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两份议案，其中完善合同诈骗罪立法的建议格外引人注目。
崔根良表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间的货物买卖越来越频繁，不法分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虽然《刑法》第224条明文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是因为部分法条表述过于模糊、抽象，相关法律条款规定未能及时更新，也缺少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案件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认定证据的标准等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案件无法认定、难以取证等疑难问题。这就导致各地司法机关评判标准不一，案件的结果随意性较大。一旦检察院审查阶段就认定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受害者再行通过民事途径起诉，加重了受害者的维权成本、经营成本，也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
何况在实践中，合同诈骗愈演愈烈，受害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一些企业因此陷入经营困难，甚至面临关停破产。这侵害的不仅仅是国家、集体或者个人财产的所有权，更重要的是，更不利于打击犯罪，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导致了国家经济社会的诚信度的下降。
因此，崔根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条文，并出台和更新有关司法解释，完善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运用和实践。这对打击犯罪分子，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在这份议案中，崔根良建议对相关法律条款做以下修改。
首先，删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像盗窃、诈骗、抢夺等罪一样，不明文规定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从重情节。理由是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的犯罪并未强调“非法占有目的”，把它们理解为不法所有也可以，理解为本义的非法占有也可以。在未占有之前，“占有”是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而“非法”“合法”等是他人对行为人目的或行为的一种法律评价，是外界强加给行为人的，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很难认定。
其次，进一步扩大合同诈骗罪的侵害对象范围，借鉴国外经验，把本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
再次，删去第三项中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取消对行为主体的资格限定。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最后，将第五项中的“其他方法”明确为“其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
本报记者 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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