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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高富帅不喜吃猪肉

　　夕雾 可可《为何唐宋时期中国人的食谱中猪肉很少出现？》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湖北黄州，其间，他曾写了一首《猪肉颂》，其中提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为何富贵人家不屑吃？

　　因为自西晋灭亡以后，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经过300多年的战乱先一统于隋，又一统于唐。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虽然是汉人，但早已严重胡化。皇族如此，吃得起肉的贵族、官僚们也是如此。胡人自然更爱吃羊肉，猪肉遂逐渐没落。

　　学者王利华指出，在魏晋-隋唐时代的华北地区，猪的饲养与两汉相比已明显下降，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无法同日而语。《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中古文献中猪、豕、彘、豚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羊。《宋会要辑稿》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御厨一年使用猪肉4131斤、羊肉43万多斤。

　　猪肉还遭到了历代医学家的恶评：“凡肉有补，惟猪肉无补”，“猪为用最多，惟肉不宜多食，令人暴肥”，“猪肉能闭血脉、弱筋骨、虚人肌，不可久食”。孙思邈更是指出：“凡猪肉久食，令人少子精，发宿病。豚肉久食，令人遍体筋肉碎痛乏气。”

　　对此，苏轼不仅不相信，还捣鼓出了“东坡肉”的做法。苏轼的朋友吕希哲记下了这样一件事：一天，苏轼向朋友们赞叹猪肉的美味，他的朋友范祖禹说：“吃猪肉引发风病怎么办？”苏轼马上说：“范祖禹诬告猪肉。”

　　直到明清时期，猪肉才迎来逆转，成为汉族的主要肉食。

　　李白为何不参加科举？

　　易铭《揭秘诗仙李白的六大谜团》

　　科举制起自于隋，大行于唐，尤其是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参加科举已经日渐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仕途门径。唐代进士科科举考试主要是考经学和杂文。杂文即文学作品，李白文采甚高，考杂文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优势。而且唐代科举不实行糊名，也就是说考卷上考生名字是不用遮掩的，考官对考生的信息一目了然。李白诗名远扬，社会名望大，也是个优势，那么为什么李白不参加科举呢？

　　这不是李白不愿意，而是他没资格。

　　关于李白的家世，目前历史学界还没有定论。其家族为何流落到西域碎叶，李白是不是有外族血统，都是众说纷纭的。这些问题暂且不去追究，单说李白家以何为业这一点。在李白小时候甚或是出生前，李白家就已经从西域碎叶迁居到了四川江油。西域农业不发达，最发达的是商业。而且古时重农抑商，商人往往被视为游手好闲者，被士大夫瞧不起，加之李白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只说父亲督促其读书云云，因此学者们认为李家是以商为业。另外，李白家境不错，那时有钱人要么是官，要么是商，李家肯定不是官，那么是商人的可能性就极大了。

　　李白终生不参加科举，估计就是受到这个家世的拖累。《唐六典》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也说：“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意思是商人家的孩子和商人近亲，皆不得入仕。这样李白便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了。他后来当翰林待诏，还是皇帝特批的。

　　韩国太极旗是地道的『中国制造』

　　雪珥《韩国太极旗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

　　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大韩帝国”从世界上被彻底抹去，日本恢复了其作为大清属国时的旧名“朝鲜”，大韩帝国的“皇帝”也改称为“李王”。此时距离“朝鲜”从中国属国“独立”改名为“大韩帝国”才13年。在10万日本铁骑的牢牢掌控下，朝鲜三千里江山上，再也见不到太极旗的影子。

　　值得说明的是，这面日后被韩国史家普遍说成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太极旗，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

　　1882年，朝鲜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出使日本，为了向“国际惯例”接轨，准备第一次使用“国旗”，因此向宗主国大清请求使用黄龙国旗，却被北京一口回绝：黄龙旗上为五爪金龙，藩属国只能用四爪金龙，与体例不符。此时奉命驻节朝鲜的李鸿章幕僚马建忠，建议朝鲜采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旗作为国旗使用，于是，朝鲜使团便扛着一面白底黑图的太极八卦旗出访日本。

　　若干年后，经过简单的美化，八卦中去除了四卦，成为朝鲜国旗，只是在旗帜上方还有八个汉字“大清国属高丽国旗”。

　　百年之后，韩国的史书“去中国化”，删除了“大清国属”四字，只留了“高丽国旗”四字，被日本人抓住把柄，作为韩国人擅于“篡改历史”的证据之一。

　　中央第一个增强党性文件何时提出？

　　刘智峰《中央第一个增强党性文件的由来》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下称《决定》）。这是建党以来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份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在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中央恰恰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更早比如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提出党性的问题？为什么把“党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写入中央的决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做长篇报告时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是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抗战前只有四五万人，但到了1940年代初，就达到了80万人。新党员思想复杂，党性薄弱，迫切需要进行党性教育。

　　二是党在中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和所面临的任务，迫切要求党在思想和行动上集中统一。共产党此时已成为中国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力量，日本、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都企图瓦解分裂共产党和军队。严峻复杂的局面下，必须严明纪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团结一致才有战斗力。

　　三是党和军队中出现了三种因素威胁着党和军队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包括各阶层、各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影响到党和党员思想上的统一；党员的出身主要是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产业工人极少，自由散漫的无组织无纪律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和习惯严重影响到组织上的统一；抗日战争以后党和军队长期处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很多根据地远离中央，各自为政，容易滋生分离对抗中央的倾向，须及时纠正，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