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放军中……

　　1948年12月，昌平解放。当时正是解放军包围攻打北京的时间。我看了黄河宣传队的演出，受其影响，我喜欢上了手风琴。12月，我正式参加了解放军19兵团65军。当时昌平公安局长解峰介绍我参军（后任河北省省长），北京当时还未解放。我是背着家里偷偷参军的（第一次受阻），当时年仅14岁。母亲是个小学校长，当时在河北怀来晋察冀知识分子训练班学习。在进军太原出发的那天，要离开昌平了，我才告诉父亲和姐姐弟弟们，他们拉着我的手，有些恋恋不舍。在出发走的时候，父亲在西街一个商店的门市部和我打招呼，说以后多来信。临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姐姐和弟弟们拉着我的手，有些恋恋不舍。我姨哭着说，你妈妈不在，也不知道你参军走了，回来有多难受呀，我说出去闯闯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我出发的第一天，是向昌平的西部阳坊方向走，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等于我们追着太阳走。我对自己暗示说，我是在追求光明，前途一定远大。在进军太原的路上，是很辛苦的。每天行军都要100多里路，有时180多里。行军太累了，有时上山拉着马尾巴走轻松点，都感到太幸运了。脚上都打了血泡。思想当时真有点动摇，有点后悔。心想，参军时，是为了拉手风琴而来的，现在连琴也没有，情绪有点低落。当时领导和同志们发现我思想的波动，给我及时的帮助。讲了些道理，说是为人民吃苦是有价值的。你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行军走累时看到人民群众热情地给解放军送鸡蛋、茶水，又鼓励教育了我。我当时还穿着便衣，一路人民欢迎子弟兵，敲锣打鼓，欢迎的队伍总要多看我几眼。有的说，这是青年参军，有的说，这是解放军的便衣队。

　　领导看到我的心思，把我送到193师政治部宣传队。我见到了宣传队的同志们有男有女，看了他们的演出，又有手风琴，我特别高兴，心里乐开了花，我抱着手风琴爱不释手地练习，总算达到了目的。

　　因为我从小就酷爱音乐，会弹风琴，所以学起手风琴来很快。

　　当时那台手风琴只有18个贝司。

　　真是好景不长。193师宣传队接受了任务，去改编北京起义的国民党94师的部队，编入我们65军。说带着我一个新同志不方便，又把我送回军部。在回军部的路上，因为我穿着便衣，执勤部的战士认为我是逃兵，就把我扣住了，怎么解释都不行，后来把我送到了军部，看到了给军部的介绍信，宣传干事知道了真相，哈哈大笑一场。

　　然后又把我送到195师宣传队。当时昌平和我一块参军的还有四位同学，继续向太原进军。当时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对部队的生活越来越熟悉了，革命道理知道得也越来越多了，和老同志越来越熟悉了，情绪稳定了。开始思考人生的目的了，把自己投入革命的大熔炉锻炼了。

　　老宣传队员教我们学打锣鼓、拉胡琴、学画画，可惜就是没有手风琴。我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的书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开始学会做鼓动棚的工作了。比部队早走先到山顶上，等部队过来时做宣传，帮他们消除一路的疲劳。我说快板、演双簧、呼革命口号，如“谁是英雄汉，谁是松光蛋，到了山顶上，咱们看一看”，等等。等部队都过去了，我们再急速前进，赶在部队前到达，是非常辛苦的，次日还这样做鼓动棚的工作。一路上我还在可以写标语的地方写一些革命的口号如解放全中国等等。

　　另外派我到连队去教歌。连队100多人，队列整齐，这么隆重的场面，连长代表向我行了礼，请我教歌。当时我年纪还小，真有些不好意思，我当时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了太原外围，我们和18兵团、20兵团会师了，准备要打仗了。我们师的任务是打太原南门。前面敌人的据点“北乌城”。我被分配到掩埋烈士和看管俘虏的工作。太原阎锡山的碉堡是很牢固的，杀伤力很大。白天我对他们进行喊话宣传，晚间时双方对峙，互相发射子弹。我看到了闪亮的枪弹，真正体会到战场的火药味。

　　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烈士很快抬下来了。其中有一个副营长连头都炸没了。我现在有些觉悟了，觉得他们为解放全中国而牺牲，我应该把他们的遗体掩埋好。可是死尸是僵硬的、冰凉的，我也不知道害怕了。我鼓起了勇气，拿起纱布，把他们全身的血迹擦干净，穿上了寿衣，装入了棺材（打仗时部队同时运来的），写了烈士家属通知书。这样连着做了14个遗体的工作。晚上睡觉时觉得特别得累，但觉得做了心安理得的事情，这样才能对得住烈士和他们的家属。自己觉得为革命能够做一点事了，感到欣慰。

　　太原战役打响了，俘虏分期分批地押下来了，由我军特务连看押，我去给他们讲话。我现在已经穿上了军装，带上了八一帽徽，心里可美了。因为我虽然年纪小，但个子高，也有点军人的气质了。我当时可威风了。因为解放军的伟大，我是其中一员，觉得自己的形象也高大了。我的口才是不错的，用北京话流利地给他们讲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给他们介绍全国的形势，让他们丢掉幻想，从心里向人民投诚。俘虏队伍里有军官，也有日本人。到晚上时他们因为有夜盲眼（在太原吃不到盐），互相拉着走路。按照上级的指示，把他们分成三部分队伍。第一种没有受伤的，第二种受轻伤的，第三种较重伤的。我宣布，“老实点，不要没受伤说假话”。忽然有一个俘虏军官走到我的面前，想送我一把高级的刀子，和我套近乎，对我说，听您的口音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请您多关照。

　　当时真想要这把漂亮的刀子，可是想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硬是没敢要。

　　太原是1949年4月24日解放的，活捉了国民党的将领孙楚、王靖国。部队打入太原国民党的公署，我军缴获了一台8贝司的手风琴。虽然那么小，但我当时喜出望外。它伴随了我一年，才换上了大手风琴。

　　这时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中说，“我学习回来，知道你参军走了，我哭了，哭得是我没有亲自送你走；但我又非常高兴，高兴的是你从小就赋予正义感，做军人是你的性格，你要好好注意身体，前途是光明的”。我觉得母亲经过学习，我们革命的共同语言增多了。

　　太原解放后，在山西平遥县正式成立了65军文工团，正式宣布我是手风琴演奏员。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真比金榜题名还高兴。手风琴它伴随了我一生，给我带来了乐趣与荣誉……

　　经过适当的休整，要进军大西北。为了使文工团员的思想有飞跃的进步，把我们下放到连队里去，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行军。我被下放到193师578团3营8连，这是攻打太原的英雄部队、特工连，军委授予他们的奖旗是“尖刀的尖刀”，打仗勇如猛虎，排长马万新是特等功臣。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进军陕西。一路天气炎热，行军任务很重，每天都要走100多里路，从晋中、到晋南，路过榆次、临汾、运城等等。我们在禹门口过黄河。部队多木船少，我们在黄河边宿营等候，什么铺的也没有，把夹被铺在地上，清早醒来时，被子、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谁也不叫苦。在过黄河时，我们所乘的船和别的船相撞，差点翻了，连长还风趣地说，我们差一点革命到底了。

　　这时我的思想已经很稳定了，自己觉得我是解放军的一员了。

　　一路上人民热爱子弟兵，使我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天下无敌。英雄部队的战士们拿我当小弟弟一样，一路上帮我背背包，给我讲战争的故事。一次在行军路上，我实在口渴，弄了一点不干净的水想喝，战士抢过来就给我倒了，当时我觉得他太生硬了，后来我想他是多么关心和疼爱我呀。

　　在英雄战士们精神的感召下，我的思想开始起变化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在和部队、和解放战争靠近了。战士们的思想教育了我，我把部队当成了自己的家。我知道为谁打仗是个根本问题了。部队的战士求战情绪是那么旺盛，克服困难的决心是那么坚强。和他们同吃、同住、同行军，对我一生的思想感情和素质的提高有了很大的促进，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在我的脑子里开始形成。

　　我的心中胸怀全国了，爱憎分明了，也不嫌战士们没有文化、身上有味了，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攻打兰州的时候，地势对我们很不利，遇到阻力，我军牺牲了许多人，我去参加追悼会时，一个团就剩几百人了，烈士们没有看到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成家，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欢乐，他们为了革命把一切都牺牲了，现实美好的生活他们都没有享受到，想起他们，我就很难受。遇到什么为难的事，一想到烈士们，我就什么都想通了。

　　党给了我智慧和勇敢，指点我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军队给了我军魂，在我的气质和性格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能更快得接受革命思想，我也自发地、强烈地跟着党走，使我有了远大的理想，有了雄心壮志，有了乐观的情绪。使我知道，做什么人、为什么人、爱什么人了。

　　在进军兰州的时候，到了甘肃平凉回民地区（我是回族），我到清真寺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按照回民的风俗，买了羊让阿訇去宰，清真寺里的阿訇们、回民群众高兴极了。他们觉得共产党不但没有杀他们，而且对他们还那么尊重。他们高兴地动员了许多毛驴来帮助我军运送病号。

　　回到部队后，部队的领导对我非常满意，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我热爱部队，热爱手风琴，他们都羡慕的对我说，你那么年纪那么小，参加了军队，有那么好的口才，太好了。我自己也觉得，走上了参军的道路，前途也越来越宽广了，也越来越热爱生活、追求真理了。一路不管多么累。我也要练习手风琴。

　　兰州解放后，休整片刻，又进军宁夏。一路行军，下雨路滑，真是不知道摔了多少次，又爬起来。但是情绪也是乐观的。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银川庆祝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成立。宁夏解放了，我们和宁夏军区合并了，住下了。上级号召我们砸死宁夏扎根，当祖宗。解放军不仅是个战斗队，还是个生产队，我们又开始生产了。

　　开荒是很累很累的，我当时年纪小，一铲一铲的，我觉得比行军还累还单调，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只能这么做，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更进一步的锻炼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还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自己也有自豪感了，手风琴也拉得有感情了，有时中午也不休息，拉得很通顺，如小歌剧《兄妹开荒》，以及一些独唱的歌曲，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喜从天降，苏联一架飞机出了故障落在银川，机上人员是去玉门油矿帮我们开采石油，一个前苏联人叫葡萄（音译）的手风琴拉的好，通过组织给我上了几次课，使我大开眼界，使我的手风琴进步更快了，这位前苏联人可以说是我手风琴的第一位老师。在宁夏驻军时，我们走遍了宁夏的各个县去演出，去宣传，加强军民关系，我也得到了锻炼。一天我到军部去。政治部陈主任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家正在寻人启事在找你，我看了，哈哈一笑，原来母亲正在着急地通过组织寻找我呢？

　　1950年9月份，我累病了，住院了，忽然，有一天晚上，文工团派人找我，部队要离开宁夏，出发了，保密也不说去哪儿，希望我出院和部队一块走，我当时身体很弱，舍不得离开文工团的这些同志们，坚决要求出院，和部队一块出发了。组织上照顾我，我和马国光一起坐汽车走的，到陕西咸阳，部队行军到后，乘火车，装东西的火车到山东的藤县，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到了山东换了舒适的装备，朱德总司令亲临检阅，来了好多慰问团演出，我才知道要去朝鲜了，我们当时都非常高兴和激动，相信我们解放军能武善战，认为美国都是野兵，在思想上藐视他们，我们也赶排了一些配合抗美援朝的节目，我当时拉的是《王大妈要和平》，起了很大鼓舞作用。

　　休整数日，又乘坐火车到了辽宁本溪桥头镇，准备跨过鸭绿江，投入作战。

　　晚上，团长找我谈话，说把我留在祖国，去音乐学院学习，不过江了，不入朝了。我当时哭着恳请团长不要把我留下，怎么请求都不行，最后，他说，你要服从命令。我只能哭着走了，回到班上，同志都在开会，准备明天出发，我只好把他们睡觉的被窝铺好了，等他们开会回来入睡，次日清早，下着小雪，他们出发了，我和他们握手道别。

　　我到北京总政治部报到后，想抽时间看望家里人。急忙回到母亲的住所，父亲在，母亲在教育局开会。我又急忙到教育局去找母亲，我在她背后叫了三次“妈”，她才回头，见到我回来，她意外地高兴地哭了。我当时已经身着军装，佩带华北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感到无比自豪。母亲说，组织对你这么好，教我供你上大学，我都没有能力。我的姐姐带我到回民学院来见院长马玉怀（当时回民支队领导人），引以为荣的介绍我，没想到我得弟弟变得这么好。后来，因中央音乐学院没有手风琴专业，总政治部把我介绍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刘志明送我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当时已经迁到哈尔滨）学习。当时院长是塞克。我见到了多年崇拜的音乐家李杰夫、安破、寄明等等，我的手风琴教师是前苏联人，他叫马尔斯克·弗兰克。我学习的班是干部培训班，学员都是各省的音乐领导负责人，我和他们相处的很好、打成一片，他们都比我资格老，水平高，对我帮助很大，他们都很喜欢我。在学校学习期间，我们义务的修参加抗美援朝飞机鲁迅号，我用手风琴为大家豉劲，起了很大作用。和同志们一块[排练演出，对我的学习起了很大促进，我还是学习的班代表。我非常珍惜我的学习机会，并主动去南岗烈士纪念馆参观并宣誓，同志们在朝鲜冰天雪地作战和工作，我在祖国学习，是他们给我的学习机会，幸运的轮到了我的头上，我宣誓一定好好学习，求得好的成绩。在学习期间，受到东北军区的领导关怀，给我们买了很多书籍，每天给我们买牛奶，八一节日专门给文会餐，我感到解放军这个大家庭格外的温暖，我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成长。鲁迅文艺学院帮我打开了音乐的大门，对今后的演出和教学的深度的表现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志们都非常喜欢我，参军以来真是一路顺风、一帆风顺。

　　学校通知我部队上来电，工作需要叫我入朝，我当时又激动又留恋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我高兴的要离开学校入朝了，学校师生给我开欢送会，宣布保留学籍，欢迎有时间再来学习。

　　我赶到了辽宁的安东，找到了65军的办事处，坐着汽车唱着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到了朝鲜，一路上都是封锁线，只能夜间行车，白天休息，美国的飞机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投下照明弹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炸弹，战争的浓烟比起太原战役要浓得多了。我们当时所乘的汽车都是前苏联的小嘎士车，有的就被炸弹击中了，司机牺牲了，车毁人亡。一路上我也看到我们的高射炮在抵抗，但是美国的空中飞机声势浩大，我们的司机已经锻炼的既机智又勇敢。

　　可是当时冰天雪地，汽车怕滑坡翻车，都在汽车的轮胎上捆上了锁链，以防滑坡，所以不可能开的很快。后来到了开城65军文工团，见到了同志们，相聚是那样的高兴，我见到同志们更坚强了。都迫切想听听我的手风琴拉得怎么样了，他们听后说比以前好得多了，我才松了口气。我迫不及待的想到我军最前线去，为战士们拉拉琴，看到我军战士的斗志、士气，我和小组的几个人到了最前线，在坑道里防空洞里给他们演奏手风琴，他们听后，备受鼓舞，因为战争生活太枯燥了，听到了手风琴声比什么都高兴，想像可以和世界最好的乐队一样的享受，我们和敌人相隔一条小河，距离只有50多米，我对着敌人的阵地拉起了手风琴，对他们郑重的宣誓我们正义的声音，让他们知道我军的素质，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仍在解放军纪念馆中展出。我们演出小队与人民军和朝鲜人民联欢时，手风琴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说中国也有手风琴确实是音乐没有国界的，我和马国光合作，他演唱的防空哨之歌（指导部队夜间行车）特受欢迎。在一个联欢会上，十几个节目有八个以上要有手风琴伴奏，虽然很累，但我觉得光荣。尤其演出的《一粒子弹一包糖》备受欢迎。在拍《抗美援朝》电影第二集中，我在坦克部队给他们联欢演出，纳入了今天的电视片《较量》中。因为我在朝鲜工作中表现突出，获得两枚三等国际军功章，受到青年团的通报表扬。

　　我和另外一名同志赵洪跨过了沙川河67高地，深入生活，了解战士，就更加危险了，敌人向我阵地不断的发射大炮，有一种炮叫空中炸，打过来时，尘土飞扬，把我和赵洪跨都埋在了土里，我喊着他的名字，幸亏没有受伤。在开城期间，我见到了音乐家王辛，作家巴金等，他们给我们很大鼓励，他们说朝鲜的战士唱《歌唱祖国》比祖国人民唱的还要响亮。巴金作家说，战士在防空洞中养花，说明他们热爱生活，根本没有想到牺牲二字。我才体会到只有热爱生命的人才能产出最大的勇敢和智慧，当时人们称我的手风琴是战士的冲锋号。有些坑道只能通过电话听听我拉的手风琴，也高兴得不得了，热闹起来，我体会到我存在的价值，我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之一，为正义而战。每当战士要过河打仗时，我和小组同志们给他们拉琴唱歌，给他们鼓舞士气，送他们出征，战士向我们表达决心，等我们回来给你们抓几个俘虏，这时我军已经发展布炮协同作战了，我们感到高兴，炮弹都是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射向敌人的，我们在坑道里生活得很艰苦，吃的都是炒面和饼干，没有水喝就吃点雪，更进一步提高了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1953年，志愿军举办文艺汇演，我的手风琴独奏获得三等奖（未设一、二等奖）受到十几个军文工团的好评，说我年轻有为，年仅19岁。

　　在开城板门店交换战俘，我送走的俘虏穿得整齐，恋恋不舍得离去，我们欢迎回来的战俘，我们痛哭流涕，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很深得印象，我们的大标语写着：欢迎祖国大怀抱，当时美国正用细菌战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也勇敢的和战俘们握手，叫他们心安一些。

　　回国后，我被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飞跃提高的阶段，参加了大型的演出，和地方文艺团体接触多了，我随文工团的一部分人去马主席家为他伴舞演出，见到了毛主席、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我并主动地找机会并和他握了手，感到了无比幸福。1956年我又随着北京京剧4团和贾士骏、马国光、马玉涛，为朝鲜的五国中立国演出，我是第二次入朝了，又到了开城，在联欢晚会上，我高兴的拉琴唱歌，感慨万千，感到变化是多么的大呀！我是出发前的头一天结的婚，团长说，对闪源昌太残酷了，我说，没事，服从组织。

　　57年我有幸被送往沈阳音乐学院学习，我的音乐素质又提高了一大步，对我今后的演出和教学又提高了一步，我真是幸运儿。1959年战友文工团接到新的任务，到西藏慰问解放军平叛部队，乘火车后改乘由青藏公路入藏，一路空气稀薄，那时我们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文艺战士，西藏演出后，我们十几人的小分队又到西藏山南地区和麦克马洪洪线，战士那么艰苦，生活那样的枯燥，小人书都翻坏了，见到我们去都哭了，说军委的首长在想着我们，我觉得又做了一件心安理得事，哪里艰苦，我到哪里，战士们听我的琴声，我感到欣慰自豪。

　　三次到山西，我是三种身份，三个时代，文化的标志。1949年，解放太原，1982年我是解放军教师带领同学从晋南演到晋北，看到当年太原的战场，现在已坐汽车去了，第三次，1995年我坐飞机去太原，以国家音乐家评委去考级，三次变化多么大呀！当年的手风琴才八个贝司，现在考生都使120个贝司了。

　　二次入兰州也是如此。49年兰州解放，那样的条件，97年我坐飞机去当考级评委。人们的素质提高又多么快呀！

　　1986年我二次和总政歌舞团合作到海南岛西沙群岛演出慰问演出，那里的战士太艰苦了，献出了青春，七个岛屿我都去了，我觉得经常想到我们的战士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能忘掉的职责，我也受到了教育。在惊涛骇浪中为战士工作，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1995年，我带军艺的本科生去美国堪萨斯参加国际键盘式比赛，金伟获得青年艺术家组金奖，为祖国赢得荣誉，世界日报报道，中国选手首次夺魁。

　　1997年我带学生去德国克林根塔尔参加第36届国际手风琴比赛（相当于现今的奥运会）114名他排位第十四，使我的手风琴水平在和国际水平接轨。

　　文/闪源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