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财政的宽松路径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如果要产生更加宽松的效果，首要是落实“营改增”的减税目标，其次是在“五险一金”、国有资本经营性收入等方面做文章。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定调，财政政策将唱主角。

　　但是，上半年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已经颇为罕见，不仅加快了公共财政支出速度，政府性基金支出显著改善，甚至全面推出了“营改增”，非税收入也已负增长。下一步，财政政策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政治局会议内容显示，短期内，对于财政的收支两条线，更多的是在现有基础上“保证”财政支出力度、“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措施。这其实间接地表明了增支与减税已没有多大余地可以操作了。

　　单就税收在GDP的比重与主体税种的税率而言，中国的减税空间已不大，甚至可能因为房地产税改与环保费改税的推进而有所增长。目前，捋顺“营改增”，真正实现年内减税近5000亿元才是当务之急。非税收入的长期趋势虽然是减少及“改税”，但短期内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不大。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增加财政支出、维持当前增速甚为不易，遑论进一步提升基建投资增速。

　　如此一来，怎么才能打破当前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的僵局？当前的突破口很可能是通过泛财政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对于“降成本”，政治局会议已经给出了重点方向，那就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这一方向与此前各界呼吁的引致企业成本上升的主要问题一致。

　　显然，有关宏观税负的提法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稳定”首次调整为“降低”。综合分析目前宏观税负的构成部分，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或是降低宏观税负的落脚点。

　　上半年财政政策最“积极”

　　与过去几年同期的财政政策力度相比，2016年以来的财政政策都可以说是最“积极”的。

　　全国公共财政收支差额在时隔20年后首次在上半年出现了赤字，规模逾3600亿元，而2015年上半年为盈余2300亿元。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增长已经逆转，1-6月份同比下降0.7%，而2015年同期同比增速高达26%，到2015年末更是扩张至28%。

　　前6个月，财政支出的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公共财政支出增速较2015年同期加速3.3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持续改善，虽然累计同比仍在下降，但降幅已收窄至1.5%，较2015年同期上升21.4个百分点。

　　财政政策为上半年GDP稳定在6.7%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投资意愿的M1与M2剪刀差持续扩大，表明当前很可能已处“流动性陷阱”中。

　　保持基建增速已属不易

　　中国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旺盛。除了交通设施，近期洪灾再次暴露的因地下管廊滞后带来的内涝、需要建设海绵城市外，其他公共设施也急需建设。

　　尽管基建的总需求潜力大，政府也有意加大投资，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增长，基建投资规模已经很高了，新增投资在绝对量上可观，但很难再带来增速上的显著变化。

　　2015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规模已超13万亿元，2015年比上年多投了1.9万亿元，也不过带来了17.3%的增速。2016年若是维持这一增速，同比上年多增的基建投资便要超过2.2万亿元，若是维持2016年上半年的增速20.3%，全年同比多增的基建需近2.7万亿元。截至6月末，基建较2015年上半年多投的部分还不到1.1万亿元。

　　而金融危机爆发时用了猛药的2009年，也不过比上年多投了1.6万亿元，且此后两年均只有1万亿元，全年基建投资不到5.5万亿元。而在2013-2015年，基建投资规模同比增量均高于2009年，且在不断走高，2016年超过2万亿元已成定局。

　　短期内几无减税额外余地

　　5月以来，“营改增”全面推出，在此之后，会否有新的减税政策出台？鉴于目前的税改格局及当前税率水平，针对特定领域的税收优惠更可行，普惠式大减税暂难推出。

　　一方面，“营改增”效果刚刚开始显现，6月，营业税与国内增值税合计的同比负增长18%，虽然逆转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暴增，但半年累计仍增长了11.37%，高出上年同期近8个百分点，距离全年减税近5000亿元的目标还比较远。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捋顺“营改增”，将其蕴含的减税效果全部释放出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薛钢指出，目前，小规模纳税人因为无须抵扣、直接按税率缴纳增值税，原本营业税率为5%的部分行业在“营改增”后下调为增值税的3%，减税效果比较明显。但一般纳税人需要销项抵扣进项，而进项凭证因为企业还没有捋顺整个链条，并不容易获得，再加上其面临的增值税税率高于营业税税率，短期内可能不降反增。

　　另一方面，新的减税空间不大。“单就税种而言，中国税种总计17个，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多，”薛钢指出，“目前，因为结构调整还有调整现有税种与增加税种的必要，这些改革却很难起到减税效果，如房地产税和环境税，前者显然会起到加税的效果，后者最少也会持平于目前征收的环境保护费。”

　　对于主体税种的现行税率，薛钢认为，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很难，增值税税率虽然有调的可能但没有太大空间，且这些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基本属于中等水平。

　　虽然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看起来企业是主要税源，似乎税收负担主要由企业承受，但是，企业可以将间接税计入成本，最终有相当一部分间接税转嫁给了消费者。当前，真正需要减的是税收之外的其他宏观税负带来的成本上升。

　　降低宏观税负的落脚点

　　宏观税负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涵盖的范围不同，计算出来的宏观税负水平也会大相径庭。若是只用税收或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衡量，中国宏观税负都不高，但若将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在内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全部计入，宏观税负在2014年约达37%。

　　虽然2014年10月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再加上此前已经实施的医疗保险制度，来源于财政的资金可能会导致重复计算，但若将企业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纳入，则会推高宏观税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中国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同时，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收，因此税负更是明显偏高。中金公司发现，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平均在16%-20%之间。

　　究竟该如何降低当前的宏观税负？将构成宏观税负的各项分解开来，公共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已经在改革、调整中，税收整体上而言已基本没有下调空间，国有资本经营性收入更多的来自市场化行为，其占比低，且主要问题集中于利润的上缴比例及使用方向，真正有下降空间与必要是政府性基金收入与社保基金收入。

　　政府性基金的构成主体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这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稳定，虽然土地、房屋在营商成本中上升迅速，已经是很多小企业关张的原因，但短期内调整难度太大，可操作空间很小，只是采取措施“抑制资产泡沫”。

　　社保基金收入与住房公积金则不然，与企业直接相关，而且在企业成本中上升速度非常快。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调查发现，“五险一金”是近年企业负担加重的主要因素。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比确实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工资，其他劳动力增长更快，从2005到2015年，工资在劳动力成本比重从74%下降至63.9%，“五险一金”则从18%升至25.1%。

　　目前，很多省市的社保缴费比例确实下调了，但只下调1个百分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这一幅度太小，应该大幅度下降。李实认为，住房公积金已经失去了最初设立的目的，取消势在必行。

　　必须强调的是，降低社保缴费比例与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并不意味着减少社会福利，只是改革其资金来源，降低企业的负担，补充其他来源，可以将国有资本经营性收入投入到社会保障中，也可以通过压缩行政事业性支出，将节省的财政支出转向社会保障。

　　本刊记者 刘林／文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