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县令惊人的灰色收入

　　明代有一个政治术语，叫“守令之害”，也就是说，知府县令这类的地方官，通常都是地方一害。明代政治家赵南星对皇帝描述守令之害说：“ 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另一名政治家高攀龙则说，几乎每一任地方官都是携满民脂民膏与百姓的咒骂离去，所谓“民之视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驱出其里，亟须臾以为快。”

　　史称明代“官俸最薄”， 按照正规工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几乎不够正常生活。看起来做官没什么吸引力。但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因此，大部分地方官一来就搜刮一番，自然令地方百姓憎恶。

　　我们列出清官海瑞当过县令的浙江淳安县的“常例”收入看一看，在县令一项下有这些收入：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可以做为官吏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引每一百引收银一钱，共计五十两。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钱，共七两。催甲每里银一两。样漆一百觔。俸米每石折银一两。柴薪每一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份常例清单中有三项，即“知县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因为无法知道基数，所以无法计算结果。综算其余小项，大约可得白银2665两至2723两。

　　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三千两，如果按一两值二百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现值六十万元。国家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这笔收入还是一位奉公守法的知县的“合法”收入，尚未考虑其他人情往来。通常知县刚上任之际，会有一笔“迎接银”，知县离任之时会有一笔“送别银”。这两笔收入每笔也大约二千两左右。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

　　海瑞在淳安做知县时，写过一篇名叫《吏属》的文章，其中“朝觐”部分写道：“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朝觐年，也就是地方官到京城述职的年份，地方官正好乘此机会，带上各种金银财宝去巴结京官，为仕途铺路。所以，这个年份就成了京官的“收租之年”。海瑞是清官，两次朝觐，“旧例悉行禁革”，也就是不按规矩办。由于他提倡清廉办事，结果得罪了上面的官员，该升的官没有升成不说，反而被贬。

　　明代规定外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考核结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级官员向上级主动献纳“常例钱”就渐渐成了官场惯例。每到考成之年，县令除了公然贿赂京官外，在参谒知府时又必须送钱。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初明令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来两百年，这些常例陋规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全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文/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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