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陶渊明

　　家世·夫人·孩子

　　鲁迅说过：“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想要认识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非了解他的家世和家庭不可。

　　陶渊明（365—427）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他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259—334）是两晋之交的风云人物，建立过很大的功勋，后来官至东晋大司马，封长沙公，堪称位极人臣。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见于《晋书·隐逸传》；父亲据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引据陶茂麟《家谱》所记，名逸，官至安城太守；而民间所藏陶氏宗谱或谓其人名“敏”，官至姿城太守。记载略有出入，而其人曾任太守一事则基本一致。这应当是可信的。陶渊明说过，他的父亲“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前一句表明其人曾登仕途，后一句用典故表彰他老人家意态潇洒，或出仕或下台，都无所谓（《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因为父亲去世比较早，陶渊明小时候比较清苦。

　　在陶侃的后代中，陶渊明这一支为小宗，到他这一代尤有破落之势，但他的感情仍然完全是世族式的，只是多了些破落户的感慨，集中地见之于《赠长沙公》诗，又见之于《命子》诗——当陶渊明的长子俨（求思）出生时，陶渊明历叙自家祖先显赫的历史，叹息自己这一辈的衰落，希望儿子以圣贤为榜样，长大以后光大门楣，诗中纯然一派破落世族的口吻。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坛上的作家“首先还得求之于破落户中”。近现代如此，古代大抵也是如此。

　　陶渊明的母亲孟氏是名士孟嘉的女儿，而孟嘉乃是陶侃的女婿，这两家亲上做亲。这种情形在讲究门阀的中古时代非常多见。

　　孟嘉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先事庾亮，为庐陵从事、劝学从事，后事庾翼，终事桓温，为长史，关系非常密切。二庾和桓温都是那时权势很大的人物，桓温有不臣之迹，孟嘉的地位自然也就很不一般。他如果不是死得比较早的话，将在政坛上扮演更大的角色。

　　隆安五年（401）冬天渊明母孟氏去世，他立刻从官场退出，回家守制。他此前本在桓温之子桓玄手下任职，而在渊明退出政局后，桓玄带兵东下，稍后夺取了皇位，而又很快失败被杀。陶渊明因为居丧没有卷进这一番变化折腾之中。

　　除了生母孟氏，陶渊明还有一位庶母，生有一女，后来嫁给武昌程家，陶渊明称为程氏妹。程氏妹的生母死于太元元年（376），当时陶渊明十二岁、程氏妹九岁。这小女孩后来由主母孟氏带大，她同陶渊明关系非常好。程氏妹死于义熙元年（405），听到这个噩耗后陶渊明立即抛弃了彭泽令的官位，跑到武昌去奔丧，然后就回老家柴桑去隐居了。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当然不完全在于此事，但这根导火线也的确大有关系。陶渊明后来为她写了祭文。

　　陶渊明有不止一位叔叔，其中最为知名的叫陶夔，官至太常、尚书。还有一位叔叔不知其名，早死，其妻是陶渊明母亲孟氏的妹妹，于是她就带着儿子陶敬远到陶渊明家来，一起艰难度日。陶渊明与这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堂弟兼表弟像亲兄弟一样关系密切，曾为之写过一首诗《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到义熙七年（411）敬远死，陶渊明写了内容丰富、情文并茂的《祭从弟敬远文》。渊明还有一位从弟仲德也死得比较早。

　　十年之中，陶渊明先后失去好几位亲人，心情很沉重，深感人世沧桑，变幻无常。

　　先前陶渊明出仕时，对他帮助比较大的是外祖父孟嘉和叔叔陶夔。孟嘉是桓温的亲密助手，陶渊明青年时代的初仕以及后来在桓玄手下任职，大约都跟他是孟嘉的外孙有关，虽然老人家已经去世，仍然可以在冥冥中发挥作用。照顾大人物的亲属，这是一种中国传统。

　　陶渊明最后出任彭泽令，主要依靠叔叔陶夔的力量，《归去来兮辞》的小序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这里直截了当地说起“家叔”这一条关系学的链条。陶夔时任尚书，陶渊明动用过这种关系，但他后来不再依靠门第，毅然决定退隐躬耕，过清贫的生活，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陶渊明有过两次婚姻，其前妻不知姓什么，其人去世甚早，大约二十多岁，那时陶渊明也就三十岁，早逝的具体原因亦复不明。渊明有一句诗道“始室丧其偏”，关于他的这位第一任夫人，我们一共就只知道这么五个字。

　　陶渊明的第二任夫人姓翟。据说翟氏人品高尚，同丈夫很和谐，“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可是晚年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室无莱妇”，刘向《列女传》记载老莱子之妻比她丈夫水平更高，坚决主张自力更生，不为人所制，老莱子听了她的话才不复出为官——对翟氏的评价好像并不甚高。大约翟氏起先不大赞成他抛弃官职回老家归隐。即使事情是如此，也还可以理解。一旦归隐，原先体制内的待遇就失去了。有几个夫人愿意丈夫如此？

　　当渊明出任彭泽县县令的时候，有三顷公田作为他的俸禄。陶渊明打算全都种上适宜酿酒的秫（黏高粱），他有诗云：“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酌。”对这一种植计划夫人提出抗议，强调必须种些粳稻，一家人要吃饭呢。陶渊明做出让步，拿二顷五十亩种高粱，五十亩种水稻。陶渊明当了八十几天彭泽令就自行罢免了，计划中的秫和稻大约都没有拿到手。要叫翟氏一点意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无米之炊，不好办啊。

　　好在后来她还能面对现实，同丈夫一起自力更生，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成为一对劳动夫妻。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俨（小名阿舒）、俟（阿宣）、份（阿雍）、佚（阿端）、佟（通子），分别出于前妻和续娶之妻。这些小家伙的共同点在于都不肯好好学习，陶渊明在作《责子》诗中一一点名予以批评，但态度很温和，最后甚至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看来陶渊明远非严父，而是很温暖的慈父。当然他也望子成龙，但并不勉强孩子们读书。这样通达的家长古今皆不多见。在中古时代，凡世家出身者没有不希望后辈继承祖业并发扬光大的，陶渊明当然也曾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当长子陶俨出生时，陶渊明作《命子》诗，希望儿子长大成才，但该诗到最后却说“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他一向不勉强下一代如何如何。这是他的旷达之处，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翟氏对此事的态度史无明文，她恐怕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拨乱反正，何况丈夫满腹诗书又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夫耕于前，妻锄于后”？

　　陶渊明很爱他的孩子们，既不逼他们成才，也不打算给他们留下多少财产。他本人因归隐而失去官俸，以后只能过紧日子。先前汉朝有一位疏广，曾经当过太子太傅这样的高官，退休时皇上颇多赏赐，他回家后一味请乡亲们喝酒吃饭，打算把钱都花光，不留给子女——他主张子女不依靠先辈的庇荫，自力更生，过普通人的生活。陶渊明作《咏二疏》来歌颂他，其意直指当下。陶渊明的五个儿子后来皆默默无闻，这又有何不好。鲁迅有一条遗嘱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他也正是陶渊明型的旷达一派。

　　“乐琴书以消忧”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说：“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可知他归隐后有两大生活内容：读书和抚琴。

　　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古代士人在当官从政以外的两大基本点，当然一般来说只能是业余的；而陶渊明离开官场以后，这两点仍为业余，他更多的时间用于干农活、喝老酒、赋新诗。

　　陶渊明弹琴的水平大约不算很高，同先前的高手、大名士嵇康不能比。而且《晋书》本传甚至说他“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更早的《宋书》本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简略一点。

　　这样看来，陶渊明家是有一张古琴，琴弦弊坏，亦不复更张，没有办法弹了；有时便象征性地抚一抚，聊以寄意而已。

　　这大约可以看成是他深通玄学的表现。设筌的目的在得鱼，得鱼即可忘筌；因此得意即可忘象、忘言；同样的，意既已寄，也就可以不管那琴上弦和徽的情况如何了。达到预期目的乃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手段不过是手段而已，比较不那么重要。弹有弦之琴可以寄意，抚无弦之琴也可以寄意，意既已寄，则弦之有无大可忽略不计。

　　想通这个道理至关重要。将手段当作目的很容易使人异化，例如“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话未尝无理，渊明也曾为归隐而筹款，但他的目的不在成为大款，而是为了安排好归隐后的生活，为了精神上的平静和愉悦。他的抚无弦琴也是为此。我们当然不必弄一张什么古琴挂起来附庸风雅，冒充魏晋风度，但有一点超越物象、寄意空灵的意思恐怕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可以省却许多烦恼，平添一段风流。

　　不过陶渊明郑重其事地安排一张破琴放在家里，总是一件怪事。他曾自称“少学琴书”，作品里也常常并列地写下“琴书”二字，可见他是会操琴的；而后来竟然弄到“弦徽不具”，据此或可以推测，他大约不甚精于此道，成年以后特别是隐居之后，就将此事高高挂起了。我们自己小时候也学过一点琴棋书画，因为不精，又没有持久的兴趣，渐渐忘却；后来在尘俗里摸爬滚打，为时既久，更干脆不玩了——古人或者也有类似的情形；而高人也无须一味高雅，为豆苗锄锄草即足以见道，这也就是后来禅宗之所谓担水劈柴亦含禅味。陶渊明即使真的“不解音”，也不妨其为绝顶高人，正如酒量很差的人也可以是一位名士一样。俗务之中也可以有高级趣味——是否高人名士，主要看他有无洞见和玄心，而不在于其器乐演奏的水平如何。

　　关于此事颇有不同的看法。可惜谁也没有见过陶渊明的那张琴，有关的讨论争议恐怕只能不了了之。

　　陶渊明的读书也自有其特色。他曾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讲了三条：一是真心爱好，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争取其他眼前的功利；二是不钻牛角尖，不卖弄学问；三是确有领会，每当读书充了电，一高兴，饭也忘记吃了。

　　这里最要紧的是最后一条，读书要“会意”，要有自己的领悟。要了解这种境界，不妨看他的两首诗，一是《读〈山海经〉》十三首的第一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讬，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一旦有了时间（“既耕亦已种”）就迫不及待地来读书，感到非常快乐（“不乐复何如？”），而且多有体会：下面的十二首诗就都是他读《山海经》一书的体会、感想。

　　另外一首是《移居》二首的第一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可知他曾自发地同邻居中的“素心人”开小型学术讨论会，探索书中那些有“疑义”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之所谓“不求甚解”决非囫囵吞枣，只是不去瞎动什么急转弯的脑筋罢了。此其所以为高人也。

　　陶渊明读书的收获，反映在他创作的诗文当中，也表现在于他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

　　自传与自祭文

　　现在写自传的大抵都是名人，往往很长，一般不写单篇文章，总是整本的书，甚至很厚的一本书，将自己如何成名，如何结婚，如何离婚，如何了不起，又如何如何，一一详细道来。然后签名售书，到处送人。

　　古人写自传没有这么长，也较少自鸣得意的意思，大抵重点在于写出自己的特色，说明自己都看重些什么东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就是如此：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酬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份精神自传的正文讲了几点：自己的性格、关于读书、关于饮酒、关于写作，总之自己虽然很穷，却一向自得其乐。后面的“赞”将自己同古代的贫士黔娄相比，《列女传》载：“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馀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锺，先生辞而不受，是有馀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人本事很大，可以当宰相，但他不干，宁可穷困潦倒而毫不在乎。陶渊明大约还不像他那样穷，他出任过几次小官，平时生活尚可，只是到晚年才真的穷了，而他的心同古代高尚的贫士黔娄是相通的。

　　《五柳先生传》不知作于何年，而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写了一篇《自祭文》，总结自己的一生，其中有些内容与《五柳先生传》遥相呼应，他平静地写道：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也是说自己的贫困与宠辱不惊的平和心态，其中的“酣饮赋诗”一句介绍自己的平生两大生活乐趣，总结得很准确，人生实难、死而无憾这一层意思也说得很好。“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这几句归纳自己亲近自然，心平气和地从事农业劳动，大有特色——他的躬耕在隐士中是不多见的。《五柳先生传》没有提到参加农业劳动这回事，凭这一点来推测，该份自传似当作于归隐之前，甚至还在他的青年时代。

　　顾农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