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是民间的生存智慧”——专访摄影师马宏杰

　　我现在看到西藏的照片都烦，都是一样拍法，满脸皱纹，一脸沧桑，很少有自己的想法。

　　拍摄《中国人的家当》时，马宏杰时常各地奔波，不仅花费不菲，有时还会遇到危险。有一次在西藏拍摄，他被狗咬了一口，血流如注，躺在担架上马宏杰想：就这样死了到底值不值？伤好后，他依然继续上路。

　　马宏杰打算做一个纪录片，还是拍家当，“最好是拉开阶层，东西南北都选几个典型的人家。”而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家。

　　一生努力完成普通人的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的家当》的拍摄对象为什么多是贫穷者？

　　马宏杰：他们没有人说自己是穷人。他们觉得家就是杂乱的组合。他会说，我家也有这个东西，不会说这个破烂、那个破烂。至于生活质量，就是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他们一生的努力就是完成普通人的生活。

　　我与中科院的一位博士聊天，他说要不是读博士，也和他们一样。即使中产了，生活好了，如果遇到大病大事，瞬间打回原型。在没有大事的情况下，你的生活质量可能比他们高，而他们一直都是这样，这就是区别。

　　《瞭望东方周刊》：从画面上看，你拍的人大部分都很乐观，实际是这样吗？

　　马宏杰：对，没有一个人悲观，这是民间的生存智慧。他们也没觉得自己穷，对社会也没有吐槽，只是对有些基层官员有抱怨。比如有个水库家人，他说，你不要来和搅我就行，别今天收这个费、明天收那个费。很多中国人一旦有了权力就很张扬，就会向弱势群体施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没觉得自己幸福指数不高。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些人能不能代表中国人？

　　马宏杰：我觉得能代表大部分基层的中国人。基层在中国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人口数量。总理也不否认中国还有上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你想想这个数。中国人有钱就喜欢盖房子。家里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房子就是自己的脸，在农村更是这样。家当在屋里面、看不见，无所谓，脸更重要。

　　我喜欢真正有思想的图片

　　《瞭望东方周刊》：你选题的倾向是什么？

　　马宏杰：社会意义。下一本书是关于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还想拍一个“中国民间30年”。30年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的问题。每一个选题都交叉着在做。满中国都是选题，最不缺的就是素材。城市化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题，在《中国人的家当》里有一些体现。但真正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的摄影师，中国还没有。

　　中国摄影师大部分拍风光，一窝蜂地拍西藏。转山，你了解吗？拍一些表皮的东西，还不尊重人，对着人家脸拍。我现在看到西藏的照片都烦，都是一样拍法，满脸皱纹，一脸沧桑，很少有自己的想法。

　　我一开始就是拍人。可能跟我的生存环境有关。我老家那里没有什么好风光。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图片会让你眼前一亮？

　　马宏杰：比如，有的摄影师拍完天主教、基督教，还要拍伊斯兰教。还有的拍精神病院，拍一些国家的监狱，等等，这是真正有思想的图片。摄影师骨子里带有对这个事件强烈的观点和理解，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美国国家地理》的总编辑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摄影师每个都是科学家，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拿的是相机。他们拍一个选题，要找30~60本书做功课。他们的摄影师，来拍大运河，只来了4次，大运河的四季就拍出来了。你想想前期的功课多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对摄影师来说，器材很重要吗？

　　马宏杰：器材就是个工具，主要是像素差别。以后手机必然取代相机，下一步下岗的就是专业摄影师。因为相机太简单了，太容易入门，特别容易成名，人人都在玩单反。中国的专业相机拥有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我去国外，几乎没有见到拿大相机的摄影师。德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拿个很旧的单反相机，还是个小镜头。他看到我们就愣了，说你们太奢侈了。中国摄影师的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我问他为什么不买这种相机？他说为什么要买？家庭摄影，卡片机就够了。消费观念不一样。专业相机的销售主要在中国。

　　太华丽的东西欣赏不来

　　《瞭望东方周刊》：虽然是摄影师，但你的照片大多配有丰富的文字，你对这种配合照片的文章有何看法？

　　马宏杰：我的文字不想修饰，太华丽的东西欣赏不来。有个美国人在中国住了很多年，开个大吉普车到处走，写了一本《寻路中国》，我很喜欢那种风格。中国人老讲究诗情画意、美女秀才，我不喜欢。以前在洛阳时，朋友跟我说，你看《人民日报》的图说和美联社的图说，真是不一样。讲东西还是平实一点好。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吗？

　　马宏杰：（笑……）算吧。我喜欢观察人，喜欢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很多人说我讲的东西和写的东西不一样。讲的时候言辞比较激烈，看法比较直；写的时候不是这样，比较客观温和。我从小就这样，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很喜欢动，一方面很喜欢静。蹦极、潜水、赛车我喜欢；斯洛克、花样滑冰也喜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郑秋轶/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