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依靠“自己动手”的文化

　　硅谷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其历史是根植于湾区的经济和社会之中的。更重要的是，这里众多高科技公司的迅速发展也是与当地发生的“文艺复兴”分不开的。所有伟大的技术进步中心同时都曾以拥有举世瞩目的艺术创造力而自豪，比如，雅典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美丽年代”的巴黎和20世纪之初的柏林。硅谷处于一个珍视创造性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有挑衅、破坏和漠视权威的处世态度。别样的生活方式和乌托邦式的反传统文化似乎一直根植于湾区的基因中，它们始于早期的诗人和视觉艺术家，后来延续到嬉皮士一代。学术著作倾向于过多地讨论抽象模型，而忽视了所有事实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创造性。硅谷一直以拥有高度的创造性为荣。我们可以说，除了创造力，其他一切都属于细枝末节。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特立独行和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它早于硅谷就已经存在，而且让这里的技术发烧友建立了“自己动手”的文化，正是他们创建了硅谷。传统的观点总是强调硅谷的发展得益于来自大学的技术转移，特别是经由初创公司实现了商业化进程。这当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技术发烧友们(不管他们是不是来自大学)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发烧友们代表着一种对新奇技术的小玩意儿和自己动手的激情，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而且美国西海岸的湾区，离所有的工业巨头都足够远，这成了一个额外的优势。

　　以这种态度来理解硅谷，也许胜过任何经济理论。我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硅谷是一个由高科技公司组成的经济体，认为这些公司当然是由工程师而不是商业人士所创办的。但是，也许我们应该从反方向来观察硅谷的商业模式：由于这是一个由工程师而不是商业人士开办公司的地方，因此他们的公司不可避免地都是高科技公司。

　　现在学术界对硅谷肇始于20世纪初这一点似乎有了一致的认识，也就是说，通常与硅谷相关联的行为也是发端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些。当你分析一浪又一浪的初创企业是如何起步的时候，你会认识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种“西大荒”的精神。“西大荒”精神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独立个性，它是硅谷所有发明者和一代宗师们的灵魂。

　　敢于冒险的态度也可以追溯至“西大荒”的开拓者们。

　　从可口可乐汽水到麦当劳汉堡，从李维斯牛仔裤到好莱坞电影，从美国西部起源的每一种被大量消费的产品都改变了社会。然而，硅谷更擅长搞出引爆流行、促成更广泛、更大规模社会变革的产品。事实上，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产生过更为复杂的技术，比如核电厂和飞机。但是个人电脑、网页服务和智能电话(不久的将来还有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则是以更强的渗透力和扩张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技术正是硅谷的优势。其意义并不在于这些技术有多么复杂和高级，而是在于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说，硅谷“偏爱”那些对社会生活有颠覆性效应的技术。人们可以推测，这也许是因为硅谷出现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那曾经是个非常不稳定的、准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有关硅谷“知识经济”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它们多是由工作在高层的人士所写(或者他们根本就没在硅谷工作过)。一般硅谷工程师的知识只限于他的专业，是超级专门化的。硅谷的轶闻野史中充满了自我奋斗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很少提到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因其超级专业的技能突然变得无用，他们也难以再接受培训而早早退休。这些超级专才的知识实际上十分有限，常常是走出办公隔间就一文不值。就定义而言，人才济济的实验室是以在现有技术基础上予以渐进式的改进为己任的，而不是进行突破性的创新。大部分创新都是来自其他地方。

　　然而，与此同时，硅谷伟大的创新者们，比如仙童、惠普、英特尔、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也称施乐硅谷研发中心，简称PARC)、苹果、谷歌，这些公司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其人力资源，而较少围绕着技术进行。他们雇用了最优秀的人才，培育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环境。这些公司关心在实验室内创造出超级“火力”(而非“投资回报”)的程度，它们对于创新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其他的硅谷神话。另外，有很大一部分创新来自独立的离经叛道的发烧友们(无论他们是在学术机构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拥有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大量“知识”，而不是拥有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和创业家的网络。发烧友们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中去，从刊物、博客和聚会聊天中汲取知识。

　　有关风险投资者在硅谷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人们已经写了很多。但是，我们却认为，对于硅谷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把功劳归于最大的风险投资者：政府。湾区的高科技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受益于技术军转民的最佳示范，也是政府进行整体干预的完美案例。无线电和电子工程的最初动力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军队的资助。美英两国政府资助了电脑的开发。美国宇航局(NASA，一个政府部门)是第一批集成电路的主要用户。美国政府的国防先进研究项目署(DARPA)创造出了互联网。万维网则是由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所发明，这是一个由多个欧洲国家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对于讨厌政府官僚机构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坏的恶梦)。

　　有关硅谷如何吸引和催生企业的方法已多有论述，他们试图从学术和金融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这种模式放在西伯利亚或者刚果就不会起作用，甚至放在西欧大多数地方和日本也不灵。实际上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很难奏效，即便到了2013年也是如此。湾区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得益于它作为一个充满阳光、“酷”、领先和包容四海的地区的形象，以及它是美东、欧洲和亚洲高学历青年学子的梦想之地。由于湾区人口密度不高，这些来自外地或外国的移民来到此地之后，并不是代表着一个封闭的少数群体，而几乎是一个多数族群，这促使他们如当地居民一样行事，而不仅仅是外来打工者。我认为，大学生移民潮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早于硅谷的兴旺时代，而吸引他们的原因更多的是“爱之夏”(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运动)或者冲浪，而不是微处理器。

　　摘自：《硅谷百年史》

　　文 （美）阿伦·拉奥（Arun Rao），（美）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ru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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