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话语权的架构

　　国际话语权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利关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结底是国际利益的博弈。国际话语权源自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但它本身还有着内在的深层架构。笔者认为，可参考荷兰符号学家托伊恩·A·梵·迪克(Teun A. van Dijk)和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法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对话语和权力的架构分析方法①，将国际话语权分为国际制度话语权、媒介话语权、学术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和民间话语权五个范畴。

　　一、 国际制度话语权

　　国际制度，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行为体意愿汇集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认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②是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系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组织；二是国际机制，它是各国政府为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明确的规则；三是协约或惯例。③制度话语权就是利用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机制来使自身话语合法化、权威化，从而限制他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力量。约瑟夫·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具有“制度权力”。④在《软权力》一书中，他使用了“塑造国际规则”的提法，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国际规则，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⑤他提到的“制度权力”与我们这里所谈的制度话语权是近似的概念。

　　国际社会需要有一定的规程或行动准则以对国家形成某种联系及制约，作为沟通交流、寻求共识和解决纠纷的途径。而一个国家参与和主导国际组织的数量、驾驭国际组织的能力及其联盟体系都会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国国际话语权的强弱。随着国际制度因应世界局势而逐步发展，各国逐渐意识到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在国际机制中的参与度，增加设定议题的能力，提升国际传播力，以期其他行为体认同并接受本国的立场，从而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决定。近年来“金砖国家”一直呼吁要增加在IMF的投票权，实质上也就是要求提升自身在国际制度方面的话语权。而去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更是金砖国家寻求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重要表现。

　　二、 媒介话语权

　　历史的塑造是由拥有权力与知识者所掌握的，而所谓“真相”只不过是取得论述权力主流位置的群体所提出的解释版本。社会是由语言以“知识”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现实”。若一个人借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被他人视为“现实”，这便是他拥有的权力意志的体现。媒介话语权就体现在这里。

　　媒介构筑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塑造了自己和“他者”，制约着特定群体的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它们在传播话语、建构异国形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体现出一种权力的声音。通过决定信息的生产、流动和对世界的解释，媒介塑造了大众头脑中的图景，也塑造着整个社会意识中的图景。尤其是在信息化、科技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传播技术全面彻底地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人类的生活进行了立体式包围，而人类对媒介的依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媒体已经成为一种主宰性的权力，其塑造“现实”的能力正日益加大。

　　国际新闻是“国际事务话语斗争的延伸”。今天，不管是独立的媒体还是受控制的媒体，都成为一种裹挟着庞大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塑造能力的新兴权力，成为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权力的新的权力载体。而各个国家媒介话语权的能力，取决于该国对国内和国际传媒的驾驭能力，以及对信息的控制、整理及传送的能力。在一个声音和观点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里，所有的国家行为体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最终取胜的是能讲出“最好故事”的那一个。

　　三、 学术话语权

　　学术的意义在于通过思想的积累和传播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学术理论本身属于一种较高级别的“话语”。而所谓“学术话语权”，“就是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以及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在“权利”的层面，学术话语权主要表现在：1.有创造更新权，即学术话语的创造和更新的权利；2.意义赋予权；3.学术自主权。在“权力”层面，学术话语权主要分为：1.指引导向权，即运用学术话语对思想和行动予以制约和规定的权力；2.鉴定评判权，即运用学术话语形成价值判断，并将判断结果予以发布的权利；3.行动支配权，即通过学术话语对生活进行渗透性影响，从而达到对生活行动过程支配和控制的效果。⑥

　　学术话语权有助于为国家建构一个理性而专业的政治决策形象，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这些“知识”以及由这些知识建构的社会“现实”，从而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学术话语权的产生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高质量的学术话语，二是传播学术话语的平台。学术质量是学术话语权的逻辑起点，强势的学术话语是由高水平的学术质量所造就的。因而一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发达的国家及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会控制学术话语权。此外，学术话语必须要经历社会的认知和接受才能转化为权力。因此传播、展示学术话语的平台也非常重要。一个覆盖面广、传播力强的传播体系往往对学术话语权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要提出的是，除了学校和智库的科研人员，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影响世界的理论观点，这也属于一个国家学术话语的组成部分。学术话语权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引领社会发展、解释社会现象、建构社会实践、制定判断标准和设置学术规则等等，是一种无形的实力和珍贵的社会资源。在国际社会中，学术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对历史的解释也基本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这些国家提出了大量的学术领域的研究论述，基本上主导着国际关系的走向。

　　四、 文化话语权

　　文化是权力性话语符号的系统，它具有教化的本质，具有权力的属性。文化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

　　葛兰西认为，文化发挥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所谓“文化霸权”，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否心悦诚服地被接受、认同等合法性问题。⑦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思想，指出弱势文化被迫屈从于更高一级文化的安排，东方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依据自己的想象、认知、剪裁和一系列过滤机制，按照自身的需要构建出的关于东方社会、文化、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体看法。在东方形象的传播过程中，除了以经济军事实力作为基础之外，文本也起到了异常强大的作用。对于遥远的异类文化，西方人大多会采取“文本主义”的态度，而这些文本是西方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来描述的。因而文本在传播和强化东方形象的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甚至“享有比它本身所描述的东方现实更大的权威”。⑧在萨义德看来，“他们无法表述自己”，因而“他们必须被表述”。在关于东方的讨论中，东方却失语了。

　　今天，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与传统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相对应。与他国人民进行文化交往成为“实施政治影响的一种途径，也是加速向其他社会进行经济渗透的催化剂”。⑨在利用文化话语权方面，美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自20世纪起，美国充分利用其流行文化——从爵士乐、好莱坞电影和牛仔裤到米老鼠、可口可乐和巨无霸，增强美国国外政策的全球影响力。这些文化标志、口号、品牌已成为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美国营造了一个优越的国际话语权语境。

　　五、 民间话语权

　　民间话语是与官方话语相对应的概念。相对而言，官方话语往往通过文件公告、法律法规、新闻发布会、大众媒介等载体传播；而民间话语，包括各种民间组织、个人的话语虽然也能在大众媒体有所体现，但它还是有其独立的话语空间。当民间话语突破国家界限，它就上升为国家话语一部分。从内容上看，民间话语既可能与官方话语统一，也可能与官方话语矛盾或相悖。当由于某种原因官方话语缺位时，民间话语便自动成为官方话语的补充。

　　民间组织又分为国际性民间组织和国内民间组织，目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具有很强国际活动能力的国际性民间组织。据联合国报告统计，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在1951年只有832个，但现在全世界有接近2.9万个。⑩它们的种类形形色色，包括基金会、劳工组织、志愿组织、行业协会等。其所发挥的作用从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疾病防治、发展援助到推广西方民主，可谓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今天，民间组织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就连联合国等重要的全球性国际政府间组织也日益重视并借助民间组织的作用。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民间话语力量迅速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民间话语对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作用日益突显。在以往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统治”大众传播的年代，官方话语从生产方式、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而民间话语往往以民谣、轶事、传闻等形式出现，传播渠道也主要限于口耳相传，传播范围和速度非常有限。尽管有些民间话语也能通过大众媒体表达出来，但仍然处于“把关人”的控制之下。而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Web2.0平台的迅速壮大，民间话语得以先于官方媒体进入新型媒介平台，对官方话语的绝对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由于网络的传播无远弗届，民间话语有了更多的机会突破国家界限，上升到国际话语空间，成为与官方话语并列的国家话语。

　　需指出的是，虽然民间话语从概念上是与官方话语相对而言的，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可以不同，但应该统一于同一个国家话语体系。只有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统一时，它们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提高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反之，如果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相悖，它就会破坏官方话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大打折扣。因此，打造强势话语权，绝不能忽视对民间话语的引导和利用。

　　国际话语权的这五个范畴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比如，一方面国际规则会引起媒体、学术界及民间的讨论，从而形成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又会成为一国制定政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学术界、文化组织和民间组织也能借助国际机制的构建强化自身力量，或者通过大众媒体宣传扩大自身影响力。此外，它们之间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以智库为例，它是构成一个国家学术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同时也可能属于民间组织，也在民间话语权的范畴；又如，大众媒体所传播的话语，既包括官方话语，也包括民间话语。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一个国家在某一方面拥有话语权并不能保证其国际话语权的强大。实际上，这五个方面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一个的强大往往可作为另一个合法化的理由，同时，某一方面的削弱也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产生负面影响。一个国家唯有提升自身在国际机制、传播媒介、文化、学术及民间话语文本中的力量，才能使不同领域的话语均具有议程设置的能力，进而驾驭国际话语权。

　　「注释」

　　①托伊恩·A·梵·迪克将话语分为指令性话语(如规则、法律等)、制度话语(说服形式的话语)、叙事性话语(民间社会的文化话语)和规定性的话语(学术话语)四种，这种分类可被视为具有话语权力结构的研究雏形。诺曼·费尔克劳将建构全球化程序的话语分为：政府机构（国际、国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学术分析和民间社会5个范畴。参见：Fairclough， Norman. Language and Power， Longman. 1989. p.17. 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of Language. Longman. 1995.PP.91-110； Teun A. van Dijk，Structures of discourse andstructures of power， In J.A. Anderson ed.，Commun ication Yearbook 12，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p. 18-59.

　　②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186.

　　③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9， pp.3-4.

　　④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33~34.

　　⑤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4， pp.10~11.

　　⑥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⑦【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⑧Said， E.W，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s of the Orient， Harmondsworth：England， Penguln. P 93.

　　⑨Chas. W. Freeman， Jr.， Arts of Power：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ashington，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44.

　　⑽祝鸣：《解读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新民晚报》2012年3月9日，http：//xmwb.xinmin.cn/xmwbusa/html/2012-03/09/content_30_1.htm。

　　张焕萍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