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再扩容（一）

　　中国自贸试验区再次扩容。

　　G20杭州峰会前夕，中国公布了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名单，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省市入选。

　　与前两批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同的是，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开始向内陆及沿江沿边地区扩展，且各省市试点内容各有侧重。

　　比如，湖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自贸区再扩容，可视作是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需要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寻找新动能的一种探索。

　　这种探索，表面上看是推动自由贸易、投资便利化，但实质还是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重中之重，则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落实负面清单管理，继续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承担起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复制推广试点经验的重任。

　　对包括湖北在内的七省市来说，自贸试验区是重大利好，更是重大的国家使命。（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

　　湖北自贸区：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核心提示：湖北自贸区起步晚，但具备后发优势，可借鉴其他自贸区的经验，有望实现弯道超车。

　　《支点》记者 林楠 实习生 王冬梅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成立3周年之际，湖北成为新一轮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试点地区之一。

　　8月底，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透露，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区。

　　9月中旬，《支点》记者从湖北省商务厅获悉，商务部正与相关省市和部门一起研究完善新设立自贸区的总体方案。总体方案有望于11月出台。

　　这表明，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湖北自贸区”）挂牌已进入倒计时。身处内陆腹地的湖北自贸区，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对湖北、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为何选中湖北

　　这一轮，全国共有21个省市向国家提出设立自贸区的申请。

　　为何湖北能被选中成为“幸运儿”之一？

　　“改革开放38年来，在沿海地区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已得到快速发展。下一步，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升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对《支点》记者说，“要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沿海地区的持续拉动，更需要广大中西部地区深化改革，释放更大动能，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支点，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省份，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张建华补充说，“设立湖北自贸区，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除此之外，在张建华看来，湖北之所以获得青睐，也是自身不断努力的成果，湖北已具备承担国家使命的能力。

　　近年来，湖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2015年，湖北GDP总量逼近3万亿元，在全国的排名由第9位上升至第8位，位居中西部省份前列。

　　不仅如此，湖北对外开放的格局也在不断深化。

　　当前，湖北已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在湖北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228家；拥有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武汉出口加工区，以及黄石棋盘洲、宜昌三峡、襄阳保税物流中心6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拥有武汉阳逻港、花山、金口、汉南、黄州、三江，以及黄石外贸码头、宜昌云池、荆州盐卡9个对外开放口岸。

　　交通方面，湖北铁、水、公、空综合网络已通达全球：连接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汉新欧”常态化运营，国际班列发送量跃居全国第二，武汉正成为全球货物中转中心；武汉新港开通至东盟四国集装箱试验航线、至日韩集装箱快线，武汉加速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通车总里程达6204公里，一举跃居全国第4名；武汉天河机场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40余条，拉近了湖北与世界的距离。

　　2015年，湖北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838.8亿元，比2010年增长75.8%，年均增长11.9%。

　　“这一切都说明，设立内陆自贸区，湖北独具优势。”张建华说。

　　补齐外向型经济“短板”

　　成功申报自贸区后，会给湖北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这也是很多人十分关心的问题。

　　“毫无疑问，自贸区会带动湖北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迈上新台阶。”武汉大学中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建清对《支点》记者说，“虽然近年来，湖北的外向型经济已加快发展，但发展不够一直是短板。”

　　2015年，湖北GDP总量在全国排第8位，但进出口总值排在全国第15位；对外贸易依存度为9.6%，出口依存度为6.1%；实际利用外资89.48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投资额为12.5亿美元。这些都表明，湖北外向型经济还不够强。

　　“与沿海地区相比，身处内陆的湖北，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先天不足，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张建清补充说，“自贸区本身就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平台，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后，政策宽松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功能都将得到大幅提升。这种提升，有助于湖北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地理位置的劣势，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看来，湖北自贸区的设立，不仅能带动湖北经济的发展，更能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乃至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

　　“就像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已被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借鉴实施一样，湖北自贸区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陈波向《支点》记者解释，中部地区只有湖北和河南成功申报自贸区，其他省份也有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求，它们就可与湖北合作，大家共同发展。

　　陈波举例说明：在涉及进出口货物需要在中部省份流通时，其他地区的海关可采取和武汉海关一样的标准，优化报关、检验、检疫等流程，从而大大降低流通时间和成本，为企业营造更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氛围。

　　“物资间的相互流动只是开始，未来还可拓展到产业合作等方面。”陈波认为，长此以往中部地区就能打破一直存在的区域壁垒，既能开展内陆经贸合作，又能一起做大外向型经济。

　　自贸区应有湖北特色

　　湖北自贸区在带来各种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

　　客观来讲，已运行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区，各方面的条件、资质，整体上优于湖北，湖北自贸区还有很多需要赶超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同批设立的7个自贸区中，与湖北同处中部地区的有河南，同处长江流域的有四川、重庆和浙江，它们的发展状况和湖北相似，这也将成为湖北自贸区创新的挑战。

　　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脊梁，湖北自贸区必须先行先试。

　　“首先，要以更加开放的发展理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湖北自贸区的基本功能问题。”张建华称，湖北可借鉴已有自贸区的经验，建立四大制度：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以金融服务业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

　　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

　　综合专家们的观点，具体表现为，在市场准入上，凡是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可建立高效通关机制，如实行“先进区、后报关”的海关监管制度，“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利措施，以及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集聚货物申报、企业资质、支付结算、贸易许可、邮包查询等功能于一体。

　　在简政放权方面，能更多地放手让微观主体发挥作用，如企业要落户湖北自贸区，若没有不良信用，审查登记通过网上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并成为一种常态。

　　在金融创新方面，传统银行除设立一般业务外，还应开展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创新业务。此外，还要引进互联网金融、跨境融资和投资等新金融服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

　　“这些都需要湖北自贸区不断学习和探索，并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张建华认为，湖北科教资源丰富，高科技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完全可将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探索知识产权入股等融资机制改革，并研究科技金融在各个制度方面的创新。

　　陈波和张建清还建议，除了要在自贸区基本功能上下功夫，湖北还应为自贸区营造更好的外围环境。比如，应加快大通道建设，打造江海直达、铁路直达、空港联运等多式联运中心，助力湖北自贸区更好地发展。

　　优势产业要有更多的“华为”

　　做到这些是否就够了呢？显然不是！

　　“无论是投资便利化还是贸易自由化，又或是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最终是为了和产业对接，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张建华提出，“湖北自贸区的建设，还得在产业发展方面做文章。”

　　湖北自贸区地域广阔，既包括武汉这一省会城市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又包括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的中心地区，总面积120平方公里。三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明显，在产业发展方面，首先得处理好内部片区的协调发展问题。

　　陈波表示，就像湖北自贸区的申报方案那样，武汉片区应重点发展国际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特色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襄阳片区应重点发展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宜昌片区应重点发展文化旅游、航运物流、绿色环保等产业。

　　张建华认为，在大的产业发展方向上，湖北除了自身要培育发展这些产业，还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使湖北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投资就要接受。”张建华补充说，而是应该把握湖北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条件和市场前景，充分认识有效需求和供给，有序引进投资，不可一拥而上、不加区分，更不可恶性竞争形成产能过剩。

　　持同样观点的张建清举例说，光电子通信虽然是武汉的优势产业，但在武汉，具备像华为、中兴这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并不多，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应多引进华为、中兴以及国外高端企业，建立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总之，湖北自贸区虽然起步晚，但也正因于此而具备后发优势，能借鉴其他自贸区的各项经验，有望实现弯道超车。”陈波总结说。（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

　　湖北入选自贸区的台前幕后

　　核心提示：在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湖北应立足内陆、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打造创新驱动型沿江开放自贸区。

　　《支点》记者 林楠 实习生 王冬梅

　　获知湖北成功入选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时，蒋明很激动。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湖北自贸区”）从筹备到申报成功，足足用了三年时间。

　　亲历湖北自贸区申报工作的蒋明（化名），见证了湖北自贸区申报过程的几经变更。他对《支点》记者说：“申报成功来得并不容易。”

　　申报工作是场“持久战”

　　一切，还要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获批说起。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湖北省委、省政府随即决定，要求积极谋划推进湖北申报内陆自贸区工作。

　　作为第二个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区”），成了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承担者。为更好地推进自贸区的申报工作，湖北省相关部门派出专员开展自贸区申报和总体方案起草工作。

　　两个月后，总体方案编制完成。自贸区的申报以武汉市为主体，东湖高新区518平方公里全部包含在内，自贸区探索改革重点为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和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

　　总体方案上报至湖北省委、省政府后，又对自贸区探索改革重点的细节部分进行了修改完善。2014年2月，湖北省政府正式向国务院上报《建设中国内陆（湖北武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请示（附总体方案）》，国务院随即批转商务部研究办理。

　　等待申报结果过程中，为进一步完善总体方案和实施先行先试工作，2014年3月，湖北赴上海自贸区考察学习。

　　在总体方案的申报结果一直未出来前，除了等待，湖北能做的事，就是不断考察学习和调研。

　　除了考察上海自贸区，湖北还组织专班去了重庆、成都、郑州等内陆城市，学习他们的综合保税区在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发展、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经验。

　　不仅如此，湖北还召开多场外向型企业座谈会，从企业家那里收集到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通进出口货物物流通道、加大企业国际化金融支持、建设跨境电商平台、增加国际货运航线等几十条建议。

　　申报方案多易其稿

　　在等待和学习的过程中，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第二批自贸区的试点名单。遗憾的是，湖北并未“上榜”。

　　2015年，湖北组团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考察学习，了解对方申报自贸区的过程、区域范围、功能定位和管理架构等情况后，意识到湖北申报自贸区应在功能定位上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此前申报自贸区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自贸区的改革红利应辐射到全省。

　　“多方研究认为，湖北科教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湖北应围绕创新驱动下功夫。”蒋明说，在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湖北应立足内陆、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打造创新驱动型沿江开放自贸区。

　　在这一定位理念的指导下，总体方案里提出了多项创新措施。比如，在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方面，提出探索推进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在培育新型贸易方式上，提出要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在增强内陆国际物流服务功能方面，提出创新内河船舶登记制度，延长船舶国籍证书期限，简化换证程序；在构筑对外开放平台和通道方面，提出在条件具备时增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提出最大限度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管理目录制度。

　　与此同时，湖北又将申报范围从武汉扩展到了襄阳、宜昌。总面积调整为120.99平方公里，其中，武汉片区71.09平方公里，襄阳片区22平方公里，宜昌片区27.9平方公里。在原总体方案的基础上，历经8个多月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中国（湖北）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送审稿）》，并于2015年10月再次上报国务院。

　　“卯足了劲”先行先试

　　事实上，在不断调整修改申报方案的过程中，湖北还同步做了很多先行先试的工作。

　　在第一次向国务院递交申报方案后不久，2014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开展先行先试工作方案》，并决定率先在东湖高新区开展先行先试工作，希望通过先行先试促进自贸区申报早日获批。

　　同年8月，东湖高新区首批启动了审批职能下放、结合高新区产业布局规划制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构建统一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42项先行先试改革事项。2015年，又启动了66项改革事项，涉及行政审批与服务、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扩大开放等四个方面。

　　在此期间，内资企业工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东湖高新区施行。被禁止投资的项目，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以及生产工艺较为落后的13个项目，在负面清单之外的项目“非禁即入”。省级外商投资审批权先是下放到东湖高新区，后又简化为实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制。

　　行政审批则主动“瘦身”。具体到企业设立上，建立了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一窗受理、三证（照）联办”的工作机制，实行“企业一次申报、工商一窗受理、三证同步办理”。工商登记实施“先照后证”，146项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仅保留11项前置审批。

　　贸易便利化方面，武汉海关和湖北检验检疫复制上海自贸区13项制度，实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政策。高效联动，使得东湖综保区进出口产品一天之内可完成报关、退税等流程，通关时间缩短至原来的1/3，企业通关成本减少1/4。

　　在金融支持上，东湖高新区已有16家银行设立科技贷款机构，并着手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产品工作。长江大数据交易所、长江众筹金融交易所、众创空间等各类金融服务公司纷纷成立。

　　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已初步形成。通过将工商、税务、食药监、社保、司法等部门信息纳入系统，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并将市场主体信用风险等级分为良好、警示、失信、严重失信四个类别，将企业信用等级与融资结合起来，2015年对信用较好的小微企业授信2亿元。

　　“通过先行先试工作，以激发市场活力为目标的投资管理体制，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审批体制，以提高企业通关效率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导向的金融创新，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这些都初见成效。”蒋明说，与国际投资贸易同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也逐步形成，湖北具备了申报和建设内陆自贸区的制度基础和承载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的付出与努力没有白费。

　　今年8月底，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透露，湖北将成为第三批自贸区的试点之一。湖北自贸区由武汉片区、襄阳片区、宜昌片区构成。国家对其定位，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在获知这一消息后，湖北自贸办再次着手对申报自贸区的总体方案进行修订，总面积变为120平方公里，其中，武汉片区70平方公里，襄阳片区22平方公里，宜昌片区28平方公里。

　　蒋明透露，总体方案里的整体定位、各片区功能定位，以及具体实施细节还在修订完善，湖北自贸区最终的具体区划和实施范围，还有待国家审批。

　　和很多人一样，蒋明十分憧憬湖北自贸区的未来。（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

　　自贸区要扩容，更要“提质”

　　核心提示：已批准的三批11个自贸区中，东中西部均有涵盖，样本量并不少。目前要做的是大胆尝试、尽快普及。

　　《支点》记者 蒋李

　　不少人提出中国连续开放三批自贸区，是从“1.0时代”到“2.0时代”，又到了“3.0时代”。

　　“我不认可‘3.0时代’这种说法。”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对《支点》记者说。

　　霍建国表示，一般“升级版”是指事物“质”的变化，自贸区虽两次扩容，但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本质并未有重大改变。

　　“第三批名单发布后，对社会的震撼力并不大，原因在于自贸区试验重中之重的负面清单开放度并未扩大。”霍建国期待，未来负面清单领域能有更大突破。

　　前两批对“稳增长”效果明显

　　在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期间，霍建国参与过前几批自贸区前期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对自贸区的推进情况十分关注。

　　在霍建国看来，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前两批自贸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对全国的指导性有一定局限。

　　“前两批样本面还是太小，必须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试点。本次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也符合国家加快内陆沿边扩大开放的总体构想。”霍建国说，“稳增长”，则是第三批自贸区获批的另一大目的。

　　实践证明，自贸区对拉动经济增长有明显效果。

　　2015年，上海自贸区以全市１/50的面积创造了全市１/４的生产总值。

　　去年4月挂牌起至今年2月，广东自贸区新增外资企业2892家，吸收合同外资数占同期广东省51%，达1865亿元；福建自贸区新增企业近2万户，同比增长4.2倍，注册资本约3483亿元，同比增长6.73倍。

　　天津自贸区从去年4月挂牌至今年6月底，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112家，增长2.6倍，占全市59%；注册资本2511亿元，增长2.7倍。

　　“产业发展基础、产业转移考量及国家战略目标，也是本次自贸区扩容的重要因素。”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向《支点》记者表示，浙江、辽宁本身是沿海大省，河南承接产业转移进展较快，陕西是考虑“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因素，湖北、重庆、四川入选，则有长江经济带因素。

　　《支点》记者注意到，不少与第三批自贸区临近的省份在经济上更有优势，但没有“上榜”。为此，微博上出现了不小的争议。

　　比如，山东与辽宁隔海对望，2015年山东GDP为63002亿元，而包括辽宁在内的东三省GDP加起来也仅有58000多亿元。

　　对此，梅新育认为，第三批自贸区中选择辽宁而未选择山东，很大程度是考虑到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目标，希望自贸区能为东北产业转型升级助力。

　　目前，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已公布了第三批自贸区每个区域的具体定位，而梅新育对各地实际运作层面也提出了期待。

　　“浙江与上海要做好分工协作，辽宁要做好开放环境下传统原材料工业、重化工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河南要继续做好延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生命周期的文章，陕西则要做好部分先进制造业（航空）升级的准备。”梅新育说。

　　梅新育尤其强调，湖北、重庆、四川要紧密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三省市中，特别是川渝对外经贸发展，要充分利用好三峡物流枢纽作用。

　　“只要是2003年之前见过川江通行小船的人，看到现在三峡航道上的集装箱船、汽车滚装船、油船，都无法不为之震撼。”梅新育说。

　　历史上，长江水运一直是巴蜀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主通道。2004年7月，正式通航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彻底改变了长江上游水路运输条件。

　　2003年，三峡船闸货运量上行448万吨，下行929万吨，合计1377万吨；2015年则提高到上行6408万吨，下行4649万吨，合计11057万吨。

　　12年，增长了7倍，增速十分可观。与运输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三峡船闸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上游内河水运运输方式。

　　“川江航运原来只能运输低价值散货及原料，现在则能通行大吨位集装箱船和汽车滚装船，装运高价值制成品，为提升外贸结构创造了条件。”梅新育说，随着三峡第二船闸项目启动，再加上自贸区政策叠加，三峡航运枢纽对西南区域外贸发展的助推作用将更为凸显。

　　第三批会复制以往成熟经验

　　第三批自贸区名单确定后，不少人认为前两批自贸区的地位会有所淡化，但霍建国持不同观点。

　　“前两批自贸区在不同领域有很强的代表性，未来真正创造可复制经验的还将是这些地区。而第三批自贸区，更多是复制前两批已积累的成熟经验。”霍建国说，实际上，这三批自贸区设立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变化并不大，目的都是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积累对外开放经验，尤其在负面清单方面摸索经验。

　　负面清单，相当于外资投资领域“黑名单”。简单说，除清单上注明不能做的项目内容外，其他都可以做。

　　对此，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斯榕深有感触。该公司是位于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的一家外资认证机构。

　　过去，由于来自美国的美安康认证研发中心是非盈利性的专家委员会机构，按照之前外资认证准入条件，并不具备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由于外商投资进出口商品认证公司的设立在负面清单管理以外，让美安康落户成为可能。

　　斯榕表示，在金桥片区启动运营不过半年，美安康已与中国多家食品药品类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

　　去年4月8日，上海“负面清单”由最初190条减少至122条。同年5月8日起，第一、二批自贸区开始共同使用这份负面清单。

　　一直没被纳入试点范围的北京，也享受到了同等服务。

　　“北京以服务业为主，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天津自贸区服务业开放的有关内容，北京也可以享有。”霍建国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三方机构对上海自贸区联合评估显示，82％的受访企业反映营商环境进步明显，95％以上企业看好后续发展。

　　实际上，此前各部门、各地区均已主动向前两批自贸区取经。而近期，有关自贸区的部分经验，已通过法律层面扩散到全国。

　　今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外资三法”等四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示，这四部法律的修改，主要是为将自贸区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改为备案制的做法推广到全国。

　　期待“负面清单”持续扩大

　　尽管名单公布已久，但第三批7个地方政府对方案细节均未详细透露。

　　其中一省级商务部门负责人告诉《支点》记者，目前各地都形成了默契，暂时不提及任何细节，大家选在合适时机统一发布。

　　不过，一个细节令人回味--这次新设7个自贸区公布方式比较独特，是在G20会议前，由商务部而非国务院正式公布。

　　“如今，反全球化浪潮有所抬头，2008年以来G20成员共采取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至今仅取消387项。”梅新育表示，选择这一时机公布，表明了中国承担自由贸易旗手的职责，以及抵制反全球化浪潮的决心。

　　不过，相比过去由国务院公布，这次自贸区公布的“格局”相对“低配”，也引来了一些讨论。

　　“从分工看，商务部负责国际协定谈判及协调国内各领域对外开放统筹安排，由其公布自贸区情况也顺理成章。”不过，霍建国也坦言，相比前两次，这次可能也考虑到申请成立自贸区的省市较多，竞争激烈，由商务部公布会“更加合适”。

　　而身兼网来云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及商务部特聘讲师身份的郑玉鸿，则向《支点》记者表示，随着自贸区试验的不断成熟，自贸区的开设风险势必也越来越低，故不再需要以国务院的名义进行背书和统筹。

　　相比“低配”话题，霍建国更关心实质性的内容。

　　目前执行的122项负面清单，是扩围至第二批自贸区时统一施行的，但此次扩容并未提及负面清单变化。在霍建国看来，这距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仍有较大差距。

　　“减少负面清单并非艰难的选择，真正难点是如何加强开放后的事中事后监管。一旦很多领域的外资企业想投资却不能进入，政府就积累不了落地后的事中事后监管经验，也不能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功能。”霍建国说。

　　霍建国直言，自贸区只是在小范围里试验，不必太过束手束脚，未来各地在负面清单上还可以压缩。如一般制造业开放可全面落地，服务业如育幼、养老、医疗等领域开放也应尽快落地，石化、电信等领域也都可以尝试。

　　“目前，国内制造业新增投资正在下降，如果真正落实一般制造业全面放开，将会进一步带动制造业领域利用外资总量，形成新的增长局面。”霍建国说。

　　对此，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也表示认同。他明确表示，希望福建自贸区可以在博彩业放开方面有所突破。

　　扩容“第四批”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各地并未公布相关细节，但距离第三批自贸区正式挂牌并不遥远。

　　霍建国预计时间会很快到来，因为7个省市前期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估计近期即将陆续对外正式挂牌。”

　　由于之前申请成立自贸区但未得到审批的省市还很多，因此，已有人期待，何时会启动“第四批自贸区”。

　　“可能性不大。从国家层面看，并不希望一批一批进入试点，那样反而将试点工作形成了变相审批，有悖自贸区试点初衷。”霍建国说。

　　梅新育也认为不会无限增加，“倘若无限制增加就等于全国没有海关了，那不可能。不过，有关自贸区的很多试验性政策，应会加速向区外扩展。”

　　目前已批准的三批11个自贸区中，从试点的目的和要求看，各领域开放试点都有安排，东中西部均有涵盖，样本量并不少。

　　霍建国表示，目前自贸区的主要内容应是大胆尝试、尽快普及，创造条件早日实现全国统一的开放安排，而非再次扩容。

　　郑玉鸿也持同样观点。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历史性政策，如经济特区曾在某个阶段起着试验田的作用，不会无限制地增加试验田。”郑玉鸿说。（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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