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有一句名言，叫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体现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原则的作风。2015年6月是陈云诞辰11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笔者搜集整理他一生中实事求是的典型事例奉献给广大读者。

　　1935年年初，著名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到遵义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黎平会上确定的，但博古对此提出异议。当时，参加长征的中央常委只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4人，所以，周恩来于会前找张闻天和陈云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

　　张闻天表示还是应当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赞成张闻天的意见，于是周恩来下决心，维持黎平会议的原议。

　　陈云原先对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并不很了解，只是感到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会上，他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了解了情况，发言时坚持从实际中讲原由，分析了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强渡湘江的生死存亡之战）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立场坚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坚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在他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一起努力下，会议终于决定取消长征初期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和党，奠定了长征胜利的基础。

　　在“大跃进”时期，钢产量的指标被一升再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将1959年钢的生产计划定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当时，陈云由于在反“反冒进”中被批评为“离右派只差50米远”，“大跃进”开始后又被视为“右倾保守”，处境已经很不好。但他不顾个人得失，对这个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不对外公布钢、煤、粮、棉四大指标。

　　1959年年初，当毛泽东找陈云谈话时，他仍表示，当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在3、4月份召开的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陈云的意见表示赞赏。会议经过进一步压缩，把钢的指标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40万吨。

　　会后，毛泽东对这个指标仍感到不放心，委托陈云专门研究一下。陈云集中精力，用近十天的时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可以定为1300万吨，相应的钢材指标定为900万吨。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调整了年度钢铁生产计划。执行结果，当年实际生产钢1387万吨，钢材897万吨。陈云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妥善处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对稳定经济和市场起了重大作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和王震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毅然决然地提出：参加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应当重新恢复他在中央的领导工作。

　　负责会议简报的人要求陈云把发言中所谓“敏感”的话去掉。但他明确表示，发言登不登在简报上是你们的事，但话不能改。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未能在简报上刊登。尽管如此，由于陈云在党内长期形成的极高威望，他的发言还是不胫而走，为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面临的这两件大事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为了继续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为会议设置了只谈经济问题的框框。陈云不顾压力，又一次率先在小组会上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先要解决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列举了陶铸的历史冤案、彭德怀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的严重错误等6个问题。由于这几个问题都是触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上刊登后，立即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使这次会议开成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以后，邓小平又在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正是因为有这些重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胜利召开。

　　陈云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同时很注意保护提不同意见的干部。为了鼓励大家解除顾虑，他总是告诉同他谈话的干部：在他面前说话，“左”可以“左”到“左倾机会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说：“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共产党员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

　　（责任编辑：亚闻）

　　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