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钰和他的鉴识人生

　　从事多年刑侦工作，李昌钰之所以能赢得检控双方、法官、民众等各方的尊重与高度信赖，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独立公正的立场，“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普通百姓，我只用物证和科学说话”

　　2016年12月，在北京国宏宾馆举行的“第一期专家辅助人系列研修会”上，《方圆》记者见到了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这位78岁的“华人第一神探”被邀请来京，与国内众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及司法鉴定机构工作者们分享其60年从业经历，并传授鉴识科学的知识和技巧。

　　李昌钰的授课题目是“专家证人与法庭出证”，在近3个多小时的授课时间里，他一直笔直地站着，讲案例的同时还自设问答环节，有人答对了题目，他便从讲台处抛出一枚据说可以“辟邪”的个人勋章给答题者，每抛必中，百无失一。

　　课毕，李昌钰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去，西装外披一件卡其色福尔摩斯风衣，神探范儿十足。自2000年7月1日从美国康涅狄格州警政厅退休至今，“退而不休”“培养接班人”成了李昌钰近些年来生活的常态。虽说“能者多劳”，破案“仿佛是宿命”，但他也希望能有真正“金盆洗手”的那天，前提是再也没有让他技痒的疑难案件。

　　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李昌钰谈到近年来中国刑侦技术的发展，类似甘肃白银案等一批旷日持久的大案的侦破，离不开鉴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及运用。而李昌钰本人的鉴识人生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漫长的爬坡”：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台湾初入警界的小伙，后来选择去美国从事鉴识科学的研究，曾经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只靠自己慢慢摸索，成就了传奇的“神探”人生。在这个过程里，李昌钰是国际鉴识科学兴起的见证者，也是参与人。

　　康州第一起仅凭物证破获的案件

　　1979年夏天，美国康涅狄格州伯灵顿城，12岁的初中女孩凯瑟琳被父母送到附近的游泳夏令营学习游泳。她每天课程结束后骑脚踏车离开学校，下午2点半可以到家。但是案发那天下午3点40分，凯瑟琳还是没有到家。她的妈妈向学校及凯瑟琳的同学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她按时骑着脚踏车离开了学校”。

　　感觉不对劲的凯瑟琳妈妈报了警，警方动员了二三百个志愿者全城搜索，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直到第二天，在离夏令营不远的树丛深处，一个消防员发现了一具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女孩尸体，经凯瑟琳父母指认，这具尸体正是失踪的凯瑟琳。

　　接到康州警政厅打来的求援电话后，李昌钰迅速赶往现场，彼时他的身份是康州警察法庭科学实验室的首席鉴识专家，负责并参与整个州的刑侦鉴识工作。

　　当李昌钰到达那个“已布满不同脚印、尸体头部及衣服也都被动过”的凌乱现场，他意识到了今后工作的艰巨性。

　　四年前，刚拿到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李昌钰放弃了去哈佛、伯克利等名校的机会，不顾导师的反对，选择去纽黑文大学从事当时还很冷门的法庭鉴识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之所以答应康州州长的请求出任康州首席鉴定专家，是因为对方许诺给他充足空间并助他完成推广鉴识科学的志向。

　　然而，李昌钰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复杂的凯瑟琳案。当时刑侦科学非常不被重视，许多案件的现场经常会被前来围观的民众、第一批到达的警员甚至一些前来督察破案的上级官员破坏，而李昌钰也只能尽己所能，“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距离国际上DNA技术第一次用于刑事侦查还有5年之远，李昌钰就已经可以熟练利用物证和当时的科学条件破开迷案。

　　李昌钰在烧焦的尸体阴部找到了精液，精液测试结果显示犯罪嫌疑人为B型血。随后，他又在保存完整的尸体下面发现了几根毛发，通过微物鉴别技术，检验报告显示是白人阴毛。他们还收集了一些土壤及其他物证，鉴定出当时的助燃物是无铅汽油。紧接着，李昌钰等人又从绑住凯瑟琳手脚的鞋带上的红色油漆、鞋带的尺码及利用最新激光仪与荧光试剂找到的凶器小刀上的残缺指纹这些环环相扣的物证出发，最终找到了16岁的凶手罗纳。

　　罗纳最后被法庭判处30年有期徒刑，法官在宣读判决书时，特别感谢了李昌钰以及刑事鉴识科学对案件的贡献。而凯瑟琳案的成功侦破，也是康州历史上第一件仅凭物证便破获的案件，这给了李昌钰及其所在的州法庭科学实验室鼓舞和激励，证明了鉴识科学在刑侦工作中的巨大潜力。

　　最早在美国组建鉴识科学团队的华人探长

　　和中国的情况一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鉴识科学对于美国警方来说，也是一个新鲜词儿。

　　那时，美国虽然有越来越多的高等法院案例限制警察用刑讯的方式来取得口供，并慢慢开始重视鉴识科学的作用，但具体到各个州，比如李昌钰所在的康州，他们给当时“少得可怜”的具有博士学位并有实务经验的鉴识专家的待遇却十分有限。

　　1979年，李昌钰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并担任康州首席鉴定专家，带领着一个化验室团队。可那时他的年薪却只有1.9万美金，比起他在纽黑文大学教书时的3.5万美金年薪差了很多。他去了那里才知道，所谓康州的刑事科学实验室，实则是由一间男厕改装而成，里面只有一台老旧的显微镜与一些基本的化验工具，而他的团队成员，2名警官与17位警察，全是因为受了公伤而无法继续在外巡逻，被丢到化验室养老、等着退休的老弱病残人员。

　　更让李昌钰觉得无奈的是，这些警员能够从事科学检测的人寥寥无几，他的文书专家眼睛竟然看不见；他的声纹人员耳朵有些毛病；他的血液专家则是每次一见到鲜红色的血液，身体就抖个不停。

　　“世上办法总比问题多”，李昌钰想了一些办法。文书专家虽然眼睛不好，但是听力出众，李昌钰就训练他做声纹鉴定；声纹人员则被训练去做文书鉴定；至于见不得血的血液专家，经过数月的心理训练，也能胜任血迹检验工作了。这些原本没人理会的“老弱残兵”，通过学习与训练，后来都成了业内相当知名的鉴识专家。

　　1986年，康州发生轰动全国的“锯木机杀妻案”，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的丈夫销毁了所有能销毁的证据，并凭借自身从业经历顺利通过了警方的测谎实验，但李昌钰和他的实验室团队凭借他们在床底发现的红褐色小血点以及从抛尸湖泊里收集到的56片碎人骨、2660根头发、3盎司肉块和一颗牙齿，准确测出了被害人的DNA。随后，警方又在冰湖内捞到一个编号磨损的电锯，李昌钰利用化学方法对其编号进行显形，查明丈夫是电锯的拥有者，最终抓获了这名真凶。

　　李昌钰和他的实验室团队凭借鉴识科学侦破了大量案件，这使得他迅速成为全美知名度最高的警界精英之一。

　　从“鸡骨头破案”看DNA技术的发展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庭科学的逐渐受重视和被推广，美国的许多执法机构已经陆续拥有了先进的现场勘查技术和优秀的技术人员，而许多案件的最终侦破，也往往借助于那些在犯罪现场确定或者发现并被正确记录下来的、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细节信息。

　　1993年1月8日，一场雪夜里的疯狂屠杀发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帕拉丁市的一家布朗餐馆内，7名值夜班的店员被人残忍射杀，尸体被隐藏在餐馆的冷冻间和冷藏室内。案发后，当地警方立即介入，并同当地法庭科学实验室的调查人员一起，对犯罪现场进行了保护，他们用专业的法庭科学技术采集指纹，测量喷溅型血迹，采集化验标本，对尸体进行拍照，并记录了所有的现场数据。当时被采集的物证包括一个垃圾桶塑料袋里的鸡翅膀和一张餐巾纸，虽然勘查人员不确定这些东西是否有价值，但还是将它们收集起来，冷冻以备日后所用。

　　后来，伊州警方动员数百名警员进行侦查，还有联邦调查局探员也加入侦查，一年之后还是找不到凶手及线索。1994年1月，李昌钰应帕拉丁市警察局和地区检察长邀请，帮助专案组检查物证、重建现场。

　　在查看物证时，李昌钰发现了那个被啃掉的鸡翅膀，他猜测，如果运气好的话，鸡翅膀上应该可以提取到DNA。“在啃鸡翅的过程中，人会将唾液留在鸡骨头上，唾液中含有人的口腔上皮细胞，而口腔上皮细胞中含有细胞核DNA。”

　　说到DNA技术，1984年，亚历克·杰弗里斯爵士在英格兰莱斯特郡第一次将DNA技术用于刑事侦查。在这之前，生物学证据主要依靠以ABO血型为主的血清学技术进行检测，但是这种检测结果只能缩小嫌疑人的范围，或者排除某一特定嫌疑人。李昌钰意识到，DNA技术将会给法庭科学带来巨大改变，他在自己实验室里率先运用起新兴的DNA检测技术来复查那些陈年旧案里的生物学检材。

　　“鸡翅膀案”发生时，DNA检测技术只能采用RFLP（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法，这种方法对DNA标本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极高，标本数量较少时，该技术很难成功运用。案发当时，鉴识人员只从鸡翅膀上提取到极少量DNA，所以没能获得鸡翅膀上所留唾液的DNA分型。

　　直到1998年，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面世，这一技术可以对极微量的DNA进行准确的复制而得出检测结果，李昌钰正是运用这一技术获得了鸡骨头上的DNA分型，为该案的最终破获迈出了关键一步。

　　2002年，“鸡翅膀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受到逮捕，警方利用李昌钰当年提取的DNA样本与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血清样本进行比对，结果表明，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鲁拉的DNA分型与当年案发时没吃完、倒进垃圾桶的鸡翅膀上提取的DNA分型一致。

　　从1993年1月案发，到2002年犯罪嫌疑人受到逮捕，再到2007年8月第一个犯罪嫌疑人被法院定罪，经历了整整14年的时间，案件的背后是DNA技术发展的过程。

　　也擅长血迹检验和现场重建技术

　　除去微物检测及利用DNA技术，血迹检验及现场重建技术也是李昌钰的强项。

　　在著名的“夏威夷警察局长杀妻案”中，李昌钰通过对车内驾驶座、仪表板、天花板等处喷溅血迹的检验分析，发现这些血滴多属于中速的血迹喷溅痕，是遭受打击或者敲击产生，而非普通的交通事故所致，从而揭开了警察杀妻后伪造车祸的真相。

　　2004年，李昌钰在侦办台湾“3·19”枪击案的过程中所展现的精湛现场重建技术，让人叹为观止。为还原陈水扁及吕秀莲遭枪击现场，李昌钰和他的弹道专家带来了ALS（另类光源科技）工具，利用这个特殊的透光工具，可以探测到已被清洗过的血迹，甚至能够穿透血迹上面覆盖的油漆等杂质检测出血迹，还可以检测到人类皮下瘀青、咬痕、药物残留物、体液、骨质等。

　　在进行枪击现场重建的时候，李昌钰使用“铜元素激光瞄准法”进行弹道轨道重建，而彼时的台湾警方在对枪击现场进行重建时使用的还是费力不讨好的“拉线法”。

　　在查看了陈、吕二人的伤口记录并研究了弹头和弹孔后，李昌钰从铜制弹头上检验到了吕秀莲的DNA，从铅质弹头上检验到了陈水扁的DNA。并从铜弹底部发现了玻璃粉，判定铜弹是打穿吉普车防风玻璃的那颗，而在铅弹上检测出三种颜色的纤维，后证实这三种纤维分别与陈水扁当日所穿的内外三件衣服相符。这些鉴定结果证明了陈、吕二人伤口确系枪伤，从而停止了人们对陈、吕二人是自导自演争取选票的议论。

　　有人曾因此事质疑李昌钰的政治立场，李昌钰回应，“子弹就是子弹，科学不论党派”。从事多年刑侦工作，李昌钰之所以能赢得检控双方、法官、民众等各方的尊重与高度信赖，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独立公正的立场，“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普通百姓，我只用物证和科学说话”。

　　鉴识技术的发展使破案从不可能成为可能

　　作为一名将推广鉴识科学当成是一生所愿的专家，李昌钰时刻关注鉴识科学每一步的发展。“进入21世纪，人口流动增大，城市呈立体式发展，刑侦技术也适应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昌钰说，“举个例子，犯罪现场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现场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在21世纪的当下，犯罪现场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例如，美国‘9·11’事件的现场，就是整个曼哈顿；而现场也有可能是一根毛发、一些花粉、一片雾霾。”

　　李昌钰认为，“物证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除了脚印、指纹、DNA等，每个现场都有‘临时型’物证。例如通过观察火灾现场的火是什么颜色，立刻就可以判断燃烧物是什么。火光是黑红色，大概970摄氏度；樱桃红的火，1300度；黄色的火，1800度。假如是白色的火，例如天津爆炸案中的火，就至少有2300度了，说明燃烧物为高纯度的化学品，非常危险”。

　　而新技术的出现，也为侦破刑事案件提供便利。“例如多波段光源、地质雷达等新的现场勘验仪器的出现，使人们可以更全面地对现场物证进行搜集。”

　　“这些年，DNA技术也越来越发达，第三代DNA技术已经发展到STR（短串联重复）技术，只需极少的标本和时间便可取得完整的信息反应。甘肃的白银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DNA技术的发展使得案件的侦破从不可能成了可能”。

　　“物证找到了，没有犯罪嫌疑人也无法进行比对。我们现在发展了大量的资料库，DNA的资料库、指纹的资料库、枪弹的资料库等，在没有明确的嫌疑人的时候，可以把物证和资料库里的资料进行比对，来找到嫌疑人”。

　　“CCTV（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手机、车辆的GPS定位系统等‘无形人证’，可以让我们迅速找到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车辆等。例如2013年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爆炸案件，当时的‘无形人证’就是手机拍摄到的一张照片，照片虽然很模糊，但是从照片上我们发现了两个鼻子很大的背着背包的人，然后又从背包找到了这两个人”。

　　“信息泛滥时代，从信息中也可找到情报。无论是恐怖分子要学做炸弹而上网产生的信息还是诈骗电话从哪里拨出来、转了多少国家，一样能找到。这些情报和现场、物证、人证等联系起来，便成为侦破案件的基础”。

　　目前，李昌钰还在密切关注线粒体DNA技术的发展，“与核DNA存在于细胞核中不同，线粒体DNA存在于细胞壁中。比起核DNA，线粒体DNA检测结果虽不够全面，但它具备不易降解的特性，存活时间长，在一些陈年旧案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通过DNA技术形成的证据常被认为是“证据之王”，被人们赋予至高无上的可靠性。但李昌钰表示，即使有如此坚实的基础科学为支撑，如果辩护律师从生物学标本保存不当等角度对其可靠性进行抨击，也往往会让陪审团产生合理怀疑。例如他曾经参与侦查的“辛普森杀妻案”，即是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使其无罪获释。

　　李昌钰还谈到鉴识科学的未来，无论如何发展，一定是以科学为基础，通过侦破案件来保证人们的安全。鉴识科学的未来可能不会像美剧《疑犯追踪》的“人工智慧”里，“通过遍布各个角落的CCTV对人们进行追踪和分析，提前锁定即将犯罪的人，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那只是一种设想，科学就是科学，要与案件实际相结合。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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