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人民共和国

　　从去年在北京度假后，我的手机就安装了微信。郡段时间，我的好多朋友几乎是在勒令我下载这款软件。微信在全世界有超过7.6亿活跃用户；它基本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通信工具。在中国不用微信会非常不便，也显得很不合群，就好像光脚出门一样。

　　在中国，90%的网民通过移动设备上网，平均超过13的上网时间都花在了微信上。微信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通信应用程序，但它同时也集成了PayPal、Yelp、Facebook、优步、亚马逊、Expedia、Slack. spoticy和Tinder的许多功能。人们可以用微信交房租、找车位、理财、挂号、约炮、捐款。深圳警方通过微信对交通违规行为的举报者宴施奖励’而举报也是通过微信进行的。

　　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中，微信的外观设计似乎并无特别之处。打开微信后首先会看到聊天列表；通过底部的菜单可以前往其他模块，比如微信钱包，以及类似于Facebook动态消息的“朋友圈”。企业、媒体、明星和各大品牌会开设“公众号”，关注它们就可以获取新闻和促销信息。微信设计的唯一优点是比较简洁和宁静；不像中国互联网上的多数内容：到处是奇怪的点击诱饵和疯狂的动图。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在中国堪称偶像级人物，他把微信称作一种生活方式。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很不以为然——直到今年4月份，我回到了北京。

　　我的同事Lulu Chen是专门报道微信母公司腾讯的记者她给了我一些潜在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但既然微信如此方便，伺必打电话呢？在北京期间，我一直用微信的聊天功能安排会面。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一位联系人向我提到了一个微信大会。于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来到了创意设计服务中心——这个时尚平台地处古城北京的市中心。参会的人群中大多是年轻面孔，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会场上洋溢着节日的氯围。吧台上面三瓶免费的葡萄酒。

　　我从企业的展位前信步走过，来到了Yoli公司前面，它提供的是帮助英语学习者快速交友的服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在微信上与英语母语人士进行15分钟的口语练习课程。桌子上贴了两张纸，上面各有一个二维码：扫描其中一个成为老师，扫描另一个成为学员。

　　这个仪式的中文名称叫“扫一扫”，我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功能。微信上的所有人和事物都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码总是十分便捷，给人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留着一头金色乱发、肤色晒得黝黑的美国人詹姆斯坐在Yoli的展台前，他正在主持一个“如伺创造一款微信应用并在24小时之内收回开发成本”的讨论会。他扫了我的二维码，看到了我的个人信息，向我发出了好友请求；我接受了请求，并跟他约定了在那周的见面时间，交换姓氏和名片的旧日礼仪完全被省去了。

　　展示活动就要开始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时差带来的不适。我跑到咖啡柜台要了一杯美式冰咖啡。柜台上的一个塑料框里贴着一个二维码。我前面的女子正在扫描它。我也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我在微信上绑定了一张信用卡，但是用不了，我的微信钱包是空的。我感到非常尴尬，慌忙开始找现金。来到微信时代的中国仅一天，用现金这件事儿已经让我感到尴尬。

　　周一，我乘地铁去见朱骁潇。他创立了一项基于微信的健身业务。在地铁上，我发现一名女子在车厢里不紧不慢地走动着，不时停下来跟其他乘客讲话。她在乞讨吗？还是在诉说着什么？直到她来到我旁边的女子面前，我才明白：她在请求人们扫描二维码，给一个微信公众号增粉。

　　朱骁潇25岁，态度坦率，身体健壮，穿着灰色T恤、蓝色短裤和红色运动鞋。他离开中国去英国求学时还是一个瘦小的孩子，2012年回国时已经成了一名健身迷，而且有了一个初步的商业计划——生产和销售蛋白粉。他和一个朋友研制了配方，建立了生产设备和网站，开始在网上营销。2013年末，朱骁潇开始寻找投资人，次年2月，他从北京的一个种子基金那里获得了200万元投资。在投资人的敦促下，他不再卖蛋白粉，而是专注于聚拢关注健康的粉丝群体，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关于健身和健康饮食的文章，还发布了许多六块腹肌的图片。这家名为“即刻运动”(FitTime)的公司很快积累了40万关注者，进一步获得了980万元的投资，并发布了独立的应用程序。

　　在微信越来越流行的同时，朱骁潇在微信上开发了一个健身训练营，为整天玩微信的人提供健身服务，取代健身房里昂贵的私教课程。用户在注册后会加入到15人的群聊中，成员身高和体重接近，有一个私人教练来督促用户坚持健康饮食和视频健身计划。“即刻运动”每28天的收费是1000元，目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购买了至少1个月的服务。

　　微信上的迅速成功的案例数不胜数，席九天也是其中之一。周二我们在Cafe Groove共进午餐时，她戴着一副书卷气十足的超大框眼镜，涂着大红色的唇膏。这家咖啡馆像是从纽约布鲁克林原封不动搬过来似的：大小不规则的椅子，架子上任意摆放的书，甚至价格也是，一份鲜虾牛油果沙拉要68块钱。这一切都无比熟悉——直到我用微信支付时，银行卡再次被拒。我在这里真是有点没面子。

　　席九天曾是微软北京分公司的交互设计师，后来被裁员。她曾尝试设计一款智能手表，后来又给初创企业当起了顾问。她还在知乎网站上写关于化妆和护肤的文章。2015年年初，她创办了专注于同样话题的微信账号Hibetterme（女神进化论）。几个月后，她微信上的粉丝鼓动她卖美容产品。她花了几天时间在微信上开了一家店。就像朱骁潇一样，席九天去年秋天很容易就找到了投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微信上给她发来了上海澎湃资本合伙人童杰的名片。他们在微信上聊了15分钟后（很多讨论都是关于纹身的），童杰让她不要再找投资了，承诺给她400万元。

　　席九天在微信上介绍我们认识，童杰很快就回复了我。但当我试图安排一次电话沟通时，他却不理我了。人们似乎不怎么煲电话粥了，但喜欢发语音信息。我在微信上问童杰，Hibetterme怎样契合了他对投资目标的要求。他在对话中使用了大量缩略语，告诉我他正在寻找微信等平台上生产的专业性内容。这是一个非常热的投资主题，而这要归功于Papi酱的影响力。她因为发布声音加速的搞笑独白视频而走红。今年4月，她以2200万元的天价拍卖了自己的视频贴片广告。嗯，这是泡沫吗？童杰的基金目前有大约2亿元资金。他预计到年底将达到6亿元。

　　即使是没有直接在微信上开店或运营公众号的人，也常常在微信上工作。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开了几家餐厅，除了餐饮方面，他几乎所有运营工作都在微信上进行。他在一个群里与厨师们交流对菜品的想法和厨房的运营情况。他的会计在另一个群里向他汇报财务信息。还有一个群讨论的是其中一家餐厅的鲜花养护。（微信已在4月正式推出企业版。）把“全微信”模式用得最彻底的，要数英语教学公司Yoli。我周日见到的美国人詹姆斯——后来我知道他姓拉隆德，来自得克萨斯州——2011年来北京创办游戏公司。去年8月，他决定把自己对语言学习的兴趣与创业结合起来，创力了一家完全在微信上运营的公司。这个想法成功了；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微信。詹姆斯与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卢克·普里迪只见过两面。普里迪住在纽约，负责协调日益庞大的教师队伍。预约一次辅导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0秒。老师们的口头禅是“在沙滩上教学”；普里迪就曾经一边在泳池里漂浮，一边陪学员练口语。

　　周三，我需要到上海开一整天的会，对于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我开始犹豫不决起来。用手机APP购买火车票听起来可能并不是革命性的事，但在中国却是，我保证。过去，复杂的购票流程在指南书上都有提及，节前购票就需要更多技巧。打开微信后，我查了查火车时刻表，差点就打算订一张当天夜里的火车票，不过后来还是决定坐飞机。我还是无法摆脱对中国铁路系统的恐惧。

　　因为有了微信，北京已经与我2006年到2009年在这里居住时大相径庭。排队和等待的时间减少了很多，在银行尤其如此。以前干什么都需要现金。我的房租、账单、用餐和购物都靠现金支付。现在人们用手机支付（当然不都是用微信，但很大一部分是）。

　　现在也不那么容易迷路了。以前在中国坐出租车，我总是请司机打电话给我要去的地方，好确认一下位置。而这次在北京期间，我要拜访的对象都会在微信里分享地图上的位置信息，我把地图给司机看就行了。有一次我步行去采访，在我和采访对象的微信对话里，我打开了实时位置分享功能。她根据我在地图上的位置为我指了路。

　　没有人会不屑于用微信，也没有谁落伍到不用微信。家庭成员之间常常用它来保持联系。一名科技行业的高管告诉我，他的母亲80多岁了，什么事都要在微信上做；一名市场营销企业家说，他的父母不会用电脑，两个女儿只有3岁和5岁，但他们都用微信。

　　周四早上，我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我不喜欢自己的二维码。微信为我随机生成的二维码就像是一块包在蓝色糖纸里的糖果。我在个人信息界面点击了“换个样式”之后，它变得更糟了，一片吐司？一只猫？一辆粉色汽车？终于，某个算法为我生成了一个绿色叶片形状的设计。我决定采用。

　　我也放弃了在微信上使用信用卡。这张卡片在微信上‘是“被接受”的状态，我也设置了支付密码什么的，但我想微信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那就是本地商家很少能接受国际信用卡。微信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利。但至少对于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它还需要改进。

　　我绐一位在美国访学的中国朋友发微信，向他借钱。几分钟之后，他给我发了两个红包。微信红包以信息的形式出现，上面写着“恭喜发财，大吉大利！你收到了一个微信红包。”点击红包之后，我的微信钱包里就有了200元钱。

　　一般来说，中国人会在春节给晚辈和朋友发红包，或者给新婚夫妇，过生日的小孩发红包。但是现在，发红包变得太随意了，有时纯粹是为了好玩。

　　很难说微信的成功有多少来自伟大的战略，又有多少来自运气，不过，这个红包系统绝对是天才的创意。腾讯并不是第一家尝试电子红包的公司；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平台支付宝才是。但当微信在2014年春节前发布了自己的红包功能时，它在其中增加了游戏的元素。当你向一群人发红包时，手气最佳的人可以抢到最大的红包，有的人则可能会抢不到。显然，人们喜欢这种碰运气的元素，因为数据显示，微信钱包的用户数量在一个月时间内增加了1亿。目前微信钱包的用户总数是3亿。2016年春节，5.16亿人发出了320亿个红包。一天上午，我来到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数百名演讲者、20场峰会、音乐节——这是中国的“西南偏南”音乐节(Soucth by Southwest)，或者正在努力成为它。我穿梭在不同楼层参加会议，累得够呛，于是在二楼的咖啡馆买了一杯咖啡。这一次我准备好了用微信钱包付账，但这里竟然不接受微信支付。这可是一场科技大会。

　　笫二天，我回到会场，想与组织这次会议的企业联合CEO郝义聊聊。在电梯里，一名年轻女子看到我是外国人，跟我搭讪，解释说她的公司组织与外国公司的交流活动，希望扫一下我的微信二维码。“很高兴见到你！”她高兴地走出了电梯，没有告诉我她的名字，也没问我的名字。

　　因为在鸟巢举办的活动开幕式上忙到深夜，郝义的声音有些嘶哑。他与其他一些高管其同成立的重金属乐队CXO在开幕式上进行了首次演出。他让我看他的微信聊天列表：3015条未读信息。他说他一直靠发红包来感谢和激励在活动前连日加班的员工，每次发1000元的红包。他给我发了100元的红包来展示这个过程。我不太确定收红包的礼节是怎样的。他只是为了向我展示这个过程吗？我应不应该把钱还给他？最终我还了。

　　回到纽约之后，我加入了FitTime的微信训练营。群里的其他人似乎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包括身在艾奥瓦州的教练。我们首先是要做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把穿弹力紧身衣的自拍照发给陌生人，第二件事则有些尴尬，每次吃饭前都要拍照，还要一只手在盘子旁边握拳，好作为参照物展示餐盘大小。如果幸运的话，教练会发过来一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符号。她经常要提醒我遵守规定：比如不能吃泡菜，因为盐分太多，容易胀气。整件事都让人有一丝尴尬。但另一方面，我减掉了几磅体重，我还知道中文里“奇亚籽”三个字该怎么写了。而且，我现在天天上徽信。

　　摘自：《商业周刊/中文版》2016年第13期

　　文＝Dune Law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