的《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为绿色经济和绿色GDP提供了新理念。作者认为，在促进增长之前必须先弄清楚增长的目的、受益者、成本高低、增长持续时间和是否符合地球发展规律等问题。如果人们不注重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GDP的增长就会被“补偿性劳动成本”抵消掉——这些成本包括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被延误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回收利用以及社会秩序混乱等。作者认为，若想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有如下手段：一是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二是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三是发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换个活法。

　　印度可能会成为绿色GDP核算实践的下一个亮点。2009年，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称：“让科学家统计绿色GDP是可能的，印度统计学家普罗纳布·森正在着手工作，到2015年印度的GDP数字将计入环境恶化的经济成本，并加以调整。”

　　让GDP变绿还面临难关

　　上述的各种新核算体系，都基本体现了注重环境保护的倾向，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大趋势。但这些新指标自身有各种不足，要取代GDP仍任重道远。

　　GDP要变绿的最大难点，就在于资源耗减之类的成本，只有转化成数字之后，才能代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式。但是，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气候变化造成的民生损失这类现象，变成数字用货币加以衡量，谈何容易？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环境资产是不可交易的，既然不可交易也就很难估价。依赖各种推测和假想毕竟不够严谨。

　　一个有争议的案例，是英国《自然》杂志1997年刊登的文章《世界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价值测算》，该文估算了自然环境能为人类提供的所有服务的价值。该文把全球生态系统划成17个项目（包括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食品生产、土壤维护、森林、湿地等），分别进行估值，然后把这些项目的估值加起来，数值在16万亿至54万亿美元之间，平均值约为33万亿美元。在估价方法上，这项研究采用了所谓的“支付意愿法”，即如果生态系统的服务提供了价值50美元的森林木材生产力的增值，则受益者愿意为此支付50美元。

　　一些绿色GDP的积极倡导者对此比较乐观，认为随着人类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后会有更精准的估值方法。即使对一些自然资本的测算不够完美，这种调整后的GDP还是要比原来的GDP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下面的这个案例说明，绿色GDP的施行还要面对政治阻力。戈尔诺特·瓦格纳是美国非营利环保组织“环境保卫基金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其网站上公开披露，1993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开始回应公众对GDP算法的关切，有意开展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核算的初步结果在1994年发布，结果显示：GDP数据夸大了矿业公司对于美国财富的影响。这立刻引起了矿业公司的不满。1995年，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产煤区的民主党议员，发起了一项针对1995年拨款法案的修正案，停止了对美国经济分析局的GDP修正工作给予拨款。

　　芬兰成为绿色核算先行者

　　放眼全球，虽然国际社会在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构建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成熟的核算体系，但国际社会对森林、水、土地、矿产和能源等自然资本可为经济带来的巨大价值，已有高度共识。部分国家先走一步，先行开展了本国的自然资本核算，以利于更好地做出经济决策。芬兰就是这方面的先驱，该国早在1985年就建立了芬兰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

　　芬兰的森林覆盖率约有70%，森林产值占芬兰GDP的5.7%（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年世界森林状况》）。因为管理有方，芬兰森林每年的增长率超过了采伐和自然原因产生的消耗。在对国土上的自然资源进行核算时，芬兰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资本进行了精心核算，内容主要分三部分：一是森林资源的分类核算，包括资源实物量核算、森林质量指标、森林资源价值量估算三个方面，为此编制了三套账户来实施森林核算体系。二是环境保护费用支出的核算，包括环境保护投资、能源供给、空气污染控制、废水管理、废旧利用等7项内容。三是编制NAMEA（全称为“包含环境账户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采用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与环境数据相连接，利用实物量计算环境数据，再转化为环境指标，由此计算出绿色GDP。

　　除了芬兰，非洲的肯尼亚也设立了森林核算账户。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显示，加拿大、荷兰和挪威每年均开展能源核算，为在减排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提供参考依据；博茨瓦纳和澳大利亚则汇总了水资源核算结果；菲律宾政府已承诺在开采矿产资源之前对其进行核算；纳米比亚已着手进行野生动植物和渔业资源核算。

　　可以说，各国对绿色GDP的提出、研究和实践，体现了世界大趋势下新的经济发展观，是对传统核算体系的改进，意义重大。但人类要找到一套科学、可行和完善的绿色GDP核算方法，还面临一些有待跨越的难关。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世界银行、英国《自然》杂志、维基百科等网站及相关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本刊主笔 刘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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